弗里敦

来自女巫蒂图巴的声音新学院文学奖

发布时间:2021/9/23 16:29:51   点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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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yseCondé

年诺贝尔文学奖因女院士的丈夫卷入丑闻而暂停评选。诺奖宣告停摆后,瑞典作家帕斯卡里度发起百余名文化界人士组成“新学院”评委会,组织颁发新学院文学奖作为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替代奖。该奖最终授予法属瓜德罗普作家玛丽斯·孔戴(MaryseCondé)。授奖词称,这位法语区作家通过她多产的创作,在碎片式闪光而斑驳的历史中,以多重身份讲述了黑人世界的苦难与神奇。她是大西洋黑人族裔最诚实的纪录者之一。

走出加勒比

加勒比海上星罗密布的群岛,曾被统称为“西印度群岛”,这个名字源自探险者哥伦布至死都不愿承认的美丽错误。今天,“西印度群岛”在法语中已十分罕用,法国人通常称之为“安第列斯”(lesAntilles),这其中包括一系列与法国有着深厚渊源的岛屿和海域:海地、圣马丁岛、圣巴泰勒米岛……而瓜德罗普和马提尼克两岛一直是法国的完全主权领土,即海外省,如同布列塔尼或科西嘉是法国的省份一样。年,玛丽斯·孔戴出生于瓜德罗普——那个蝴蝶形状的岛屿。她是家中最小的女儿。其时大萧条和战争阴云已密布欧洲,而远在天边的加勒比海小岛仍继续着它缓慢而单调的节奏。

自17世纪法国人赶走西班牙人建立殖民据点以来,瓜德罗普虽数度被英国短期插手,但大多数时候仍处于法王和后来的共和国政府治下,法语在这个岛屿已通行三四百年。与法语并行的,是强大的文化同化政策,小玛丽斯在学校的课本里读到的全是“我们高卢人祖先”、“法兰西民族诗人雨果”等等。“殖民地”的说法无人提及,“奴隶制”一词更是闻所未闻;年革命彻底废奴之后,贩奴和蓄奴成为小岛历史的最大禁忌。

但是矛盾并不因此而消失。玛丽斯的母亲是岛上第一位通过资格考试成为小学老师的黑人女性,母亲在家里说法语,也要求孩子们说法语。而岛上最常用的语言是克里奥尔语,这是除极少数纯法国白人家庭外,绝大多数民众日常使用的口语。“克里奥尔”一词的本意是“造出来的”,它并非某一种语言的名称,也不是方言,而是由两种或两种以上语言混合而成的嫁接语言的统称,中国的“洋泾浜英语”就是类似的现象。克里奥尔语广泛存在于美洲、澳洲、亚洲和非洲的前殖民地区域。

瓜德罗普的克里奥尔语融合了法语和黑人的部族语言,在长期的拓殖过程中,也掺杂了西葡人、英国人、荷兰人的语言词汇,19世纪大量涌入的印度劳工带来的词汇也杂糅其中。玛丽斯依稀感觉到本地文化与法国文化的差别,也模糊感到黑人、混血人与白人的差别,但这些如同她自己所言并没有什么更深的“所指”,只是一些自然的符号,那些更复杂的意义和严酷的秩序,隐藏在贫富区分的表象之下并未显现。

令她焦虑和反叛的,是另一些更真切的青春期问题和家庭给她带来的窒息感。在被她称为“萌芽中的黑人资产阶级”的家庭中,父亲参股一家小银行忙于创造财富和提升自己的社会阶层,母亲则一心让孩子们学习更“高级”和“正统”的文化——纯粹的法国文化。父母常常嫌弃这些人、看不起那些人,与人交往也总带着预设的界限,小玛丽斯虽不能完全理解那背后的一套森严等级,但已十分厌恶这种狭隘的意识、岛民小社会的保守压抑,她渴望自由,渴望更广阔的世界。

安第列斯诸岛不乏诗人和作家,生于瓜德罗普的圣琼·佩斯,马提尼克岛的艾梅·塞泽尔、弗朗兹·法农、爱德华·格里桑、圣卢西亚的沃尔科特、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奈保尔……他们都从这些岛上走出去获得了世界声誉。玛丽斯于十六岁那年来到法国本土求学,在巴黎费内隆高中读文科预科班。正是在巴黎,玛丽斯第一次感到,自己与其他人如此不同——不必说她的肤色和特殊的口音在巴黎左岸资产阶级子弟云集的学校课堂上引起的别样目光,即便在地铁车厢里,邻座的小女孩也会哭着抓紧母亲的手说,“妈妈,我不想坐在黑人旁边!”有些法国人出于善意,怕她听不懂更复杂的句子,会特意跟她说简单的儿童用语,而这种简单儿语,在法语中不就叫作“小黑鬼话”(lepetit-nègre)吗?对于素有自信的优等生玛丽斯来说,这种痛苦造成了激烈而持久的内心震荡。海岛上长年同化政策小心翼翼装扮的假象,一夜间灰飞烟灭。

在《玛丽斯·孔戴访谈录:作家及其时代》(NouveauxentretiensavecMaryseCondé:écrivainettémoindesontemps,)中,玛丽斯讲到了两件对她影响很深的事。

其一,费内隆高中的一位女老师注意到她的尴尬处境,有意识地让她做一个关于“安第列斯”的主题研究和发言。玛丽斯第一次发现,自己对安第列斯是如此无知。在祖父的建议下,她阅读并研究了约瑟夫·泽贝尔的《黑鬼棚户街》(JosephZobel:LaRueCases-Nègres)——瓜德鲁罗最早描绘劳工生活的本土小说,在书中她读到了一个全然陌生的世界,而在此之前,故乡只是从父母的小轿车车窗看出去的小岛风光。

其二,因为与让·布吕阿(JeanBruhat)的女儿成为同窗好友,她认识了这位著名的研究法国工运的历史学家,并从这对父女那里学到了“殖民主义”、“掠夺”、“身份”、“起源”等概念的复杂含义。他们第一次跟她谈到了奴隶制,这是玛丽斯从小生活的环境中一直讳莫如深的话题,她为自己惊人的无知而羞耻,并终于明白为什么安第列斯生活着如此多的黑人,他们起源于哪里。这一思考,让她发现了“新大陆”:非洲。

玛丽斯很快接触到巴黎的黑人大学生群体,他们之中多数来自法属西非和赤道非洲以及北非马格里布地区。与安第列斯的学生相比,他们更为活跃,对政治议题也更加积极敏感,已经开始讨论民族独立的问题,认为这是解决非洲问题的唯一途径。革命、平等与人的解放,这些思考让玛丽斯开始大量阅读“非洲在场”出版社(PrésenceAfricaine)的书。这家出版社由早一辈黑人大学生在巴黎创立,并出版有同名刊物,聚集了最重要的法语黑人作者:塞泽尔、桑戈尔、比拉戈·迪奥普、蒙戈·贝蒂等,还有关于非洲的人类学和文化史学者,并得到纪德、萨特、莱里斯等人的支持。塞泽尔的《关于殖民主义的讲话》和法农的《黑皮肤白面具》对玛丽斯来说,不啻于一场洗礼。

非洲十年

年,让·热内完成剧本《黑鬼》。剧本讲述在一个殖民地小村子,一位白人女性被杀害,在开庭审理的前夕,一群黑人土著私下预演了一遍审判过程,一半人扮成审判席上的白人法官,另一半人扮成被审判的黑人自己。热内和导演罗杰·布朗计划整出戏全部使用黑人演员,扮成白人的黑人脸上涂上白粉来演出。这在当时可谓惊世骇俗——伪装、面具、角色倒置,对谎言和既定身份的彻底颠覆,这出戏成为思考权力压迫和身份政治的经典之作。

玛丽斯对这出戏十分着迷,并结识了出演男主角阿希巴德的几内亚青年马玛杜·孔戴,她很快与马玛杜恋爱结婚。这段婚姻未能持久,但给玛丽斯的一生打上深刻的印记——她始终保留了第一任丈夫的姓氏:孔戴。玛丽斯·孔戴是她作为写作者的名字,也是让她取得世界性声誉的名字。更重要的是,这段婚姻让她走进非洲,让她寻得自己的起源。从年至年,她相继在科特迪瓦、几内亚、加纳和塞内加尔工作和生活,其间除了去伦敦为BBC做非洲文化评论节目两年,她一直待在西非,在这里度过了十年的宝贵时光,这些经验成为她日后研究和写作的基石。

这期间她接触到丰富多样的本地部族语言和口语文学传统,她对西非地区的古老部族班巴拉人、富拉尼人、约鲁巴人的语言和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开始研究在白人殖民者到来之前的黑人所建立的王朝历史。她也发现了安第列斯黑人的文化习俗源自何处,他们的故事传说、婚丧仪式、音乐舞蹈、甚至思维与性情,都与眼前的土地自然融为一体,她感到一种奇异的回归,她为自己是黑人而自豪。

与此同时,非洲十年,她经历了政变、迫害、流亡、婚姻的破裂。从民族独立后新兴国家的种种社会问题、腐败苛政到日常起居的艰苦恶劣,所有这些让已成为年轻母亲的她疲惫不堪。而她的婚姻也终于无可挽回,她爱上的是《黑鬼》中的阿西巴德,而现实中的马玛杜根本不是那个舞台上的英雄,他害怕政治,讨厌危险,夫权主义,不喜欢妻子的朋友圈,禁止她交往那些共产党异议份子。年,玛丽斯离开加纳来到达喀尔附近的考拉克,在当地法语中学工作,这是她在非洲的最后一年。也是在这一年,她遇到了来自英国的教员理查德·菲尔考克斯,她的第二任丈夫,她所有书的英译者,她至今的忠实伴侣。

写作生涯

年,玛丽斯·孔戴同理查德回到巴黎,她开始为“非洲在场”出版社工作,任编辑、书评人并组织讨论会。与此同时,她在索邦大学完成了硕士论文《班巴拉、约鲁巴、安第列斯谚语比较研究》,之后又完成了博士论文《安第列斯文学中的黑人形象套路》,师从艾田蒲教授。

在工作与研究中,玛丽斯认识了一批重要作者,尤其是德奥菲尔·奥班加,著名的塞内加尔语言学家和古埃及学专家,正是他和安塔·迪奥普提出了埃及文明是黑人文明的命题。玛丽斯列席了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开罗举办的著名关于古埃及文明的人种学讨论。奥班加和迪奥普为自己的假设进行了有力的辩护,在历史和考古学界轰动一时,最终达成了埃及文明多种起源论的共识。在这次会议上,玛丽斯认识了很多美国黑人学者,随后她开始了在美国的旅行。离开巴黎拉丁区的知识分子圈,她观察到更广阔的世界,接触到一批黑人作家和民权运动人士,其中很多是女性,从纽约的哈莱姆区到加州的黑豹党集会,她的思考与世界范围内“离散的黑人”联系在一起。所有这些生命经验给了她强烈的言说的欲望,她一发不可收拾地投入了写作。

她先出版了两个剧本,之后出版了在非洲期间写作但未曾发表的第一部小说《Hérémakhonon》(科特迪瓦马林凯语“等待幸福”的意思)。这是一部带有强烈自传色彩的作品:安第列斯女子维罗妮卡满怀憧憬来到非洲,追寻自己的根基,而最终找到的只是贫穷、暴政和资产者的腐败。她的爱人也站到了对立的阵营。面对想象中和现实中的两个非洲,她最终选择了逃离。这部作品最初反应平平,后来改名为《等待幸福》再版,逐渐获得越来越高的评价。

-年玛丽斯连续出版的两卷本历史小说《塞古》,在大量史实的基础上,重现了塞古的班巴拉王朝家族兴衰的故事。《塞古》让玛丽斯·孔戴一举成名,这本书也被评论界称为“一部真正的非洲史诗”,至今仍是她最著名和最畅销的作品。

年的小说《我,女巫蒂图巴》,再现了美国17世纪马萨诸塞州塞勒姆镇抓女巫的历史,在这个故事中她让被指为女巫的黑人小女奴蒂图巴开口说话,以第一人称重新叙述了这段著名的公案。把一个生活在白人主导、男性侵犯、基督教异端迫害之下的黑人女性塑造成一个反抗的英雄,这部作品也大获成功。

之后玛丽斯以每年一本书的节奏持续了至今30多年的写作生涯。

塞古是马里西南部的一个地区,从年左右到年,来自孔格的库里巴利王带领本地巴拉人在此建立了一个多神教的黑人王国。王国多次抵制伊斯兰教的传道和入侵,18世纪达到繁荣的顶峰。直至年穆斯林首领苏菲派长老乌玛尔·托尔攻入塞古,王国衰落。而长期在此出没,绑架抓捕黑人武士的白人奴隶贩子也早已觊觎此地,年,整个地区全部被法国殖民者占领。

《塞古》的故事开始于一个白人闯入塞古土城,引起整个古老王国男女老少的震惊。从此,“拜物教老巢”的大门被敲开,各种新的人物、新的观念开始进入王国,冲击着祖先传下来的旧风俗,威胁着王国和班巴拉民族的存续。面对这种迷局,国君臣将们迷惘不知所措。显赫的特拉奧雷家族成为矛盾斗争的缩影:大儿子首先接受伊斯兰教,带着二弟一起去北方异国直到通布图的古兰经学校学习,后带着一个姘居的女奴返回塞古,因传播伊斯兰教而惹怒国王,被判“通敌”处斩。老二在北方与哥哥分手,去了摩洛哥,后带着一个异族姑娘回到家乡,背弃了传统的农业,操起在异邦学到的皮革手艺。老三在一次出猎中被人贩子捕获,沦身为奴,由西海岸渡洋到了巴西,在那里被误判参加奴隶起义而遭处决。老四不满大哥在家中传布伊斯兰教,离家出走,历尽艰辛,到了达荷美即今天的贝宁,皈依基督教,遇到了原在巴西当奴隶、后赎身返回的三嫂……四兄弟的下一代也长大成人。大哥的一个儿子和四弟的一个儿子抗击了以“圣战”入侵的穆斯林,老三的一个儿子上了基督教教会学校,后来到伦敦留学,领略了号称最文明的白人世界的光怪陆离。

小说通过一个家族的兴衰荣枯,浓缩了整个西非自愿或被迫进入现代社会的痛苦历程。玛丽斯·孔戴以引人入胜的故事、融通多变的语言、对人性的深入观察,将世界的各种矛盾冲突复杂地呈现出来,彬彬有礼的野蛮、神圣教义的残暴、自视慈悲的杀戮、宗教和种族间循环不断的仇恨和等级区分,不仅呈现出历史的悲怆,更隐喻着人类今天的困境。

相比之下,《我,女巫蒂图巴》虽也有历史事件的外衣,实际上却是相当私密的女性写作的尝试,充满玛丽斯·孔戴自由不羁的个人气质。这份塞勒姆异端审判卷宗最吸引玛丽斯的地方,是当时第一个被指为恶灵的蒂图巴的真实身份:女性、黑人、奴隶、加勒比人。

蒂图巴被逮捕、折磨和审判,她是案件的主角,然而在历史档案中却只是一个名字,她作为人是完全缺席的。玛丽斯强烈地渴望让她发出声音,让她说话,因为说话是一种权利。如同萨特在《什么是文学》中所言:说出来,就是行动,是改变,我们不能再假装听不到,事实因此而获得一种新的规模。在《我,女巫蒂图巴》这本书中,我们不仅听到了蒂图巴的声音,也听到了一个安第列斯女性对公正和宽容的坚韧不拔的追寻。

《塞古》出版后,玛丽斯用版税收入在瓜德罗普的小堡(Petit-Bourg)买了一幢房子,和丈夫一起回到瓜德罗普定居,其间她时常去美国大学讲学。年,她在哥伦比亚大学创建并领导法语区文学研究中心,教授和研究海外省法国文学,直至年退休。安第列斯在地缘上更接近北美,这些年她往返于安第列斯和美国之间,由于在美国大学界的名声,也由于她的作品往往同时以法语和英语双语出版,玛丽斯·孔戴的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远远大于很多法国本土作家。诺贝奖文学奖的候选者榜单中,她已持续多年排在前十位。

年,法国成立奴隶制历史纪念委员会。这一机构的设立,是年托比巴法案通过的成果。托比巴法案认定奴隶贸易和奴隶制是反人类罪,并将此写入法国法律条例。该法案是在国会议员克里斯蒂安娜·托比巴的全力推动下通过的,故以她的名字命名。托比巴也是一位来自加勒比海的黑人女性,出生于法属圭亚那,曾任奥朗德政府的司法部长。玛丽斯·孔戴被推举为奴隶制历史纪念委员会主席。

在学院奖受奖讲话中,玛丽斯·孔戴说道:“这个奖是一个优美庄严的标志,标志着世界对瓜德罗普独特声音的承认……我12岁的时候,母亲的女友送给我一本《呼啸山庄》。这本书让我如痴如醉,我觉得我就是凯西,我就是艾米丽·勃朗苔。我很感谢母亲的女友,天真地对她说,‘我也要写出一本像勃朗苔一样的书!’她惊讶又同情地看着我说,‘你说什么呀,我们这样的人不会写书的。’我们这样的人是指谁呢,女人,黑人,小地方的人?我没有再问她,但这句话让我无法忘怀。在这么多年的写作中,没有一次我拿起笔来,不感到强烈的虚无;没有一次我开始写一本书时,不感到是踏入了禁区。今天,我终于确信,我选择的这条道路、这条写作的道路没有错。”

(作者系巴黎第七大学文学博士,执教于北京大学外语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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