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艾滋，那些数据和现实背后的事

清华大学红十字会杜建华

意识因素

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在艾滋病防治领域，虽然我们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但这一观念在社会的普及，我们与西方国家仍存在差异。

在12年前的那个春天里，许多医护人员倒在了抗击SARS的一线，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甚至不懂N99口罩和防护服；但在现在，我们武装得荷枪实弹进入艾滋病患者病房，同样是认知不足的体现。

传染病医生的命运，很大程度决定于自己的职业素养，处于职业暴露感染的风险中，当感染真实发生的时候如何处理，也是每位医护人员必备的知识。我们很庆幸可以看到，国家将暴露感染列为职业病为医生提供了保障；我们也庆幸地看到，随着防艾知识的普及，医生们也开始摘下生化防护服，用一视同仁的眼光面对患者，给他们带来身体与心灵的慰藉。

我并不是在质疑医生，而我尤其敬重医生这一职业。我只是想说明，医生的认知中尚且存在误解，对于普通群众，艾滋病知识的普及重要性自不必多言。

经济因素

塞拉利昂的海滩极美，但当我们看到随地可见的大小便与肆意流淌的污水，未经处理的饮用水和以百分之计的艾滋病发病率时，由于贫困带来的苦难，自然一目了然。

管理因素

我们看到，在一些西方国家中，针对吸毒共用注射器，国家实施注射器免费发放和回收；针对人们满足生理需求的需要，对性工作者实施规范化管理，如阿姆斯特丹标志性的红灯区。这种途径将传统意义上的拦截变为疏导，能够帮助阻断传播途径。

但是这也会带来一个问题，这是否是一种变相鼓励行为，类似设置弃婴安全岛，会不会使人们没有了后顾之忧，而弃婴的数量也随之大增呢？然而，安全岛的设置并不会使本不愿弃婴的父母抛弃自己的孩子，真正做出选择的还是内心，而那些无辜的孩子同样需要拯救。

我认为，当我们不能制止一种情况的必然存在时，最大限度地减少一件事带来的伤害，也许是最好的结果。所以，无论安全岛、安全套、注射器还是红灯区，都是为了对于我们暂时无力根除却又带来重大影响的事件，给予这个社会应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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