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世界文学”的学者阿普特将马克思“世界文学”看作“权力中心”的概念，主张以“克里奥尔”与“洋泾浜”等殖民主义时代的话语作为全球化时代翻译研究的“第三方话语”，用以解构这个“权力中心”。“反世界文学”虽然自称“解构批评”，但实际有一定程度的反全球化“民粹”倾向。“第三方话语”不过是其以退为攻的“特洛伊木马”，而“洋泾浜”作为“后殖民再现”则是解构“世界文学”的新手段。其实马克思世界文学强调不同民族文学之间的“互相交往与互相依赖”是全球化翻译的正道。世界翻译史上克里奥尔与洋径浜话语作为殖民主义语言现象从来不可能成为主体语言与正规的翻译语言。

［关键词］反世界文学　洋径浜　克里奥尔　民粹倾向性

一、“反世界文学”与“克里奥尔”和“洋径浜”

“反世界文学”这个词出现在年纽约大学法国文学与比较文学教授阿普特(EmilyApter)的专著《反世界文学：不可译性的政治学》中。阿普特认为：马克思提出的“世界文学”本质上是“世界主义”的立场，它代表的是“最早的全球化”方向。“世界文学”概念其实是以“一体化”来否定民族文学的“差异”性，是“文化平均主义与经济资本主义体系”的学说。①基于对马克思“世界文学”观念“权力中心”的批判，阿普特等学者提出以“克里奥尔”(Creole)与“洋泾浜”(Pidgin)等昔日的殖民地话语（洋径浜来自中国，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作为世界文学翻译中的“第三方”，而且只有这种第三方，才可能作为“最受保佑的完满复合语”来穿越“不可译性”。②

在笔者看来“克里奥尔”与“洋径浜”是百年乃至数百年以前西方殖民地的“旧话语”，现在又被用来对付“全球化”中因民族文学“差异”产生的“不可译性”，这种荒唐的“取代”被有的西方学者戏谑为“用鸦片来取代海洛因”也并不为过。

但是这次“殖民话语”的复归并非偶然，早就有耶鲁大学苏源熙(HaunSaussy)在《中国文化中的长城话语与其他冒险》一书中提出：过去对“克里奥尔”和“洋泾浜”等驳杂不纯的殖民主义语言批评有不公之处，比如中国的洋泾浜翻译其实是一次“语法学家的大展示”，表现出这种来源的语言规范性与其所表达目标的“不规范”，造成了“一种混乱的语言之间的不平衡关系及不完整性”。但正因为如此，这种语言却在当前权力中心统治下的世界文学翻译中恰恰会起到一种“解构”中心的独特作用：“洋泾浜(Pidgin)———以翻译之间既可听又可视的语言———取代了语言间的不相称性。对于汉语这种没有语法的语言的讨论，它赋予了洋泾浜极大的再现权力。”③当然阿普特在接手这一观念时，为防止被视为“后殖民”理论，先进行了理论角度的调整。以批评马克思（有时也包括歌德，但不过是作为陪衬）的“世界文学”为主，但是却从翻译研究领域出发。她认为翻译研究存在着“权力中心话语”的争夺，英语、法语、俄语和汉语等已经成为现在的“权力话语”，而其他民族语言则被边缘化。

其实在阿普特的较早著作如《翻译领域》()中并没有这种观念，但是在《反世界文学》中则提出：“作为一种突破神圣翻译的语言形式，克里奥尔语与洋泾浜语一样也许能成为一种解决众多疑难问题的‘神圣’语言”。可以看出这是一种重要转折，从“解构主义”向一种当前重新兴起的“民粹倾向批评”的转折。我们说“倾向”，是因为这种批评已经以欧洲民粹色彩的欧洲哲学语汇的“不可译性”为理论依据，提出“政治学”概念，却又没有公开“民粹”口号，毋宁称之为“倾向”为宜。其实在欧洲民粹思想近年渐趋活跃，但较少公开使用“民粹”的旗号。同样，阿普特的“理论转折”也是“半公开化”，从几年前以德里达“解构主义”哲学为主导转向年以来的翻译研究，其中心理念就是世界文学的“不可译性”。

二、武器的批判：“不可译性”

阿普特宣称，自己“反世界文学”的思想来自于一个观念“不可译性”，称赞这个词是“反思了人类的哲学与话语的杠杆支点性概念”。这里所说的原文本是“欧洲哲学语汇的不可译性”。正象阿普特反复说明，这种观念的创造者是法国学者卡辛(BarbaraCassin)等人，特别是卡辛主编的《欧洲哲学语汇：不可译辞典》，此书年前后被阿普特等人译成英语出版。

其实不可译性(untranslatability)本身就是卡辛自造的法语词，当然也是阿普特自造的英语词。实际上这种概念完全经不起推敲，如果说“不可译性”是指翻译史上因为文化差异就存在“不可译性”，那就是否定人类存在了数千年的翻译活动。如果退一步来说，仅仅是“欧洲哲学”不可译，那也是没有常识的笑话，欧洲哲学的源头之一《圣经》旧约就是公元前４世纪从希伯来文译成希腊文的，希伯来文、希腊文与拉丁文都是“欧洲哲学“主要可以互译的语言，公元７世纪之后阿拉伯“百年翻译运动”中又有大量欧洲哲学著作译为阿拉伯文。所以这个概念其实掩饰不住民粹色彩，难怪欧洲的《激进哲学》杂志将卡辛的词典收入“激进主体”之中，其实已经说明了这个词典编者右倾“激进的”的民粹立场。④

“词典”虽然有欧洲民粹的学术倾向，但是直到近一两年的“移民潮”爆发之前，由于民粹主义在欧洲特别是法德英等国属于右翼势力，所以民粹思想一直面目隐晦。特别是在文学批评中，法兰克福学派等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符号学等形式主义联合起来，牢牢占居主导地位。像卡辛这种有民粹倾向的学者只能通过“不可译性”等翻译理论与语言学观念，表现自己的“政治主张”。直到年，随着欧洲“难民潮”的发生，民粹派政治家活动增多，民粹批评也半公开了自己的思想倾向，不过由于欧洲主流思想反民粹力量强大，所以民粹批评直到今天仍然是“犹抱琵琶半遮面”。也可以看出，有民粹倾向的批评家们不再用“解构主义”哲学来遮蔽自己。从理论线索而言，德里达解构主义是形而上学的结构与解构的哲学、有浓重的索绪尔语言与法国结构主义思想成分。而民粹思潮是一种社会政治思潮，与当代哲学没有直接理论联系，阿普特书名《反世界文学：不可译性的政治学》就道出了其中的奥妙，企图从翻译研究建立一种民粹倾向的“政治学”。其志向还是不小的，而“反世界文学”当然是一个有轰动效应的口号。

但是选择马克思世界文学作为批评对象是这种“民粹倾向性”批评理论立足点的大错误。从卢卡契直到法兰克福学派、詹姆逊、伊格尔顿等欧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世界文学研究可谓体系完备，博大精深，理论线索从古希腊的“世界主义”到全球化的“世界文学”研究既系统又丰富，相反，“反世界文学”的民粹批评则对马克思原著《共产党宣言》的解读都有不通之处。

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对世界文学作了经典的表述：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使反对派大为惋惜的是，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一种世界的文学。⑤这段话使得“反世界文学”学者们的攻讦之词不但被“解构”，而且显露出民粹倾向的根本缺陷。

马克思的“世界市场”就是指工业化的市场竞争会取代民族保护主义，马克思反对的当然正是民族国家的“权力中心”与“一体化”。马克思所主张的“互相往来与互相依赖”，哪里可以看到阿普特所说的“一体化”“权力中心”？只不过民粹派批评所怀念是欧洲的“权力中心”与罗马帝国的“一体化”。这个“传统”也是对不发达国家与民族的“殖民征服”。所以反对马克思世界文学就是反对全球化的各民族交往，仍然维护欧洲话语的权力中心。要实现这一目标，最好的就是殖民者曾经使用过的“克里奥尔“与“洋泾浜”。

而这种殖民话语如同当年希腊人的特洛伊木马，腹中藏的是欧洲民粹派的殖民话语。这种文学通过克里奥尔语“翻译”等进入“特洛伊城”，这个“城”就是非洲、拉美与亚洲的文学，这里曾经是欧洲大殖民时代的被殖民的土地。如果看到阿普特等人从民粹主义出发，最后竟然回到殖民主义的老路，真令人感到有些惊竦，这种回潮有如盲人瞎马夜临深渊，确实走得太远了。

三、殖民话语与“再现”的神话

特洛伊战争也是最早的殖民战争之一。公元前４世纪亚历山大征服犹太民族后，曾经在殖民地推广希腊语，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希腊化”，Hellanism的原意就是“说希腊语的犹太人”。当时这种希腊化的希伯来语相当盛行，也相当于所谓的“第三方语言”或是古代的“洋泾浜”。早就有西方学者讽刺希腊人的殖民话语扩散到周边国家如同“地中海这个大池塘边的鸣叫的群蛙”，这虽是个不雅的比喻，将这种“第三方语言”说成了青蛙鸣叫，但却是殖民主义话语起源的箴言，是必须要记取的。亚历山大大帝国崩溃后这种希腊化的“权力中心语言”随之灭亡，希伯来语言学家们坚定地捍卫了自己语言体系性与主体性。最早的“第三方语言”就此覆灭。

16世纪后欧洲列强的海外大殖民中，在非洲与拉美各国几乎都有短暂性的“黑人英语”“黑人法语”“印第安英语”等话语出现，克里奥尔语是英语在亚非几个殖民地国家的混合语。这种语言虽然被称为“皮金语”(pidgin的音译），但是与中国的“洋泾浜”没有任何语源关系。唯一相同的是这两种语言都不是民族主体性语言，只是一种以商业活动为主扩散而成的俗语现象。初期是一种“惯用语”或是“行话”，说洋泾浜的人各有自己的主体性语言即有自己的母语，他们各自以汉语与英语或葡萄牙语为本民族语言，说话人只在特定场合如商业贸易或是中西交往活动，而且是层次不高的交往中使用这种话语，当时的正式政治经济交往中双方都不允许说这种俗语。说明它从来不是社会通用的语言，只是殖民地的被殖民者的语言，可见其恶俗程度。

真正的洋泾浜的英文名称“皮金”(Pidgin)源自于上海话中的不标准英文词bussiness。英语世界多简称为洋泾浜英语(ChinesePidginEnglish)，虽然没有大错，但是其历史上却并不只限于英语。洋泾浜的历史分为三段：第一阶段是澳门葡语洋泾浜，根据澳门文化杂志主编的《16和17世纪伊比利亚文学视野里的中国景观》中记载，年葡萄牙殖民者到达澳门，大约年前后进入广州。这一段时间里从马六甲来的懂汉语的菲律宾翻译与广东本地的略通葡萄牙语的商人在经商中，汉语与葡语混杂使用，产生最早的广东洋泾浜葡萄牙语。这种语言后期向长江流域的南京上海一带扩展，如葡萄牙史学家所说“买卖做到了经南京更远的地方。”⑥第二阶段是年广州成为第一个通商港到年鸦片战争，这一阶段的商业英语与汉语混杂，还有部分葡萄牙语与菲律宾语，形成广州洋泾浜。第三阶段是年鸦片战争到新中国建立之前的一个世纪，在上海形成应用最广、影响最大的中英混杂语，并且最终以上海的洋泾浜得名。洋泾浜的大规模流传是鸦片战争后到新中国建立的余年，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语言学界的主流评介都是负面的。除了政治经济上的殖民主义历史外，主要是因为这种语言现象并没有社会普遍承认的民族主体，使用者多是从业资质较低的中下层买办、涉足商业外贸的小商贩与市民；语汇多为俚语与俗语，风格鄙俗且有大量狎匿、侮辱对方（包括中西双方）的语汇，如“咸水妹”“番仔”等。洋泾浜的来源语英语与汉语则都是有悠久文明传统的重要国际规范语言，洋泾浜则由于使用者的层次不高，语言无规范，以俗语为主，没有文字书写体系，自然存在不能完整准确地表达意义等根本缺陷，最终在20世纪初已经声名狼藉。随着新中国建立，为人所不齿的“殖民地语言”寿终正寝。

苏源熙与阿普特所谓“可听可视性”更是错将其语言的简陋与粗鄙当成可贵之处。举例来说，如洋泾浜中的“理解(understand)”取其发音的第一个音节称为“安”（发音un)，以为这样具有“可听”，完整句子如将“Doyouunderstand?”翻译为“安无安？”这样的“可听与可视”，当然不能应用于任何书面语与正规场合的口语翻译。例如我们翻译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用洋泾浜如何译？如果用洋泾浜式的英文译成“阿木林王子”，或是把《奥赛罗》翻译成“番仔将军”（奥赛罗是为罗马作战的摩尔人），或是将《巴黎圣母院》的乞丐译为“瘪三”，可能会成为世界文学翻译中的极大讽刺。

余　论

全球化时代中研究克里奥尔与洋泾浜的语言学家们一直对殖民主义话语进行历史主义的阐释与批判，近年来西方学者出版的语言学专著如德国学者艾里·安契伯的《后殖民语境中的语言接触：喀麦隆的语言学与社会环境中的英语与皮金语》、美国夏威夷大学的伊曼纽尔·德莱赛尔的《太平洋早期殖民中的语言接触：波利尼西亚沿海的洋泾浜英语之前的洋泾浜》都是其中的扛鼎之作。作者以科学、严谨的观念与方法来分析洋泾浜的后殖民话语来源、属性、语言结构与语法、词汇、文化因素等，指出这种历史语言现象随着殖民主义时代的结束而消灭，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所以将“洋泾浜”说成是世界文学翻译的理想语言，其实是一种“民粹倾向”的妄想，因为恢复殖民话语是不可能的，而“反世界文学”者所主张的将其作为“第三方语言”来破除“不可译性”，也只是一种“特洛伊木马”式的小诡计，没有人会为欧洲民粹派思想的这种把戏所诱惑。

后现代理论家们经常引用马克思的一部名著《路易·波拿马的雾月十八日》，甚至有人将其称为后现代批评的《圣经》，马克思的一段话尤其适用于这种“再现”，“……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为他们效劳，借用它们的名字……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新的一幕”。⑦

通过“请出”克里奥尔与洋径浜这种殖民话语，在全球化中演出“反世界文学“的“新的一幕”，却暴露了其中的民粹倾向。这并不奇怪，太阳底下没有新的东西，当前的这种倾向其实早在18世纪启蒙主义时期，就被康德在著名的“历史理性批评”中，对德国赫德尔的欧洲民族自我中心主义迎头痛击。以后到19世纪3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又对德国的民族主义“条顿狂”无情揭露，而19世纪后期则有俄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俄罗斯的“民粹派”的深入批判，历史说明任何领域的民粹思想或是倾向都很无法成为主流。我们无意对欧洲历史思潮多加评论，但是对曲解马克思“世界文学“的这种民粹批评倾向却必须正视。有幸之处在于，其思想源渊还是容易看穿的，所要警惕只不过是这种批评近年在欧美尤其是“反全球化”思潮中的重新泛起。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