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秋译

印度支那后的冷战

伊克巴尔·艾哈迈德(EqbalAhmad)把我们的注意力影像一幅出自年的电视影像上：罗纳德·里根邀请一组缠头巾的男人（他们都是阿富汗人，都是穆斯林圣战者）到白宫草坪上，向他们介绍媒体。里根说，“这些绅士，在道义上说，是美国国父的同侪”（艾哈迈德）。就在这个时刻，美国开始试图控制伊斯兰的一个版本，来支持它反对苏联的斗争。在探索其政治之前，让我为这个时刻提供一些历史背景。

年，我还是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大学的一名青年讲师。我们知道，就世界的去殖民化而言，那是关键的一年：年是美国在印度支那战败的那年，它也是非洲的最后一个欧洲帝国崩溃的那年。回头来看，显然，那也是冷战的中心从东南亚转向南非的那年。当时，战略的问题是：由谁来捡起葡萄牙帝国在非洲留下的碎片呢，是美国还是苏联？随着冷战焦点的转移，相应地，美国的战略，也在其带来的两大关键影响的基础上发生了转移。首先，越南战争结束那几年，也见证了尼克松主义的形成，后者坚持“让亚洲人来打亚洲的战争”。尼克松主义是美国从越南溃败中学到的一课。哪怕在印度支那贯彻这一套已太晚，尼克松主义还是引导了美国在南非的诸多初步行动。在越战后的世界中，美国寻找的不只是地方上的代理；它还需要区域性的强权来做它的小伙伴。在南非，这个角色是由搞种族隔离的的南非国来扮演的。面对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MPLA)在安哥拉大获全胜的可能，美国鼓励南非国进行军事干涉。结果是仅次于十年前猪猡湾入侵行动的政治上的大败：无论其军事力量有多强，其在地缘政治上有多重要，搞种族隔离的南非国，对美国来说显然是一个政治负担。其次，安哥拉的惨败强化了美国内部公众对进一步进行越南式的涉入的抵抗。民众的压力在立法者那里也有所表达，对此，最明确的迹象便是年的克拉克修正案，这一法案使秘密援助当时正在进行的安哥拉内战中的战斗人员变得非法。

在年，里根的第二个任期开始的时候，克拉克修正案又被废除了。这个持续了十年之久的法案未能预先阻止冷战战士们的脚步——他们找到各种方法绕过对自由执行行动的立法上的限制。CIA局长威廉·凯西牵头精心策划了通过第三方或递四方来完成的，对全世界的恐怖主义和亲恐怖主义运动的支持——从尼加拉瓜的反政府游击队，到阿富汗的穆斯林圣战士，再到莫桑比克的民族抵抗运动(RENAMO)和安哥拉的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同盟(UNITA)。简单地说，在越南惨败和水门丑闻后，美国决定在反对它认为亲苏的政权的斗争中利用、甚至培养恐怖主义。美国拥抱恐怖主义的顶点，是它对尼加拉瓜反政府游击队的支持。华盛顿不只宽容和庇护，甚至还主动地培养和直接地帮助他们。但因为尼加拉瓜反政府游击队的故事已是路人皆知，故而，我将把注意力集中在美国对南亚恐怖主义的支持这个几乎快要被人们遗忘的故事上，用它来支持我的论点。

南非国变成了里根政府偏爱的建设性交往伙伴，建设性交往这个术语是里根专门负责非洲的助理国务卿切斯特·克罗克发明的。“建设性交往”的要点在于，使南非国走出政治孤立，并在针对好战的——亲苏的——民族主义的战争中利用其军事潜能。“建设性交往”的效果，是给南非国的区域政策带来一堆复杂又复杂，秘密又秘密的行动：比如说，在莫桑比克，南非国把明面上的官方和约（年的恩科马蒂协定）与暗中进行的，对RENAMO恐怖主义的持续的物质支持结合到了一起。悲剧的是，美国刚好是在南非国军方收紧其对政府的控制，并把其区域政策从缓和转变为“全面猛攻”的时候进入“建设性交往”时代的。

我无意对作为一个超级大国的阴谋诡计的结果的安哥拉和莫桑比克悲剧多加解释。两个超级大国打起了冷战，双方都使局部利益和结果服从于全球的战略考虑。无论在安哥拉还是在莫桑比克，冷战都与一场内部的内战对接了。整整一代非洲学者治理与理解在当代非洲的形成上，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之间的关系，以及，在此语境中，在每一种情况下，冷战与内战之间的动态机制。我的目的不是要进入这个广泛的讨论。在这里，我的目的较为戒指。我关心的不是内战，而只是冷战并且，我关心的也不是冷战的双方，而只是美国一方。我有限的目的只在于说明美国在准备结束冷战时拥抱恐怖主义的语境。

美国与搞种族隔离的南非国之间的伙伴关系增强了两场纵情使用恐怖的运动：莫桑比克的RENAMO，和安哥拉的UNITA。RENAMO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罗德西亚军队创造的一支恐怖主义分队——它受南非国国防部队的支持。UNITA则更多地是一场基于本地的亲恐怖主义运动，尽管它没有强大到不需要外部的持续支持就能活过年内战的地步。UNITA也是（国家）权力的角逐者，尽管它很弱，而RENAMO则不然——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永远不能公开支持这个罗德西亚人和南非国情报与军事部门的造物的原因。因为年在安哥拉遭受的惨败表明，美国不能以使之与美国的援助直接挂钩的方式来使用南非国，而克拉克修正案也阻止美国在安哥拉的秘密援助，所以，CIA开始着手寻找第四方——如摩洛哥——通过第四方来训练和支持UNITA。国会陈述至少记录了美国通过第四方援助UNITA的一个实例：年，美国通过摩洛哥给了UNITA一千五百万美元。UNITA的首领，沙文比在告诉记者，“一个像美国那样的大国是有其他渠道的……克拉克修正案不算什么”（载Minter:）的时候，相当于也承认了克拉克修正案的无效。

无论怎么算，南非恐怖主义的代价是很高的。一个曾对难民和流离失所的人们进行访谈的国务院顾问得出结论说，RENAMO要为莫桑比克战争中平民遭受的虐待负百分之九十五的责任，更要对多大十万人的死亡负全责。年联合国的一项研究估计，莫桑比克在年到年间遭受了大约一百五十亿的经济损失，这个数字是它年GDP总额的五倍半（Minter,）。非洲观察的研究者们记录了UNITA通过直接袭击、绑架和在农用道上埋设地雷，来杀戮政府控制区域内平民的策略。地雷的广泛使用，使安哥拉成为世界上埋设地雷最多的国家之一（和它一起的还有阿富汗和柬埔寨），据保守估计，其境内的地雷超过了一万五千枚。根据UNICEF的统计，当时有三十三万一千人直接或间接因为战争而死去。根据联合国的估计，到年间安哥拉的经济损失约为三百亿，是其年GDP总额的六倍（Minter:4-5）。

CIA和五角大楼用另一个名字来称呼恐怖主义：“低强度冲突”。无论叫什么名字，政治的恐怖给非洲带来了一种它从来没有见过的战争。恐怖的特点在于，它以平民的生命为目标：炸毁诸如桥梁和电站此类的基础设施，摧毁医疗中心和教育中心，在路上和田里埋地雷。恐怖主义通过使平民成为其偏好的目标，而把自己和游击战争区分开来。如果左翼游击队声称他们像水里的鱼一样的话，那么，右翼的恐怖主义者则决意竭泽而渔——而不管这会给平民的生活甚至生命带来怎样的后果。今天所谓的间接损害、附带损伤不是战争的不幸的副产品；它就是恐怖主义的要点之所在。

在里根在第二任期初废除克拉克修正案后，美国给UNITA提供了一千三百万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接着又给了它一千五百万美元的“军事援助”。甚至在南非国给UNITA的援助随年五月安哥拉内部和解而逐渐下调的时候，美国还是无视冷战已经结束这个事实，提高了它对UNITA的援助。美国希望恐怖主义会在安哥拉取得政治上的胜利，就像过去在尼加拉瓜发生的情况那样。这里的逻辑很简单：如果附带损害高到不可接受的程度的话，那么，人民当然会投票支持恐怖主义者上台咯。

甚至在冷战后，美国对恐怖的容忍度依然很高，在非洲和其他地方都一样。西方对年卢旺达大屠杀的反应之无情绝非例外。或者，想想在年1月6日，革命联合阵线(RUF)的枪手在塞拉利昂的首都，弗里敦一路强奸杀戮，在一天内杀死了五千多名平民后发生了什么吧。英美对此的回应，不过是强迫政府与RUF叛军分享权力而已。

上文译自“GoodMuslim,badMuslim:Apoliticalperspectiveoncultureandterrorism”，MMamdani-Americananthropologist,-WileyOnlineLibraryAmericanAnthropologistVolume,Issue3,pages–,September.

由于篇幅关系，本次发布省略了原文的引注、注释，以及王立秋所做的译注。感谢北京大学王立秋先生惠寄译稿并授权发布！

主编：何明

编辑：马雪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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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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