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数次与“死神”擦肩而过，被媒体称为“勇于上前线的院士”，他率领研究团队在病毒科学研究领域中取得了重大成就，向国际医学科学界发出了中国人自己的声音；他是全球传染病防控专家，参与设计和建设了我国的传染病防控体系，肩负起了保卫人民生命健康的责任。他就是我国病原微生物与免疫学领域的顶尖专家、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中国科学院大学医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北京生命科学研究院副院长高福。

　　“顶天立地”的科学家

　　高福曾在一篇名为《行走在塞拉利昂》的现场工作纪实文章中写道：“我们鼓励年轻的科学家们在规划他们职业生涯时要考虑研究传染性疾病，特别是高致病性的传染病，研究不应仅从科学家们的兴趣考虑，要与现实世界问题的迫切需要联系起来。年轻的科学家们不仅需要在发达国家的实验室中从事研究工作，还需要到非洲现场，与当地人们交谈，了解他们的需求和痛苦，并勇敢地对抗诸如埃博拉一类的致命性病毒。”

　　北京时间年1月15日，一篇名为《埃博拉病毒糖蛋白结合内吞体受体NPC1的分子机制》的文章在国际权威学术杂志《细胞》上发表，在国际医学界引起了轰动：这篇文章进一步揭开了埃博拉病毒是如何侵入人体的神秘面纱，是近年来国际病毒学研究领域的一大突破，增加了人类在后埃博拉时代抗击病毒的底气。

　　这篇文章正是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病原微生物与免疫学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高福领导的研究团队所取得的最新成果之一。

　　不断探索科学的高峰是高福多年来的追求，他称之为“顶天”。高福对《中国卫生》杂志记者说：“我们要加强基础医学研究，不断突破，并把研究产出发表在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高端学术杂志上，得到国际认可。”

　　迄今为止，高福已经在《细胞》《自然》《科学》等全世界最权威的学术期刊上发表了众多文章，代表作有其在《自然》杂志上发表的《MERS病毒结合受体CD26的分子基础》等。

　　而这些研究成果的背后，是日以继夜的“泡实验室”。年，我国暴发人感染禽流感疫情H7N9，不断上升的感染人数让高福倍感压力，为此，高福领衔的研究组成员24小时三班倒，高福全程坐镇，经过一个多月的苦战，高福实验室成功破译了H7N9感染人的奥秘，并率先在《科学》杂志刊发表研究报告，及时为疫情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导，向世界证明了中国在病毒研究领域的实力。

　　高福说：“做科研就像打仗，一个山头没攻下来，大家商量再攻，只有这样，才能搞好科研。如果一个人老去记住摔倒过多少次，那就永远不能前进。”

　　经过不断努力，高福率领中国科学院病原微生物与免疫学重点实验室在相关领域，尤其是病毒溯源和跨种间传播等研究上在国际领跑，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团队。

　　因为在病毒基础研究方面取得的突出成就，高福在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并先后获得发展中国家科学院（TWAS）基础医学奖、年度CCTV科技创新人物等多个奖项。

　　但高福并不是“两耳不闻天下事”，相反，他的科研以接地气著称，他经常深入抗病毒前线，解决老百姓最直接的传染病问题，他称之为“立地”。

　　“科学研究一定要从人民的需要着眼，人民的需要就是科研的方向，不能为了研究而研究，基础研究要以国民需求为导向”。高福说。

　　年，高福担任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分管传染病防控，从那时起，无论是禽流感，还是MERS、埃博拉，疫情越猛烈，越能看到高福的身影，他和他的科研团队一次次阻击新病毒的袭击，为民众建立起牢固的防疫屏障。

　　年，肆虐西非的埃博拉病毒至今仍让人记忆犹新，中国政府迅速做出反应，9月17日，高福率领中国移动实验室检测队奔赴西非，援助塞拉利昂抗击埃博拉。检测队的任务就是对疑似感染埃博拉病毒的患者进行体液样本检测。

　　当时，国际上已经有了被证实有效的诊断试剂，但我国检测队出去后带的是我国自主研发的产品，很多人怀疑，中国的诊断试剂可靠吗？

　　一到塞拉利昂首都弗里敦，检测队就向南非实验室要了5份埃博拉病毒阳性样本进行试验，但是检测结果出人意料，有一份样本始终是阴性，难道国产试剂真的不可靠？还是运输过程出现纰漏？大量埃博拉疑似患者还在焦急的等待，为此，检测队所有人的心情忐忑不安。

　　高福立刻对南非实验室说明了情况，原来，南非为了证明中国自主研发的诊断试剂可靠，故意以盲测的方式进行“考验”，中国试剂的检测结果准确无误，这个结果让检测队的所有人感到振奋，无疑他们顺利通过了这场国际考试。“这件事说明，我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检测试剂准确度达到%，中国检测队树立了技术上的自信，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了尊重和认可。”高福说。

　　在到达塞拉利昂一个月后，中国检测队每天检测标本数量已经跃居其他国家之首，不管数量还是质量，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我们不只是把自己的任务完成得很好，最后看我们的工作做得不错，南非、美国等医务人员忙不过来，或者有人休假时，都会拿到我们这里做”。高福说。

　　正是由于具有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和中科院微生物所研究员的双重身份，高福的研究总能将实验室与现实联系起来，“如果我关起门来，自己只会读文献，我做的东西可能不是我们国家特别需要的”，高福说。

　　高瞻远瞩的疾控人

　　高福一直希望能在非洲等疫源地建立中国自己的传染病研究中心，同过去援助只是修路盖楼所不同的是，高福想要援建的研究中心是我国传染病防控的前沿阵地，是医疗科普、技术培训、人才培养的桥头堡，也是“一带一路”战略的护卫舰。

　　很少有人能够像高福一样，拥有那么多次与致命性病毒“亲密接触”的经历，很多人对此啧啧称奇，但高福更关心的是一盘更大的棋：在地球村的新时代，防控传染病怎样“转型升级”？

　　“传染病无国界，与人相比，病毒旅行是无需签证的，因此，传染病防控的关口必须前移到国外，前移到疫情的源头才行。”高福说。

　　在塞拉利昂抗击埃博拉病毒的2个多月中，高福亲身感受到埃博拉疫情形势之严峻。他发现，如果世界各国，包括塞国本身，能够抢占先机，把疾病控制在源头，不让病毒扩散，那么埃博拉战役“我们不会输掉上半场。”

　　好在以中国为代表的各个国家、组织及时反应，跟疫情争分多秒，有效控制了埃博拉疫情的进一步恶化。塞拉利昂总统科罗马对此评价道：“防控埃博拉，世界应该向中国学习。”

　　高福说：“对于突发新发传染病，只要防控得当，人们并不需要恐慌，关键在于你不能等，宁可相信狼来了，你要等了，埃博拉就到中国了，那时候就晚了，我们的防护必须在狼尾巴一露的时候，就赶快上。”

　　这也就是为什么除了埃博拉这种“明星”病毒外，还有很多病毒一直都在高福研究团队的“雷达”上：东南亚的尼帕病毒，非洲的拉萨热病毒、马尔堡病毒，这些病毒都能造成可怕的疾病，必须时刻“监视”，因此，高福曾数次通过各种渠道向高层谏言：中国的传染病防控视野必须国际化，必须制定全球公共卫生战略，建立自己的全球传染病防控网络。

　　“我希望中国政府向美国、法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学习，建立自己的全球公共卫生研究中心，在非洲、在东南亚都有布局，把我们自己的实验室建在疫源地，培养专业人才，使我们的防控能够及时到位，就地解决问题。”高福说。

　　高福心目中的研究中心同过去中国向非洲等地的其他援助不同，“以前，盖个楼，修个路，就不管了，但医疗属于知识密集型，关键要在软件上着力，要造血，要科普，训练医务人员，帮助当地开展疾控。”

　　在援助塞拉利昂的过程中，最让高福痛心疾首的是当地传染病防控体系之脆弱。塞拉利昂首都弗里敦是该国埃博拉疫情最严重的地区，那里不仅物资匮乏、贫困，卫生系统力量薄弱，更重要的是，缺乏传染病防控的常识和体系，实验室人员“曾经在采样盒里，发现了采血用过的针头，医务人员培训程度不高，很多都是因为不规范操作而感染病毒。”

　　高福至今记忆犹新的是，当时，塞拉利昂卫生部派来一位小伙子协助中方，在一起战斗的岁月里，中方人员同他变成了很好的朋友。“我们告诉他一定要戴手套，送给他一套防护衣，一定要穿着衣服去接触病人，他不注意，最后不幸感染。”高福对此很感伤。

　　很多发达国家早已开始在全球布局自己的传染病防控网络。闻名世界的法国巴斯德研究所已经成立超过年，其任务就是进行疾病预防和治疗的科学研究、培训和其他公共卫生行为，为此，巴斯德研究所在世界各地建立了几十家分所。

　　因此，通过在海外建立研究中心，直接派人员到病毒一线，能够进一步实现我国传染病防控战略思维的转变：从国内走向国际，从“被动防御”走向“积极进攻”。

　　“研究中心要在中国人的手里，不求所有，但求所用，中国的防病控病在前线，这样未来我们的疫苗、药物等产品才能打入国际市场。”高福强调。

　　高福是一个“心中有丘壑”的人，他眼中 　　高福说：“希望不久的将来，我们中国也能有自己的‘巴斯德研究所’，我愿意报名，亲自协调这个事情，希望贡献自己的力量。”

　　勇于担当的管理者

　　对于自己抗击病毒的人生，高福说：“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没有人不害怕，但是重要的是，我们这个团队，包括我个人，选择了新生突发传染病的研究和防控，这是一种使命感，责任心，选择了这个专业就要做这样的事情，人生就是这样。”

　　自年3月11日回国以来，高福担任过中国科学院微生物所所长，并先后成为中科院病原微生物与免疫学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国科学院北京生命科学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中国科学院大学存济医学院院长，除了是一名科学家，高福还有另一项重要工作：管理。

　　在这方面，高福始终坚信：一定要做一个有责任心的人，勇于担当。

　　“10多年前的SARS病毒研究就是被外国人抢占了先机，科学在探索未知，科学就是要做世界第一，不能第二，第二的是技术，因此，不要搞其他没有用的事情。我们要根据国家需求，根据当时情况，有些老掉牙的学科该放弃就要放弃，不能均富。”高福说。

　　因此，无论在哪里，高福都勇于改革，而核心都是为了科研这件“大事”。

　　在这个过程中，高福没少受到争议，但是为了坚持自己的科学理想，高福选择了“不抛弃，不放弃。”

　　高福是个性情中人，交给他的事儿，绝不含糊。

　　年9月，埃博拉疫情暴发后，高福临危受命，作为负责人，带领首批移动实验室检测队远赴西非，投入了一场与埃博拉病毒对抗的鏖战。

　　当时，埃博拉病毒来势汹汹，中国检测队到达时，正是埃博拉攻势最为凶猛，感染人数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快速增加的时期，“一下飞机，空气中消毒水的味道扑面而来，天空中飞着的是埃博拉病毒的宿主果蝠，常在队员的眼前晃来晃去”。

　　埃博拉病毒检测工作具有极高的风险性，即使是SARS、MERS这样的烈性病毒，生物安全等级也只有三级，而埃博拉的生物安全等级是最危险的四级，“检测队员虽然从书本上了解了病毒的传播途径，但毕竟是第一次接触这样严重的危险病原，因此第一步就是如何激发起队员们的士气，如何过心理关。”高福说。

　　在开展标本检测工作的前夜，高福给大家开了一个动员会，并向所有队员进行了一次动情的演讲：“别忘了我们的使命，我们代表中国，大家上前线，都是军人，到了战场，没有退缩，只能往前冲。这里我年龄最大，操作没有你们快，但我陪着你们一块儿进去，我可以给你们当助手”。

　　“只要大家了解病毒的传播途径，按照规矩和程序，别乱来，埃博拉并不可怕。”高福给大家打气。

　　动员使大家增加了信心。很多人在进入实验室几次以后，紧张的心逐渐放松下来。埃博拉病毒检测的条件无疑是艰苦的，实验室里的气压相当于海拔米～米，检测队员要经过36道程序，穿上11件防护装备，才能进入实验室，而一进去就是四五个小时，每天结束实验，走出实验室时，队员们脱下沉重的防护服，总是挥汗如雨。“小伙子们很棒，虽然我们为了保证体力，4个小时轮换，但有的队员自告奋勇，最多的在里面待了十几个小时。”高福说。

　　由于肩负巨大使命，长期超负荷工作，以及不断传来的医务人员被感染的消息，检测队员们仍然面对巨大的精神压力，“弦绷得非常紧，有的队员出现感冒、发烧状况，这时候我们也很担心”。高福说。

　　有的队员睡不着觉，问高福怎么办，高福告诉他自己缓解的方法就是想点好事，想点跟病毒不相干的事，或者讨论一下要吃什么菜。

　　高福是山西人，工作结束时，有时他也到后厨帮忙做面条，边做边聊天，缓解大家的紧张情绪，释放压力。

　　“那您本人就没有一点害怕吗？”面对记者的提问，高福说：“我是一个很豁达的人，埃博拉是什么我很了解，所以我不怕，而且如果真是要命的病，着急有啥用？”

　　因为思想工作做得好，高福还被请去为医务人员、施工队，甚至航班空乘人员讲解埃博拉防控知识，缓解人们的恐慌，对此，有同事给高福发 　　高福在塞拉利昂呆了2个月之久，其实，他完全可以申请回国，因为在国内外，还有很多工作和任务在等着他处理，但他选择留下来，他说：“去了以后发现走不了，这是一种责任。”

　　另一件让人钦佩的事是，高福本来做好自己的工作就可以了，但他主动把另外一份重要任务扛上了肩：深入塞拉利昂社区，为民众进行科普。

　　当时，很多当地人缺乏防控埃博拉病毒的基本常识，有的人甚至认为这是恐怖组织或者敌对国家释放的生化武器。“因为不懂，所以感染，其中一个社区我们去了，出现了埃博拉病人，社区隔离后，因为没吃没喝，病人就跑了。”高福说。

　　为此，高福深入到塞拉利昂的多个角落，并接受媒体采访，讲解埃博拉疫情的防控知识，鼓励家有埃博拉病人的民众，要早报告。这种孤军深入的行为无疑是危险的，但他并不在意，他想让更多的人了解到，埃博拉只有通过非常亲密接触才会感染上，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恐慌情绪。

　　年11月，中国第一批医疗和病毒检测队回国，由于出色完成了任务，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援塞行动给予极高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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