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鹏柱，平定县石门口乡东郊村人，年生。年8月参加革命工作，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年3月南下，先后分配在湖南省浏阳县政府建设科工作。年5月任浏阳北乡砰山区区长、区委书记。年11月任浏阳一区区委书记。年3月任浏阳县委常委、农村工作部部长。年8月调湘潭地委办公室任副主任。年曾兼任毛主席家乡——中共湘潭县韶山公社党委书记。年11月调湘潭县任县委常委、县委办公室主任。年9月调到湘潭行署任农林水办公室副主任。年5月参加韶山灌区建设工作，先后担任湘潭县建设指挥部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等职。年至年先后任韶山灌区管理局党委副书记、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年1月调任湘潭地区农业局副局长。年5月任湘潭地区农村办公室副主任。年2月调炎陵县任县委副书记。同年6月奉命带领农技组赴非洲塞拉利昂工作两年，任专家组副组长。年5月至年6月，任湘潭地委常委、湘潭地区行署副专员。湘潭地市机构合并后任中共湘潭市委常委、湘潭市副市长。年11月正式离休（定为正厅级）。离休后担任了湘潭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主任。

为人民群众办实事是我一生的心愿

我出生在山西省平定县石门口乡东郊村，年参加革命，年入党，年随军南下，到毛主席家乡——湖南省湘潭地区工作，先后担任过中共浏阳县砰岖区委书记、县委常委，中共湘潭县委常委、办公室主任，韶山灌区管理局党委副书记，湘潭地区农业局长，中共湘潭地委常委、行署副专员，中共湘潭市委常委、副市长等职。年离职休养。我自参加革命以来，在党的培养教育下，始终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人生抱负和行为准则，经常深入群众之中，倾听群众的意见和呼声，尽自己的力量，为人民群众办一些实事，办一些好事。回忆这些往事，我的心情感到宽慰。我觉得一个共产党员，一个革命干部，只要把人民群众的冷暖放在心上，想他们所想，急他们所急，助他们所需，他们就会信任你，拥护你，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发挥巨大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把革命和建设事业推向前进。现就我经历的几件事情记述如下。

修建韶山灌区

　　涟水是湘江的支流，水源丰富。由于过去没有修建水利设施，两岸高田缺水，低田成涝，造成农业生产水平低，人民生活贫困，民谣有“有女莫嫁涟水州，十年九不收”的描述。年，湖南省委、省政府决定修建韶山灌区，引涟水灌溉双峰、湘乡、湘潭、宁乡、望城等县市的万亩农田，并成立韶山灌区修建指挥部，由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华国锋任指挥长兼政委，下辖湘潭县、湘乡县、宁乡县三个指挥部。年2月，我受组织派遣，参与工程勘测，陪同省水利厅厅长史杰和工程技术人员，背着仪器和图纸，对公里干渠走线和多处建筑物设置进行了全面勘测设计。年7月1日，灌区全面开工，10万民工上阵，大打一场灌区修建歼灭战。我先分配在湘潭县指挥部担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后调湘乡县指挥部担任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均负责工地民工的思想政治工作。当时民工按团、营、连、排建制，实行管理军事化、生活集体化，学习解放军做政治思想工作。在湘潭县指挥部，我总结了日华连指导员史福明不怕苦、不怕累，带领民工修好渠道，为毛主席争光，以及70岁老人贺桂华报名上工地的先进事迹，号召全体民工学习，掀起了劳动竞赛热潮。在湘乡县指挥部，我深入到东郊营城连蹲点，白天同民工一起劳动，晚上组织民工学习，培养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模范指导员谢宜生。该连有个民工叫何九通，外号“天不怕”，在队上打架斗殴出了名，到工地上照样打闹。连指导员谢宜生启发何九通学习毛主席著作《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以张思德、白求恩、老愚公为榜样，为修建灌区加劲出力，同时教育他遵守劳动纪律，团结同志，互助互爱。经过耐心的帮助，何九通由后进变先进，被评为工地劳动模范。他父亲闻讯赶到工地感谢领导对儿子的教育。谢宜生做思想政治工作的方法得到省指挥部领导的赞扬，在全灌区推广。我还总结了泉塘营女青年戴冬桂为修灌区三次推迟婚期的优秀事迹，在全灌区宣传。当时灌区在施工中，非常重视宣传鼓励工作，有这样几句口号：“修好渠道炼好人，精神物质双丰收”、“修好毛主席家乡的渠道，为毛主席争光”。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极大地调动了民工的积极性，仅用10个月时间，就劈开座山头，填筑90余处沟谷，建成了总干渠和北干渠，完成了灌区主体工程，当年灌田40万亩，做到了当年施工，当年受益，当年增产。

　　韶山灌区主体工程完成后，便建立灌区管理机构——韶山灌区管理局，我在管理局担任党委副书记（党委书记由地委副书记姚欣同志兼任），主要任务是建机构、搭班子、调人员。管理局定编人，我从各县参加修建灌区的国家干部中调来70人，安排水电学院分配来的毕业生20多人，把管理局机关和下辖6个管理所的人员配齐。接着，灌区第二期工程——南干渠开工，成立了南干渠修建指挥部，决定我兼任政委、政治部主任。我带领3万多民工参战，到年5月，南干渠建成，加设3个管理所。此时，“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烧到韶山灌区，我被当作“走资派”批斗，停止领导工作，在指挥部食堂当出纳，管理伙食，卖饭票。在约一年的时间里，我坚守岗位，工作负责，账务清楚，深得干部、职工好评。年8月，灌区成立革命委员会，我作为领导干部被“结合”，担任革委会副主任，至年12月调离。我参加韶山灌区的修建和管理工作4年多时间，为这一工程的建设尽了心，出了力，为人民群众办了实事。现在，这个工程已经运行30多年，取得非常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曾荣获国家科学大会项目奖，被评为“全国水利管理先进灌区”。全灌区范围内，粮食亩产由公斤提高到超过吨粮，农民人均纯收入由50多元提高到多元，农民生活实现小康。

非洲援外

　　年，我被派往非洲的塞拉利昂援外，担任农技组副组长，至年回国，历时两年。塞拉利昂是非洲一个小国家，当时人口万，面积7万多平方公里。塞国原属英国殖民地，独立后第一任总统史利文斯。年终止同台湾的关系，同我国建交，并访问我国。我国对塞国的援助金额达3亿多人民币，援助项目有农业技术推广站、榨糖厂、体育馆、公路桥梁等。我们农技组负责农业技术推广站。农技组的技术管理人员多的时候多人，平时有70多人，分布在东方省、北方省、南方省、首都弗里敦附近的敖谷4个农技站。我是农技组第三批人员，担任农技组副组长。主要职责是协助组长做4个站农技人员的组织管理和协调工作。农业技术推广的项目主要是水稻、蔬菜等农作物种植。我们一到，首先修好水利设施，解决缺水困难，接着按照当地雨、旱两季的气候条件和土壤条件，因地制宜地采用我国的良种和栽培技术，种植水稻和蔬菜。我们种植的农作物都获得成功，水稻一季亩产达到多斤，塞国首都也吃到了敖谷农技站种出的新鲜蔬菜。我的驻地是敖谷农技站，但经常深入到其他3个农技站了解情况，检查工作，帮助解决一些具体问题。一次，我到南方省农技站，发现他们请当地民工做事，按我国当时农村的评工记分办法计算报酬，结果半天的事拖了一天多。我便和农技站的同志商量，改变“大锅饭”，实行包干制，按质按量计酬，结果一天的事半天就干完了，农技人员满意，民工也满意。后来，各个农技站都推广了这个办法。

　　我在援外期间，严格执行我国的外交政策，遵守外事纪律，并始终注意保持对外友好形象，广交朋友。塞纳利昂总统史利文斯和农业部长胡发拉多次接见我们，并视察各农技推广站。他们对我们的工作很满意，一再赞扬。在南方省我结识了史利文斯总统的亲家马沙利，他曾任塞国出口公司的总经理，我们谈得很亲热，他还请我到他家吃饭，专门做中国菜给我们吃。我在出国和回国途中，经过巴基斯坦大城市卡拉奇和法国首都巴黎，并在那里参观，使我较早看到了外部世界，增长了见识，促进了思想解放。两年援外工作，我始终把自己作为中国人民的友好使者，兢兢业业地工作，全心全意为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发展服务。回国以后，我借鉴在国外工作的经验，积极投身改革开放事业，为人民多作贡献。

推行大包干责任制

　　年至年，我担任中共湘潭地委常委、湘潭行署副专员，分管农业和农村工作。湘潭地区是一个管辖七县一市的大地区，有耕地万亩，人口多万，农业基础比较好，是湖南省的高产地区。在我分管农业和农村工作时，正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农村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大变革。如何站在这场变革的前头，推动湘潭地区的农业发展，这便是对我工作的考验。年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结束，地委便安排我带领多名地委工作队员，到湘潭县的河口、峡山口、杨嘉桥、双板桥公社办点，我住在双板桥公社山塘大队黄泥塘生产队。我一下去便进村入户了解情况，农民说：“现在是出工一窝蜂，做事磨洋工，收工打冲锋，田里冒收成”。“再这样搞下去，人养懒了，田变荒了，队搞穷了，叫我们日子怎么过。”我同干部、群众一起学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帮助大家解放思想，要大家出主意、想办法。社员们提出，要改变出工“大呼隆”、分配“大锅饭”，只有分组搞大包干。我听了他们的意见，就和大家商量，采用“分田到组，责任到户、包干上交”的办法，实行包干制。这样，队长不要天天派工，田里天天有人干农活，社员自己当家作主，争着兑良种、办肥料。我回到地委汇报黄泥塘生产队搞大包干的作法，地委领导讲省委有指示，不准搞，要马上纠正。我思想不通就顶着不纠。生产队的干部群众怕工作队为难，就来个明纠暗包。结果，当年早稻获得大丰收，晚稻也增了产，粮食亩产由五六百斤一跃过千斤，每亩增产多斤，除完成国家的征购，集体上交提留任务外，人均口粮有多斤。大家说，搭帮大包干，农民吃饱饭。到年，省委转了弯子，提出“不堵不塞，群众选择”，放手推行不同形式的责任制，黄泥塘生产队以及其他地方搞责任制的经验在全地区推广。到年，全地区实行包产到户的生产队达到98.8%，基本实现农村经营体制上的变革。湘潭地区的农业也迈上了一个新台阶，粮食总产由年的40.72亿斤增加到年的57.49亿斤，增长41.18%；生猪由万头增加到多万头，增长一倍多；农民生活水平有较大提高，绝大多数地方告别贫困，实现温饱。年，我应江西省委邀请，在江西全省干部大会上介绍湘潭地区加快农业发展的经验。

为家乡人民办实事

　　我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祖父、父亲都是靠种地为生。虽然我20岁就离开家乡南下，在外工作、生活50多年，但我无时无刻不想念生我养我的家乡，想念家乡的父老乡亲。70年代我回家乡，看到村民没有饭吃，没有油吃，面黄肌瘦，心里很难受。我便想弄些粮、油运回家乡。因为大米、植物油当时是国家计划物资，搞不到，只好买了5万多斤糠饼运回去，要乡亲们用糠饼喂猪，省下玉米给人吃。还运去两吨多猪油，解决吃油问题。家乡人没有吃猪油的习惯，我又回去当众试验，用猪油炒菜烧汤，叫大家尝试。大家吃了，说猪油做菜味道好，很香，就都吃猪油了。80年代初，我回家乡了解到村里建了矾石厂、耐火材料厂，工人没有防高温的工作服，工作很辛苦。我便在湖南买了些做工作服的布寄回去，给工人做工作服。有一次，来了几位乡亲到我家里，找我帮忙买缝纫机。湘潭的江麓机械厂当时正生产缝纫机，我便找到厂领导，以优惠价批给了50台。

　　年5月，我带孩子回到老家，村党支部书记郝连义向我讲起村民喝水难的事。年一场洪水，把大石门水库通往东郊村的供水管冲得一干二净，村里一股不大的泉水也被污染了，喝了会得大脖子病，村民只得人挑驴驮到10多里外的水库去拉水。没有水，不仅农业、村办企业没法发展，就连人畜饮水都很困难。村民强烈要求打口深井，请水利部门测算，共需资金80万元，村里筹集50万元，还缺30万元。我听了这些情况，便约了乡党委书记石银山和村党支部书记郝连义，同上太原，去找由湖南调往山西的孙文盛省长。孙省长接见了我们，并说平定是老革命根据地，战争年代作出了巨大贡献，老百姓的困难和疾苦，党和政府应该解决，当即拍板批拨了30万元。到当年11月，东郊村的水井打成了，井深米，日出水量39立方米，解决了全村人民的饮用水困难问题。乡亲们喝了清甜的井水都喜笑颜开。家乡来信，要我为水井完工剪彩，我专程从湖南赶去参加剪彩仪式。乡亲们说：“郝鹏柱为家乡人民做了一大好事。”孙省长亲自为水井题写了“细水长流”四个大字，刻在石碑上作为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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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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