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福建省宁德市外办借调干部，年7月由外交部借调至驻塞拉利昂使馆工作。在塞工作生活近三年，我从不适应与塞拉利昂人接触，到能独挡一面，与非洲朋友称兄道弟，这中间经历了许多，并在馆领导和同事的关心、帮助下，逐渐成长起来。

一、初来乍到

年7月16日晚，我飞抵塞拉利昂隆吉机场，一下飞机一股热浪迎面扑来，非洲果然热呀！而且为了防止蚊虫叮咬，我还坚持穿着长袖，拿个行李已然汗流浃背（后来发现塞拉利昂其实气候宜人，常年不冷不热，而且不穿长袖也未必会被蚊子咬）。隆吉机场很小，与首都弗里敦隔海相望，从机场到乘船码头大约需要10分钟的车程。我抵塞时正逢雨季，沿途道路坑坑洼洼，泥泞难行，加上夜晚没有路灯，一片漆黑，坐在车上有种莫名的恐惧。过海的快艇也不省心，海上风浪很大，乘船时着实捏了把汗。我刚抵塞，就给了我个“下马威”，不曾想这就是我后来的工作常态之一。

抵塞第二日，我便开始交接工作，同事带着我熟悉弗里敦的道路，认识塞外交部、警察局、公路局的官员。初来乍到，我发现我听不懂塞拉利昂人说的英语，每次接电话都要同事帮助接听，否则都无法正常交流。工作上，塞行政部门办事程序复杂，工作人员效率低下，做事毫无条理，且经常丢三落四，常常找不到办事人员等，到哪里办事都是个等，等的让人不知所措，坐立不安，工作起来困难重重。当时的我无法理解为什么塞拉利昂人办事效率会如此之慢，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怎么可以擅离职守，对待办事人员又如此傲慢无礼。久而久之，我开始学着适应，学着总结，去摸索与塞拉利昂人打交道的方式方法。

二、轻车熟路

几个月后，我渐渐意识到要想跟塞拉利昂人打成一片，必须主动了解他们的文化。于是，我利用工作和业余时间向同事和塞拉利昂人学习了解与塞拉利昂人的相处之道，甚至有意识地学几句塞拉利昂土著语--克里奥语，就这样我不仅适应了塞拉利昂的气候，更适应了当地的风土人情。之前听不懂的英语，现在听起来顺耳了；让人胆战心惊的快艇，现在坐着也惬意了起来；还有，码头的工作人员会殷勤地为你服务，仿佛你就是他们的“主人”一样；机场到处都是熟人，走在路上，就好像回到农村老家一样，街坊邻里都会跟你问好，打招呼。

工作上，等待不再是一种煎熬，而是乐趣。每次去机场接人，一去就是6-7个小时，我利用在这段等待的时间与当地人聊天消磨时间，增强对塞拉利昂文化的认识，学会如何同他们打交道，很快许多隆吉机场的工作人员、警察、出入境管理人员都跟我成了好朋友。后来我发现，原来塞拉利昂人也是讲人情的，虽然他们总会很自然地跟你要东西，但他们的确也能为我们的工作提供许多方便，甚至是特事特办。我也因熟悉机场成了同事“钦点”的送机人员。

三、抗疫外交

年5月，一场突如其来的埃博拉疫情打乱了使馆的日常工作，援塞抗疫成了使馆的工作重点。随后，援塞抗疫的医疗队、检测队、培训队一批接着一批抵塞加入抗疫行动，使原本超负荷的使馆工作更是雪上加霜。赵彦博大使领导全馆，打破部门分工，众志成城，开展抗疫外交。我也不再只负责外勤和领事保护工作，除协助抗疫队伍、援塞医疗物资顺利抵塞，并协调机场各部门为抗疫队伍提供通关便利外，还参与政治处工作，参加调研，草拟调研报告等，为抗疫外交做出了应有贡献。我的业务水平也因此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四、载誉归国

年6月，我任满回国，结束近3年的塞拉利昂常驻生活。在过去的近3年，塞拉利昂的生活条件虽然十分艰苦，疟疾、霍乱、伤寒等传染性疾病肆虐，光疟疾就折磨了我两次。由于工作性质的关系，我更是要天天为埃博拉病毒担惊受怕，但可贵的是，我培养了大国外交的大局意识；懂得了大国博弈的利害；深刻领会了外交人员的核心价值观“忠诚、使命、奉献”，从地方外事干部成长成为一名合格的外交官。

现在，我回到了宁德，开始了新的工作旅程，但使馆这段宝贵的工作经历，将帮助我在新的工作岗位上更好地服务地方外事工作和中央总体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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