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与动物关系的问题上，西方主流哲学认为二者之间有着一条明显的且是不可逾越的鸿沟。问题是，虽然人类与其他动物之间存在着很多区别，但是这些区别并不能让我们得出人类不再是一种动物了的结论。戴蒙德借助演化人类学、古生物学等学科所提供的史实和资料展示人类是“第三种黑猩猩”。对于从实证科学来研究人类与动物的关系，哲学界有不同的观点：德勒兹和加塔利认为，哲学研究的对象是与众多非哲学学科关联在一起的，哲学不能以一种超然的立场来对世界进行解释性描述，他们通过“生成—动物”理论打破西方主流哲学在人类与动物之间所划下的鸿沟；海德格尔则认为人与动物之间的区别不能由实证科学提供，而应由存在论奠基。在海德格尔的基础存在论中，动物只有环境而没有世界，然而在柏格森、斯宾格勒、德里达等生命哲学家看来，不同的生命(动物)都在自己创造的世界生存，每一种生命都以其自身而非以人类的语言和意识为中心，虽然人类是一种较为特别的动物，但也是在一个与其他动物共享的世界中存在着的，在人类与动物之间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

在人类与动物关系的问题上，从亚里士多德开始，经笛卡尔、康德到海德格尔，西方主流哲学认为二者之间有着一条明显的且是不可逾越的鸿沟。在这一鸿沟的两边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存在者：一边是一个单一、同质的群体——人类，他们具有语言、理性和灵魂等唯有人才具备的属于“人性”的东西；另一边是与人相对立、被标志为“动物”的群体，它们没有语言、理性和灵魂那些人性的东西，而只有先天的本能。问题是，虽然人类与其他动物之间存在着很多区别，但是这些区别足以使人类不再是一种动物了吗？

对于到底该如何看待人类与动物的关系，人类到底是不是一种动物这一问题，与大多数哲学家仅从本体论、人性论角度研究人性不同，尼采认为人类是一种历史性的存在，是在历史中生成的，故而要求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探讨人性。在尼采看来，缺乏历史感是哲学家的原罪，“他们不知道，人是生成的，认识能力是生成的……人类发展中的一切本质的东西早在我们大概了解的那四千年之前的原始时代就已经产生了，在这四千年里人类不会有很大的改变”(1)弗里德里希·尼采：《人性的，太人性的——一本献给自由精灵的书》，杨恒达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年，第16页。。

尼采可以说是开创了从历史的、生成的角度来研究人性的先河，在他之后，不少哲学家纷纷借助演化历史学、人类学、古生物学、考古学等学科所提供的史实和资料来探究人类与动物的关系，其中有代表性的一位是美国学者戴蒙德(JaredDiamond，—)。戴蒙德既是历史学家、演化生物学家，同时也是哲学家。戴蒙德最著名的作品《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研究农业社会的起源，比较的对象是农民与狩猎采摘者，而他更早的作品《第三种黑猩猩：人类的身世与未来》()研究人类如何从猿类之中演化而来，比较的对象是人类与黑猩猩。

在《第三种黑猩猩：人类的身世与未来》中，戴蒙德从五个部分讨论人类的兴亡史。第一部分涵盖几百万年的人类演化史，终点是1万年前兴起的农业社会；第二部分讨论人类生命循环中的变化，它是人类文化表现的生物学基础；第三部分讨论那些让我们认为“人异乎禽兽”的文化特征，其中最核心的观点是使人异乎禽兽的文化特征在动物身上就已存在；第四部分讨论人类如何成为世界的征服者；第五部分讨论人类对自然的征服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前面三个部分描述人类的过去，后面两个部分描述人类的现在和将来。我们探究的是人类与动物的关系，故而主要分析前面三个部分，戴蒙德是如何描述人类的进化或身世的。

如何看待人类与动物的关系？一方面，人类与其他动物之间有一道似乎无法逾越的鸿沟，这也是我们创造“动物”一词来勾画那道鸿沟的原因。人类会说话、写字、制造复杂工具，大部分人穿衣服、欣赏艺术，很多人信仰宗教。人类还有很多阴暗行为，如灭族、凌虐、吸毒、大规模消灭其他物种等等。虽然上述行为中的一两种有的动物也会，但动物的水平跟人类不在一个层次。故而，无论是出于务实需要还是法律要求，我们都不能把人当作禽兽。另一方面，“我们是不折不扣的动物，我们的身体，无论解剖结构、分子成分还是基因，都与其他动物相似，我们甚至可以辨别我们是哪一类动物”(2)贾雷德·戴蒙德：《第三种黑猩猩：人类的身世与未来》，王道还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年，第7页。。根据现代遗传学研究，人类与两种黑猩猩的基因组有98%是相同的。若有动物学家从外太空中来，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将人归类为第三种黑猩猩。

然而，很长时间内人类再也不提自己是“另一种大型哺乳类”。早在公元2世纪，西方古代医学集大成者盖伦从动物解剖经验中就已确定了人在动物界的地位：无论在内脏、肌肉、动脉、静脉、神经，还是在骨骼形态上，猴子与人非常相似。实际上，在灵长类，人类明显与猿比较相似，与猴差异较大，如猴子有尾巴，而猿和人没有。DNA差异是检测不同物种之间亲缘关系的一种非常有效的手段。猴的DNA与人/猿的DNA有7%不同、93%相同。黑猩猩与倭黑猩猩的DNA差异只有0.7%，人类与两种黑猩猩的差异是1.6%，相同基因高达98.4%。人类与大猩猩的DNA差异较大，是2.3%。

从族谱看，人类最亲近的亲戚是黑猩猩。传统分类学将所有大猿放在“猿科”，为人单设一个“人科”，似乎人与猿之间有一道鸿沟。这是人类视自己为“万物之灵”的一大源头。我们也许可以用黑猩猩的眼光来处理高等灵长类的分类，把它们分为两群：一群是三种黑猩猩，即人类和另外两种黑猩猩；另一群包括其他猿类，如长臂猿、红毛猩猩与大猩猩。两群之间没有明显差异，同属于一个物种。传统分类学将人与猿分别开来的做法，不符合人与猿之间的遗传距离和分化时间的史实。“人类就不可能独立成科，甚至不应独立成属，而应与另外两种黑猩猩归入同一属”(3)贾雷德·戴蒙德：《第三种黑猩猩：人类的身世与未来》，第29页。。可是根据动物命名国际公约，人属(Homo)这个属名较早问世，因此人属应有三个物种，除了人，还有黑猩猩、倭黑猩猩。这些新的遗传证据，除了涉及分类学的技术问题之外，最重要的是让我们重新思考人与猿在宇宙中的地位。

尽管人类在基因、族谱上跟黑猩猩属于同一个物种，但现代社会的共识是，人之为人主要不在于基因，而在于语言和文化，是语言和文化让人类不同于其他动物。然而黑猩猩、大猩猩甚至猴子都能以符号沟通，受过训练的猩猩有的能学会上百个符号。既然猴子、黑猩猩都有能力以声音传讯，为什么它们没有朝这个方向演化，发展出自己的复杂语言？“答案似乎在涉及控制语音的解剖构造，包括喉咙、舌头，以及相关的控制语音的肌肉”(4)贾雷德·戴蒙德：《第三种黑猩猩：人类的身世与未来》，第58页。。黑猩猩之所以无法发出人类的母音，这是受制于黑猩猩的解剖结构的。以语言为基础，人类慢慢演化出各种文化，自此以后人类的发展不再依赖于遗传的变化。

在分析人类独特文化特质的生物学基础之后，戴蒙德指出，遗传特质并非决定人类特征的唯一特点。“我们成为万物之灵，凭的是文化特质，那些特质建立在我们的遗传基础上，赋予我们巨大的力量”(5)贾雷德·戴蒙德：《第三种黑猩猩：人类的身世与未来》，第页。。人类的文化特征包括语言、艺术、技术以及农业。对于每一个人类特有的文化特质，我们必须追问它们在动物界的“前身”是什么？在人类演化史上，那些特质在什么时候开始接近现代形式？它们在演化早期阶段是什么模样？

在人类演化中，或者说人类之所以成为独一无二的物种，语言是关键。语言让人类共同草拟计划、彼此交流、相互学习经验。人类语言与动物呼叫间的鸿沟，似乎没有任何桥梁可以跨越。自达尔文以来，人类语言起源的谜团其实是一个演化生物学问题：这一不可跨越的鸿沟是如何跨越的？在《语言的演化》一章，借助现代科学对野生动物呼叫的研究，戴蒙德认为人类语言与动物呼叫之间看似难以跨越的鸿沟实则是可跨越的。

已知的最精密“动物语言”研究是对非洲长尾黑颚猴呼叫的研究，这是一种东非野生动物园中最容易碰到的猴子。长尾黑颚猴的死亡约3/4是由豹、蛇和鹰这三种猎食动物造成的，它们对这三种猎食动物会采取三种不同的防御措施，而且它们会发出三种不同的呼叫警告。这三种呼叫各有特色，人耳不需要任何技术手段就能分辨。除了这最常见的三种呼叫之外，长尾黑颚猴至少还有另外三种呼叫警告，分别是狒狒、土狼和鬣狗等哺乳动物、它们不熟悉的人类出现时发出的呼叫。其他长尾黑颚猴听到不同呼叫会采取不同防御措施。科学家还告诉我们，长尾黑颚猴的呼叫警告并非恐惧或意向的非自主性表现，即自然流露，而是对外界有所指涉，且相当准确。长尾黑颚猴自幼年起就学习适当的呼叫和反应模式，幼猴对成猴的呼叫要到六七个月大才能作出正确反应。

长尾黑颚猴有呼叫，但这一呼叫是不是语言还有一些问题需回答：这些呼叫能否当作“词语”？动物的“词汇”有多大？哪一种动物的呼叫有“文法”？在英语国家，一般人的日常生活需个单词，但长尾黑颚猴只有10来种不同呼叫。不过，有好几组科学团队使用人工语言训练被捕获的大猩猩、黑猩猩和倭黑猩猩，这些动物都学会了上百个甚至几百个符号的意义。这至少证明它们的智力足以掌握大量词汇。问题是，不管动物的词汇有多大，除非有文法，否则大多数语言学家不会承认动物有语言。虽然长尾黑颚猴的呼叫研究至今没有发现它们的呼叫有文法，但科学家对动物语言的研究使我们有机会窥见动物声音通讯的极限。在追踪动物语言的极限之后，我们能看到人类的语言究竟可以“原始”到什么地步，从而看能不能打通在动物呼叫与人类语言之间的鸿沟。

如果在与世隔绝的环境中生长，婴儿长大之后就一直不能说话，也不会发明或发现语言。科学家做过这样的实验：参与实验的是整个族群中的小孩，他们身边的人说的语言极为简化又不稳定，与正常2岁孩子说的话颇为类似。那些孩子会无意识地继续演化他们自己的语言，比长尾黑颚猴的呼叫更为先进，但比正常的人类语言简单，结果产生了一种叫“克里奥耳语”(creole)的新语言。这种耳语和它的前身“洋泾浜语”(pidgin)为我们建构人类语言的演化过程提供了有益线索。在语言形成过程中，语言学家区分出两个阶段：刚形成的粗糙语言叫洋泾浜语，进一步演化出的较复杂的语言叫克里奥耳语。与正常语言比较，洋泾浜语的语音、词汇和语法极为贫乏，其语言通常只保留几个语言的交集部分。如果只有成人且不是正式地讲洋泾浜语，它就会停留在原始阶段而不会进一步演化。但是，如果有一个世代以洋泾浜语为母语，它就会很快演化成克里奥耳语。克里奥耳语可以表达正常语言能表达的思绪，而稍微复杂的意念洋泾浜语都难以表达。

从洋泾浜语到克里奥耳语，或从2岁幼儿的单词话语到4岁幼儿的完整句子，是迈向成人语言的一大步。洋泾浜语，如2岁幼儿的语言(以单词为主，缺乏具备语法的完整语句)与成年人的语言是有着本质性区别的；但是，克里奥耳语，如4岁幼儿的语言(具备一定语法结构的完整句子)与成年人的语言是不具有本质性区别的。所以，我们可以说，虽然克里奥耳语与正常语言仍有着很大的差异，“可是从长尾黑颚猴呼叫到莎士比亚，‘克里奥耳语’已走完全程的99.9%”(6)贾雷德·戴蒙德：《第三种黑猩猩：人类的身世与未来》，第页。。在动物交流与人类语言之间，我们曾经一直认为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现在，我们在动物界(最有价值的是长尾黑颚猴的呼叫)和人类(代表性的是4岁幼儿的完整语句)中都发现了可供建造桥梁的材料。虽然语言是人类最独特的特征，正是语言使人类生活在不同于其他动物的世界之中，但是，我们已经开始知晓，在动物界可以找到人类语言的前身，在人类语言与动物语言之间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

除语言之外，很多人认为在人类独有的特质中艺术最高贵，它就像语言一样将人超越于动物之上，为人/兽之分划下明确界限。很多学者认为，类似人类艺术创作的动物表现(大象画画、鸟类唱歌)与真正的艺术有着本质区别：人类的艺术是为艺术而艺术，没有使用价值；人类的艺术创作受美感支配，而美感是愉悦的源泉；人类的创造天赋受艺术传统熏陶，并非镂刻在基因之中的机械操作。“艺术本无用”，这就是说人类的艺术不能帮助创作者取得生活资源以及传递基因，而鸟儿唱歌则是为了吸引异性交配、保卫自己的阵地，以达到传递基因的目的。真实情况果真如此吗？在很长时间里，人们认为唯有在人类身上才会表现出绘画、歌唱等艺术才能，但是，美国一个动物园的几只灵长类动物，包括两头黑猩猩(刚果与慈贝)、一头大猩猩(苏菲)、一头红毛猩猩(亚历山大)，它们身上也显示出同样的才能。“这些灵长类分别精通不同的绘画媒介，包括画笔、手指、铅笔、粉笔、蜡笔。刚果一天画过33幅画，看来只是为了愉悦自己——从未见它拿画给其他的黑猩猩看”(7)贾雷德·戴蒙德：《第三种黑猩猩：人类的身世与未来》，第页。。黑猩猩是我们的近亲，它们的画与人类的画一样并不总是具备传递基因的实用功能，这些画已经开始跨越人类艺术与动物活动之间的鸿沟。通过对艺术的自然史的考察可看出，人类的艺术在动物界有前身。人们原以为的人类特征，最近的动物行为研究已揭示了它们的前世今生。“人与其他动物之间，不再有不可跨越的鸿沟。人与其他动物的差异，只是程度上的，而不是本质上的”(8)贾雷德·戴蒙德：《第三种黑猩猩：人类的身世与未来》，第页。。

人类是第三种黑猩猩，人与动物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虽然戴蒙德的看法在演化生物学、哲学人类学中颇具影响，但是很多哲学家认为，这只是生物学、人类学的实证研究。实证材料只涉及事实，哲学负责对这些事实进行解释，为它们提供本体论基础。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充分显示了这一倾向，也就是赋予存在问题优先性，科学的存在论奠基必须先于科学的实证研究。如何看待实证科学与哲学之间的关系，哲学与经验性研究的关系是不是单向的？对存在者的经验性研究与存在者的存在论问题有没有关系？

对于上述问题，不少哲学家作出了不同于海德格尔的回答，这里以德勒兹(GillesDeleuze，—)和加塔利(FélixGuattari，—)为例。德勒兹和加塔利认为，哲学所研究的每一个重要对象都可以看作是一座“高原”，“每一座高原都将不同的主题构织成错综复杂的网络，而这些主题则与众多非哲学的学科关联在一起。艺术，数学，地质学，生物学，语言学，人类学，历史学，动物行为学……”(9)玛斯素美：《代序：概念何为？》，德勒兹、加塔利：《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姜宇辉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年，“代序”，第2页。哲学不能满足于纯粹的反思，不能以一种超然的立场来对世界进行解释性描述或裁断性规定。德勒兹和加塔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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