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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主席访英前后,我在英国目睹的三件事,既揭示了这次国事访问的深远影响,也折射了中英关系的百年巨变,令人难忘。
回顾习主席对英国的这次国事访问,很多观察家都认为规格超高,盛况空前。5天时间里,习主席到访王宫,参观大学；考察企业,会见老友；坐皇家马车,吃炸鱼薯条；既访伦敦,也赴外地；既访城市,也进乡村。整个访问,仪式感与实效性并重。
英方对此次访问更特别重视。英王室三代众多成员均参加接待习主席夫妇；习主席应邀在英国议会发表演讲；首相卡梅伦与习主席几乎站站相随,城城陪护。10月20日,近90高龄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白金汉宫设国宴招待习主席夫妇,人们对这一贵客云集的隆重国宴留下深刻的印象,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白金汉宫的国宴桌早在7月之前就已经以“展览”的形式摆好了。
白金汉宫自7月25日进入夏季开放季,随后短期向公众开放。不少细心的访客发现,当时白金汉宫内新设了名为“来自王室的欢迎”的展览,宫内众多房间还原女王迎接贵宾时的陈设和布置。在其中一间国事厅,一场“国宴”已然就绪:在整洁而宽敞的红绸地毯上,两排华美的长桌平行摆开,在个座位前,王室工作人员精心摆放了近件刀叉杯盘等餐具。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场展览是在为10月底习主席参加的国宴“练兵”。女王年事已高,每年在白金汉宫接待外国元首国事访问不超过两次,整个年下半年,白金汉宫需要举行的“国宴”只有一场,就是迎接习主席的欢迎晚宴。英王室为迎接中国元首,可以说提前花了不少心思,足见英方对这次国事访问格外重视,精心筹备。
习主席访问英国期间,《金融时报》刊登了一篇署名特莎·凯瑟克(Tessa Keswick)的文章,文章呼吁英国把握好当前良好的英中关系,主张英国应成为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的“中间人”,抓住中国所带来的“非凡机遇”。作者文笔谦逊,对英中关系和中国发展不乏溢美之词。这不是特莎第一次正面谈到中国,记者在英国媒体上曾多次读到她肯定中国发展的文章,涉及中国美食、医疗改革、文化发展等多个方面。
特莎·凯瑟克目前担任英国白金汉大学校监(相当于荣誉校长)。她来自英国颇有权势的凯瑟克-渣甸(Keswick- Jardine)家族,这个家族目前掌控着亚洲大型跨国集团怡和集团(Jardine Matheson Holdings),是怡和集团创办人威廉·渣甸(William Jardine,-)的家族后人,而威廉·渣甸正是当年鼓动英国挑起鸦片战争的幕后推手。
渣甸是苏格兰人,早年在广东一带经商,涉足鸦片贸易。年至年,渣甸出于增加对华鸦片贸易、报复中国虎门销烟等动机,游说英国政府对清朝开战,挑起了第一次鸦片战争,清政府战败后被迫签订《南京条约》,割地赔款,五口通商,割香港岛给英国,成为中国屈辱近代史的开端。
年过去,沧海桑田,中英关系已今非昔比。当年,鸦片战争“始作俑者”渣甸在呈送英国议会的文件里大谈英国军舰如何实施其“炮舰外交”；今天,他的家族后人在报章上展望中国可以为英国带来的“非凡机遇”。
而这种变化,无不是因为中国历经百年曲折后艰辛取得的大国地位和昌盛国运。
访英期间,习主席在卡梅伦陪同下共赴“卡兹顿的梨”(The Plough At Cadsden)乡间酒吧小酌,品尝英国“国菜”炸鱼薯条,并在酒吧和当地顾客轻松交谈,成为整个国事访问期间令人称道的开怀一幕。
11月底,在习主席国事访问结束一个月后,记者回访这间酒吧,邀请酒吧老板史蒂夫·霍林斯(Steve Hollings)回顾了当晚的情景。他说:“带朋友来酒吧是我们英国人的悠久传统,我们只带自己的朋友来酒吧,首相(卡梅伦)把主席当作朋友,所以才会带他来这里。那一晚真是太棒了,是我人生中的亮点。”
霍林斯已经把与习主席的合影放大,裱在相框中,挂在酒吧四周的墙上。他说,酒吧的客人们对这些照片印象很深刻,它们都是很棒的照片,客人们看后大都表示惊叹。“事实上,很多中国客人后来赶到这里,因为他们想看一看习主席访问过的酒吧。”
的确,霍林斯压根没想到,习主席的这次造访,将他的这间原本名不见经传的酒吧和中国紧紧系在了一起。
“卡兹顿的梨”位于白金汉郡乡村,孤零零立于卡兹顿小镇的一隅,周围没有什么其他建筑,没有知名旅游景点,甚至收不到手机信号,离最近的火车站还要走半个多小时,日常收入主要靠附近小镇街坊邻居的光顾。但自从10月底以来,该酒吧一改往日寂静,变得非常热闹,旅行团带着一批又一批的中国游客来到这里,吃“主席套餐”,喝主席品尝过的啤酒。
他告诉记者,因为大批中国游客、留学生、华人的到来,习主席当晚喝过的那种啤酒月度销售量翻了数倍。“中国人非常友善。我的酒吧现在有很多中国访客,他们都非常礼貌,懂得欣赏和感激,他们都是很容易相处的人,”他说。
霍林斯还向记者透露了一个细节:访后不久,他收到中国方面给发来的致谢邮件,邮件表达了习主席对霍林斯的谢意,说主席很享受这次酒吧之行,喜欢这里的啤酒。“习主席不辞劳苦给我发来这封邮件,这让人感动,”霍林斯说。
已届中年的霍林斯生于英格兰北方约克郡,他从没去过中国,他的前半生和中国基本没有什么交集。“但这次习主席来访之后,燃起了我的好奇心,”他说,“我非常想知道中国的生活是怎样的。”他计划明年1月或2月到中国走一趟,“一半休闲一半商务”,趁着酒吧在中国的声名鹊起,到中国考察合适的发展机会,“开个分店也不是不可以考虑”。
“英国和中国一起做的任何合作项目都是有益的,我认为这是一种理想的伙伴关系。”在记者即将离开酒吧时,霍林斯补了这么一句。
说完,霍林斯绕过吧台走进后厨——傍晚,客人渐渐多了起来,酒吧服务生已经忙不过来,霍林斯这时亲自上阵为客人端起了盘子。
我触摸到了埃博拉的凶险和覆灭
新华社阿克拉分社记者林晓蔚
20世纪90年代,我曾看过一部好莱坞大片,名叫《恐怖地带》。电影以埃博拉这样的恶性传染病为蓝本,描述了一场生物安全灾难。没想到,二十年后我驻守西非,竟然从头到尾遭遇了一场全球瞩目的埃博拉疫情。
8月,我从加纳的驻地飞往埃博拉疫情重灾区之一的塞拉利昂。在整个航程中,大地有着截然不同的变化:先是起点,加纳首都阿克拉,缺少绿色的黄土地和基建发达的沿海平原；然后是科特迪瓦和利比里亚,湿地渐多,水汽盎然；最后是降雨最凶猛的塞拉利昂,莽莽苍苍的热带丛林,洪水将大地分割成条块,有的村庄蜷在孤岛上。
有时我会觉得,塞拉利昂首都弗里敦像一百多年前的香港。机场快艇逼近市区,没有高楼的都市依山而建。机场通往市区的码头岸边照例飘满了藻类和垃圾,鼻子里是浓重的海腥味。我去弗里敦的那天风大,偏偏坐上了轻飘飘的7人座小快艇,像汪洋中的一叶扁舟,间歇性失重频发,是我迄今为止最险恶的一次海上经历。有时看着大浪和舷窗齐平扑来,总觉得快艇会侧翻。
降雨增多不仅带来了公共卫生的恶化,也造成了塞拉利昂偏远地区的交通不便,机动力量反应迟缓。埃博拉疫情一旦在偏远地带局部暴发,将带来难以想象的后果,所幸这种情况在连续一年的严厉控制之下已很难出现。当然,在年以后的中国,如果要压制此类疫情,应该不会超过三个月。
这座城市以及这个国家正在复苏,已经没有人戴手套和口罩了,人们明显变得更有精神,脸上挂着更多微笑。因为中国政府慷慨相助,当地人对中国人比此前更友好了。他们仍然以碰肘代替握手,但碰的其实是裸露的皮肤。
7月底,塞拉利昂总统科罗马公布了“后埃博拉时期”经济复兴计划,希望能在9个月内重振该国的经济、卫生和教育,加强基建、发展能源、清洁饮水,两年内重回正轨。这背后,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总额达数十亿美元的援助。
弗里敦的街头,又响起了震耳欲聋的音乐,沙滩足球如火如荼；新修的海滨人行道上,各种肤色的人们在夕阳的余晖中慢跑；咖啡馆、餐馆个个开张,工人们正在合力翻修此前废弃的旧屋。一个本地小孩冲着飞驰而过的机场接驳巴士笑着大喊“Hello!Chinese!”——而车里其实只有我一个是亚洲面孔。
去年8月,我们把车开进了医院,帐篷里挤满了病人,隔离区里一个病人虚弱得连裤子都提不起来；今年8月,我隔着玻璃窗看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里中国疾控中心的高手们在检验可能带有埃博拉病毒的血样,心底竟觉得无比轻松。这种感觉,就像今年11月8日,我第一时间接到塞拉利昂埃博拉疫情结束的消息,躺在床上长出了一口气。
12月18日,中国援塞拉利昂医疗队总队长王耀平代表中国援塞抗疫全体医务人员,在弗里敦接受了总统科罗马的授勋表彰。“他给我授奖时就讲了三句话:感谢中国政府,感谢中国人民,感谢全体中国医务人员。我特别感动!”在 年4月,我第一次去塞拉利昂时还没有疫情,在某条中企修建公路竣工的仪式上认识了王耀平。原本我以为他到期了之后会回国,但他在抗击埃博拉疫情中出色的表现,让国家卫计委决定留下他,继续后埃医院运作。
从疫情开始到结束,王耀平都没空回国。之前医疗医院工作,条件堪比中国乡镇卫生所(可能还要更脏一些)；在疫情刚开始时,他们接诊了一个后来被确诊为埃博拉并去世的病人,队里的王医生被隔离了三周,幸亏平安无事；现在换到了“高大上”医院,医院水平了,窗明几净,地方十分宽敞,也安全得多。
同样坚守始终的,还有北京城建滨图玛尼酒店的经理张文国。这座酒店在弗里敦几乎无人不知,曾是该城唯一的五星级酒店。中国人来弗里敦出差,几乎全住在这儿。埃博拉期间,酒店接待了一批又一批中国援塞抗疫医务人员,他们以此为驻地,每日早出晚归,酒店则负责为他们做好后勤保障,一日两顿地送盒饭。
谁都知道在一场恶性传染病疫情里酒店坚持营业是冒着怎样的风险。中国医务人员都笑称张文国是所有人的“后勤部长”。我去弗里敦的时候,也总是住在这里,请酒店帮忙租车、在酒店吃饭(街头餐馆的卫生条件令人不能放心)。有时采访医疗队就是楼上楼下的事儿,很方便。作为建筑类企业,北京城建还在疫情中承担了医院的任务,这也是冒险之举,但都十分成功。
说起来,过去这一年有两件小事,现在想起来格外高兴:一是疫情高峰期我出差塞拉利昂时雇佣的司机穆萨,他一直都活着；二是我曾经和随任的妻子说“一旦加纳出现疫情我就坚决让你回国”,而她一直在我身边,我们安然无恙。
那一夜,反恐枪战离我不到米
新华社巴黎分社记者韩冰
年圣诞节时,我漫步在游人如织的香榭丽舍圣诞集市,望着满目繁华,忍不住感慨:巴黎的优雅和欢快,真是举世无双!那一年,我第一次仰望巴黎名片之一的埃菲尔铁塔,走上艺术气息浓厚的蒙马特高地,沉醉在风情万种的巴黎怀抱。
转眼又是一年,又逢圣诞。尽管香街的圣诞集市彩灯更加缤纷夺目,协和广场的摩天轮也装点得更加绚烂,我却只能意味萧然地慨叹一句:可惜流年,忧愁风雨。,巴黎走过了“伤心一年”。
两大伤心日令人难忘:一是年11月13日星期五,恐怖分子使用枪支和炸弹,一夜间血洗巴黎,造成近人死亡、多人受伤,伤亡之惨重令全球震惊。滩滩血迹、累累弹痕、尸横遍野,无不残酷地拷问人们:巴黎已是战场,何处才是希望?
二是年1月7日星期三,总部位于巴黎的《沙尔利周刊》惨遭恐怖分子血洗,随后的三天内,逃亡的恐怖分子袭警劫人,最终导致总计20人死亡,多人受伤。这一惨案,同样令巴黎黯然神伤。
回首,巴黎给我留下这样的回忆:
1月9日16时许,离我不到米处,法国特种部队发起向恐怖分子的总攻,枪声大作,密集如炒豆。我可以感受到爆炸声中地面的颤抖,惊心动魄的20秒后,枪声停了,硝烟徐徐飘散……
11月14日凌晨,在恐袭伤亡最为惨重的现场之一的巴塔克兰剧院,警察们铁青着脸色维持秩序,急救队员默默而迅疾地进出,随后片刻,法国总统奥朗德紧急来到现场视察；
在共和国广场的女神像下,哀悼死者的烛火在风中瑟瑟摇曳,哀悼者们嘴中喃喃有词,热泪夺眶而出；
在巴黎圣母院静谧的钟楼前,数千人静默不语,追思弥撒的钟声响彻夜空；
在有年历史的法国国会会议大厅里,奥朗德在位众议员和位参议员面前宣布,法国将“无情地”打击恐怖主义。“前进,祖国的儿女,光荣的时刻已来临……”约千名法国政治精英齐声高唱国歌《马赛曲》……
奥朗德是这样回首年的,他用沉痛的语调说:“年是伤心和可怕的一年。”法国总理瓦尔斯则说,法国正处于战争状态,敌人就是恐怖主义。在年圣诞前夕,法国媒体 风雨既至,巴黎已变。尽管香街上的游客在悄然回升,人们心头的震惊和悲哀逐渐被抚平,可是长期居住和工作于此的人们能感受到,巴黎空气的味道,和以前有所不同。街头时时可见荷枪实弹巡逻的法国大兵,机场、车站等公共场所无不加强安检,部分国际机构新设了保安岗哨,终日警犬逡巡。在一个个细节中,硝烟弥漫的感觉扑面而来。
这样的警惕是必要且必需的。就在12月22日,法国内政部长卡泽纳夫宣布,法国警方成功挫败两名法国青年在法国境内实施恐怖袭击的企图。据透露,法国11月启动国家紧急状态以后,法国安全部门已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多次搜查,人被捕,人被警察拘留,有51人被送入监狱。
一切的一切,都告诉我们:尽管日子似乎在平淡中度过,其实战争已经打响。这一战争的惊心动魄之处在于,它不像传统战争一样有明确的战场,而是随时可能在你我的身边打响。
至今,我仍然常常回想11月13日的那个晚上。那天21时19分前,一切是那样欢快美好:11区的巴塔克兰剧院里,美国的“死亡金属之鹰”乐队在专心演奏；著名的法兰西体育场里,法国和德国的两支球队正在进行友谊赛；10区的“小柬埔寨”餐馆里,人们正在细语闲聊,迎接轻松的周末。可谁能想到,仅仅1分钟后,恐怖主义精心策划的死亡之旅就骤然开启?
恐怖是恐怖主义的通行证,无辜是无辜死者的墓志铭。这就是现实。
,巴黎能成功驱散恐袭阴霾、迎来春暖花开吗?尽管法国的“戴高乐号”航母正在地中海的东部巡弋,法国的轰炸机正在频频轰炸叙利亚境内“伊斯兰国”组织的目标,可是太多的事实已经证明,仅靠铁和火,并不能完全消灭恐怖主义。
在铁和火之外,法国乃至所有面临恐袭威胁的国家,需要做的还有很多很多,比如提供更多的工作,让社会的流动不要变得僵化,要让年轻人有梦并做得起梦等等。这不仅仅是一场军事上的战争,更是一场社会治理的战争,一场思想的战争。但愿,我们能找到更好的武器,来铲除恐怖主义的毒瘤。
我可能与IS分子聊过天
新华社巴格达分社记者陈序
年8月的某一天,美国记者詹姆斯·佛利被“伊斯兰国”极端分子斩首的新闻,震惊了全世界。手机里弹出这则新闻时,我正在北京家中收拾行李,为奔赴伊拉克报道伊军队抗击“伊斯兰国”(IS)做准备。太太在一旁陪着不满周岁的女儿玩耍,而我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
初到伊拉克,我对这个曾孕育辉煌文明、如今饱受战乱和恐袭侵扰的国家,感到陌生和茫然。在从机场去检查站的车上,我跟一群气味浓烈的伊拉克人挤一起,脑中却在不断思考:我来这里是为了什么?
这个疑问,很快得到了解答。来到检查站,新华社巴格达分社的司机海德尔已在那里等候多时。在我的观念中,典型的阿拉伯人就应该是他那副模样。一路上,海德尔都在向我讲述他经历的两伊战争、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美国制裁,还有如今的“伊斯兰国”之乱。
海德尔说,、和年是他唯一享受到和平的三年,那时的人们“就像生活在天堂里一般”。接着,他的脸突然阴沉下来:“但是,萨达姆入侵了科威特,我们的美好生活就结束了。”
我正听得入神,他突然像拍灰一样对着我的脸,猛烈地拍了几下双手,重复说道:“什么都没了。”沉默几秒钟后,已有4个孩子的他望着窗外,缓缓地说:“我现在,最担心我的孩子们。”
我迅速拿起相机,给他拍了一张照片。当时,我心中涌现出一个念头——我要为伊拉克人民做一个人物志,让他们通过我的笔和镜头,和远在千里之外的中国人“见面”；我要对我的同胞们述说普通伊拉克人的回忆和故事,拼凑出伊拉克人民在乱世之下的真实生活。
如今,我来到伊拉克已有一年多。在这多个日夜里,摩苏尔前线突然落下爆炸的迫击炮弹,基尔库克战壕里子弹击中沙袋沉闷的响声,四处都是断壁残垣的荒凉村庄,巴格达寒夜里此起彼伏的枪声,被窗外爆炸震撼摇动的住所房间……都在提醒我,IS这头“猛兽”可能随时将我吞噬。
更令人不安的是,除了在前线作战时使用化学武器和自爆卡车之外,还有很多“伊斯兰国”武装分子悄悄潜入了巴格达。他们伪装成普通人,伺机制造自杀式袭击、安装汽车炸弹,或是绑架外国人质。他们外表与普通伊拉克人无异,因此让人很难防范。在伊拉克的一年多时间里,我可能曾与不少伪装者擦肩而过,甚至和他们握过手、聊过天。
今年9月,叙利亚幼童艾兰面朝下趴在沙滩上遇难的照片,迅速传遍世界,也将那些经由地中海和陆路前往欧洲寻求庇护的百万中东难民群体推到了聚光灯下。但我知道,能向“蛇头”支付高额费用偷渡去欧洲的只是极少数,绝大多数伊拉克难民只能躲在本国政府建造的简陋的难民营内。
很多伊拉克人的孩子,只能在纷飞的战火和难民营的泥泞中艰难成长。而且自从“伊斯兰国”攻占伊拉克大片领土之后,恐怖分子开始通过诱骗甚至绑架的方式,迫使大批伊拉克孩子成为儿童兵,用于查探敌情甚至发动自杀式袭击。
在爆炸频发的伊拉克,遭遇恐袭的恐慌如影随形,每次出门都要冒着极大的风险。尽管如此,我依然从很多伊拉克人身上看到了一些让我动容的东西。不论是在前线还是在后方,不论是流离失所的难民还是政府官员,人人都显示出抗敌救国的决心和紧迫感。在伊拉克人的内心深处,他们一直渴望这个石油大国能彻底结束战乱,过上和平、安稳、富足的生活。他们在乱世中乐观、投入地生活着,他们的故事值得被记录——而这,正是我作为一名驻外记者的职责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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