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迈克尔·曼著《民主的阴暗面》

宗教暴力日益增多，这是为什么？

原教旨主义的兴起削弱了世俗主义、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救世宗教声称掌握一种独一无二的得到上帝启示的真理。单一神教（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但不包括佛教或印度教）称有一个真上帝。一个人不能属于两个这样的宗教。宗教深深地根植于日常家庭和社会仪式当中，带来强烈的情感和道义上的坚守。那些信奉不同信仰的人可能会不宽容他人，并试图将他们的真理强加于另一个信仰之上。宗教政治化产生了最多的问题，因此，基督教，作为最少宽容的宗教，最终通过向世俗国家转变而解决了它的问题。神道教、佛教和印度教要宽容得多，所以相互之间极少争斗。过去的犹太人或穆斯林也未试图清洗或强迫改宗。即使今天，全世界大多数宗教信徒也宽容其他宗教。同基督一样，宗教已学会了把属于凯撒的归于凯撒，将属于自己的归于自己。然而在世界的某些地方，宗教暴力日益增多。这是为什么？

我的回答取决于我的第一个种族论点的变异形式：当代宗教暴力主要产生于神权民主的要求的兴起——要求由“我们，宗教人民”统治的政治统治。穆斯林原教旨主义以一个宗教社区实行自我管理观念为中心，该宗教社区坚持《古兰经》的指示，且运用沙里亚（Shari’a），伊斯兰教法。沙里亚不是国家法律。历史上，它更接近西方民法，大多数案件由个人针对其他个人提出起诉，而不是由国家提出起诉。然后在19世纪现代化中的奥斯曼帝国开始试图将沙里亚法编集成典（凯迪，：）。今天的原教旨主义者对此问题的态度依然模棱两可。虽然他们将他们的要求建立在《古兰经》的基础之上，但他们将19世纪和20世纪的国家主义和民粹主义结合成了一个宗教版的我们—人民的统治。起初他们是将神权民主——一个由40年代印度次大陆最重要的伊斯兰教思想家毛拉纳·毛杜迪创造的一个词——理想化了，试图表示一个“受神指引的民主政府”这样的意思（索拉特，：）。所以原教旨主义者起初像民粹主义者一样动员起来，鼓动普遍的并隐含阶级色彩的针对威权主义统治者（要么是殖民主义列强，要么是被谴责吸收了西方文化的后殖民主义世俗统治者）的情绪。类似的印度民族主义者（信奉Dharmayuddha，一种神圣或正义的战争）和甚至斯里兰卡的佛教民族主义者也崛起了。印度原教旨主义者希望强加一种源于像印地语罗摩衍那那样的神圣文本的印度观念的宗教纯洁性。

然而，随着这些原教旨主义组织的增长，它们变得不够民主。当它们攫取权力之后，如在伊朗或阿富汗，它们变成了专制兼神权政治，体现宗教伊玛目或毛拉的统治。因此，我们认为原教旨主义者与民主没有任何关系。然而他们对群众的吸引力就是一种民主的吸引力，旨在反对地方威权主义统治者和国外帝国主义列强。事实上，把理想与实践作对比，革命的伊斯兰类似于革命的社会主义。两个组织都创造了由人民对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列强进行统治这一理想的不同版本——而两者随后都通过拥护实现一个强大的国家而背叛了它们的理想。

这个国家被认为是表达了人民的宗教纯洁性——一个社会有机论的民族—国家的变异形式。这是奇怪的，因为宗教按其教义从不是国家主义也不是民族主义的。它们主张国家应该臣服于宗教团体，而这个团体被视为是跨国家的，而非国家的，直接伸入民族国家边界（除了在尼泊尔，它在宪法上是一个印度教国家）。伊斯兰没有这样的核心国家。两路神权政治民主人士断言，宗教少数将被强制同化或被作为二等公民或非公民，仅允许维持私人宗教生活。

今日更加危险的最接近符合我的论点的例子大多存在于更大的帝国的边沿一带——19世纪和20世纪的大欧洲就是这样。前面一章讨论了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边沿。在前苏联的边沿的车臣、阿布哈兹、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和费尔干纳山谷也有例子。库尔德种族民族主义者在土耳其、伊朗和伊拉克的外围领土鼓噪不已。缅甸的边陲领土是危险地区，一点就着；菲律宾南部也是。埃塞俄比亚、索马里和厄立特里亚省都包含受到边境对面援助的少数民族分裂组织。在这样的环境下叛乱分子公开谴责土耳其、伊拉克、印度、缅甸、印尼、墨西哥、危地马拉、巴西等其他地方的帝国主义。帝国主义现在也在南方出现，而对它的抗拒可能包含了对种族民主制度的要求，类似于我们在早期的欧洲看到的情形。

大多数这类冲突也发生在世界最穷最偏僻的一些地方，所以它们成为仅有的地方黑洞。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阿布哈兹和格鲁吉亚，受到毁坏，但它们的冲突没有扩散。最坏的例子卢旺达，确实将其致命的病毒传播到整个非洲大湖区，但是世界其余地方放弃它整个区而专看其外围，认为它的珍贵金属将通过更加迂回、充斥着军阀与雇佣军的路线到达北方。土耳其、俄罗斯、印度、印度尼西亚等等也被给予自由行动权。大多数地方选择了镇压，因此种族冲突和清洗加剧，国际资本家对在这些不安定地区进行贸易和投资的兴趣下降。它们的经济危机加深，地方冲突升级。

宗教战士在哪出现？

大多数原教旨主义者不是非常暴力。他们以让他们自己的社区在教义上更加纯洁为重点，试图克服地方不信教者或腐败、威权主义以及通常有点世俗的穆斯林统治者的反对。伊斯兰教徒说，这就是更广泛的圣战（jihad）——意思是“以安拉的名义斗争/奋斗”——训谕的一部分。Jihad并不一定就预示暴力并且不应该翻译成holywar（神圣战争，圣战），因为按基督徒理解，这个词语就是指实际的战争。原教旨主义者还以二等公民待遇威胁宗教少数派，将妇女从公共领域赶出，并对所有人强制进行文化审查。但是（在我的表1.1的分类中）他们仅止于歧视、文化压制以及一些治安性镇压。我们不妨进一步说，穆斯林世界的大多数世俗政权也不比这好很多。

但是有一些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将斗争（struggle）概念带至更远，进入或“战斗”（qital）——针对伊斯兰的敌人。他们成为宗教战士，并通常被穆斯林称为圣战者（jihadis）。一切宗教都能在它们的经文中找到一些似乎拥护战斗的词句，因为宗教清晰表达了指导人类生活所有方面的准则。伊斯兰战士引用《古兰经》中一再重复的训谕来抗拒压迫——“因为压迫甚至比杀戮更坏”（2：），所以要“与他们斗争直到再无压迫以及一切崇敬都仅献给安拉”（2：）。压迫使他们将穆斯林世界中的一些世俗或威权主义的保守统治者界定为不再是穆斯林，从而宣布了正常的古兰经中反对推翻一个穆斯林统治者的训谕的无效。宗教战士以一个真信仰的名义加入武装斗争。印度教战士将甘地的非暴力斥为软弱，而他们为他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暗杀者将激进暴力行为恢复为印度教“四大支柱”之一而拍手叫好。然后伊斯兰教和印度教组织拥护准军国主义，一个内部的、更纯粹的精英的职业（于尔根斯梅耶，；凯迪，；印度与巴基斯坦见艾哈迈德，；戈尔德，；贾弗里洛特，；卡曾斯坦等，：；索拉特，：—）。

当地方敌人似乎与不信教的帝国主义者缠绕在一起时，对宗教战斗口号的响应也大得多。所以穆斯林谴责全球帝国主义，印度教和佛教徒则仅谴责某个地方性的南方观念。衰退的进出口交换比价，债务危机，以及新自由主义的改组等加强了这种响应。在美国为其地缘政治目的扶持南方政权，以武器装备帮助它们对付它们当地的敌人和国内持不同政见者的同时，原针对南方政权的不满也转向了美国。这对穆斯林世界有特别影响。美国给予像埃及和沙特阿拉伯那样的压迫和腐败政权大量的军事支持。美国要在地区冲突中站队时，这会表现得更为明显。它对伊拉克的两次入侵和对以色列的支持给了阿拉伯人和穆斯林一个明确的地方/帝国主义双重敌人的意识。

亨廷顿（）声称广泛地以宗教为基础的冲突在今日沿着宗教文明之间的断裂层爆发，尽管他仅指出它确实沿着横穿非洲和亚洲的一个断层处发生，在此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佛教，或印度教交汇。正如他所指出的，大多数宗教之间的冲突发生在穆斯林与其他信徒之间，从尼日利亚北部穿过苏丹到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到克什米尔，再到菲律宾南部，到摩鹿加群岛。我在第1章指出，宗教在从多样化族群中创建一个更大的大族性集合体方面特别有效。所以苏丹的种族多样性，极化为了一个单独的最重要的区分，一面是穆斯林/阿拉伯北方，一面是多少显得凝聚力不足的基督教和泛灵论的南方。

但是亨廷顿忽视了以下事实，即这除了是种族之间的冲突之外，还是关于宗教的冲突。它包含每一个信仰之内的剧烈斗争。伊斯兰教内部逊尼派—什叶派之间的分歧尤其难以处理，正如伊拉克揭示出来的一样。但是在20世纪，伊斯兰也因上一个世纪让基督教世界分裂的同样的神圣—世俗争端而陷入了分裂状态。现在，与那时一样，争端让原教旨主义者分成两类，相信国家必须坚持宗教真理的，和赞成宗教与国家之间有某种程度分离的——世俗主义者、神秘主义者和大多数少数派别。然而因为后者通常控制着军事，他们也不是很宽容。在某种意义上，两类原教旨主义在每一种信仰中都相互反对，它们一个是宗教性的，一个更加世俗，不断争论着民主的性质。两边都声称不属于由人民统治的范畴。原教旨主义者只在人民是纯洁的时候才认为是由人民统治，而世俗主义者放弃民主，提出原教旨主义者如果当选之后会丢弃民主。两边都不太愿意用选举来解决问题。在伊斯兰教世界内部，这种冲突主宰着阿尔及利亚，同时威胁着穆斯林国家中所有较为世俗的国家，从埃及、土耳其经新中亚共和国到印度尼西亚。斗争经常是充满血腥的。它偶尔具有地方种族的色彩，尽管其主要问题涉及更广泛的宗教事务。

以上断层当中，有一些也同时处在北方帝国主义和南方附属国交汇的地方。宗教战士能够调动强大的宗教感情反对地方压迫者，但是如果敌人也被认定是一个全球性的不信教的压迫者的话，那么他们的宇宙哲学还会得到更大的反响。攻击西方的伊斯兰圣战者必须被理解为反帝国主义者——一个无论亨廷顿还是美国外交政策制定者都不会让其从他们嘴中流出的词，尽管理解这种现象很关键。这是一种新的反帝国主义形式，与旧的社会主义类型有很大区别，因为宗教战士谴责物质主义。他们谴责的不是经济剥削，而是一个在意识形态上既被视为基督教又被视为敌视宗教的北方世界的政治帝国主义。反帝国主义将物质主义视为令人憎恨的北方现代性观念中世俗主义的一部分并对立加以鄙弃。不过，不应该有人怀疑，它同时也依靠穆斯林中一种真实的经济和政治压迫意识发展壮大：恢复巴勒斯坦国土，清除美国/以色列的坦克，建立一个真正的以色列及巴勒斯坦国家，然后圣战者对巴勒斯坦人的魅力将会减少为近乎零。若从阿拉伯土地上清除掉美国基地，同样的效果会被更加普遍地感受到。

这些斗争包括清洗吗？尽管将原教旨主义强加到各种信仰之中不大可能会包含大量杀戮，但它们包含有可能发生的强制改宗。伊朗和阿富汗的原教旨主义统治也包含了文化清洗，歧视以及对少数群体的强制移民。最极端的印度教原教旨主义者赞成强制驱逐穆斯林男人以及让穆斯林妇女改宗。而在升级的冲突中，如在克什米尔或巴勒斯坦或车臣一样，谋杀性种族清洗是由两边发起的，涉及迫使另一社区人群逃走所需要的大量杀戮和恐吓行为。更大的冷酷无情还表现在对在战争中陷入进退两难境地的平民的行为态度上——莫斯科高层建筑区的居民，以色列商业大街的购物者，世贸中心的工人，马德里的上下班旅客，成千上万的车臣人，巴勒斯坦人，阿富汗人，伊拉克人等其他在报复中被袭击的人。正如我们从头到尾在本书看到的，报复大多袭击的不是初始的施害人，而是他们的同族人或同一个地区的人。一方被谴责为恐怖主义分子，另一方就被谴责为国家恐怖主义者。他们所有的行为已将现代种族—宗教冲突移入了谋杀性清洗区域。这类宗教—种族对抗确实构成了严重的危险，而起反效果的美国、以色列、俄罗斯以及印度的报复措施又加重了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