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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扭曲的思维理性动物亚里士多德提出，人是理性的动物：和动物一样，我们有种种感知能力，但除此之外，我们还拥有理性，可以思考和筹划。亚里士多德甚至认为，人之为人在于理性，人类最大的幸福就在于完全投入理性活动。然而，可以找到很多表明我们不理性的例子。我们总是掉入思维的陷阱，还去相信各种没有根据的说法。我们的意志也很薄弱。我的目标是活得久一点，我知道少吃糖有助于实现这个目标。但是，我一次又一次地在甜食的诱惑面前失败。我的行为不符合我（最大）的目标，这是不理性的。有必要在哲学家所说的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间做出区分。理论理性和我们的理论知识有关，涉及相信什么是理性的。相信有充分理据的东西是理性的，相信没有充分理据的东西是不理性的，如果你既没有理由支持也没有理由反对（或者支持和反对的理由同样充分），那么不在这件事上抱持某种信念才是理性的。理性和真理关联在一起，但它们是不同的东西。因为有充分理据而相信某件事，就是基于使你的信念更有可能成立的证据去相信。但正如第一章强调过的，你基于充分理据去相信的东西也可能是错的。也就是说，你有可能在完全理性的情况下对某件事抱有错误看法，但因为不理性地相信没有充分理据的事而犯错的情况要更常见。“没有知识的人是无法实现目标的。”实践理性和我们的行动有关，就好像实践知识和行动有关一样。有时，我们说这种理性是工具理性，因为它涉及我们实现目标的手段。如果我的目标是让屋子暖和一点，我就需要知道如何让屋子暖和起来并照着做。我知道，如果我取些柴火来，点上火，屋子就能很快暖和起来。考虑到我的目标，拿来柴火再点上是理性的。如果我的目标是止住头疼，我知道最好的办法是吃止痛药，那么我吃一片止痛药就是理性的。为了实现目标，我需要拥有对世界上事物的真信念，但我的行动是不是理性和我的信念的真假无关。如果我认为解决头疼的最好方法是倒吊在树上，那么我去找棵树倒吊在上面就是理性的。这么做是实现不了我的目标的，但鉴于我所相信的，我做的事情是符合实践理性的。这和我们先前讨论过的知识的价值有关系。没有知识的人是无法实现目标的。实践理性和理论理性的区别很重要，原因有好几个。假设如果我愿意相信奥巴马是只来自另一个文明的绿蜥蜴（荒唐的阴谋论之一），你就给我万美元。我们讨论过我们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控制自己的信念，很可能你没办法让我相信这种疯话，不管你给我多少钱。但我们来假设你有可能办到。我非常需要钱，你给的钱多到让我终于说服了自己，相信奥巴马是绿蜥蜴。我的信念是理性的吗？我想要钱，我也愿意为此去做需要做的事——这应该是理性的吧？哲学家对此有很多争论。我的观点是，我们需要区分实践理性和理论理性。我相信奥巴马是绿蜥蜴，这可能符合实践理性，因为那样的话，我就能实现我致富的目标。但这种信念不可能仅仅因为能让我致富就符合理论理性。我没有任何证据来支撑这个信念。为了钱去相信某件事，比去相信你希望它成真的事好不了多少。一厢情愿是大家都熟悉的现象。你希望自己身材好，你甚至说服自己相信自己身材好，尽管这种信念非但没什么理由支持，还有许多理由可以反对。特朗普是一厢情愿思维方式的大师。他希望自己就职典礼当天阳光普照，希望那天的出席人数会超过奥巴马的就职典礼。特朗普似乎说服了自己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但是，有决定性的证据可以反驳他的信念（他也知道这些证据），可见这些信念并不是理性的。那么，我们究竟有多理性？在我看来，我们从根本上说是理性的。诚然，不管是我们的理论理性还是实践理性都出了点问题。我们会基于可疑的理由去相信某件事，我们意识不到自己信念的逻辑后果，我们懒得去或者不敢去承认自己其实抱有彼此矛盾的信念（我相信我带钱包了，但同时我知道——在仔细想过之后——我把钱包落在家里了）。而且，我们显然意志薄弱。我们想戒烟、减肥、加强锻炼，我们也知道做什么能达到这些目的，但我们就是不去做。有意思的是，这样的失败常常发生。读一读我们可以错到什么程度也很有意思。比如说，关于我们对概率的误解，包括我前面提到的常见错误，卡尼曼就举了很多例子。但我认为，光强调失败的一面，容易让我们忽视生活中处处都有的理性。前面讲过，我们其实对证据非常敏感。想让我们相信某件事，最好的办法就是拿出充分的证据来。如果我的感官向我提供的证据表明现在正在下雨，那么我就会相信现在在下雨。如果我们不是（基本上）具有理论理性，拥有很多知识，我们一天都过不下去。这类知识没什么意思，但非常重要，没有它们，我就没法穿衣、吃饭、上班、干活。我知道冰箱里有牛奶，因为我看过了，这么说可能没什么了不起。实践理性也是一样。如果我不是（基本上）具有实践理性，我一件事都办不成。我穿不了衣服，吃不了饭，上不了班，干不了活。我知道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我也照此行动。我想穿衣服，于是我穿上了。这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但这是我实践理性的结果。因此，我认为亚里士多德说我们是（相当）理性的动物，他（基本上）是对的，理性也是人类所特有的。有必要记住这一点，因为我们接下来就要详细探讨会误导我们的心理机制了。为什么我们会相信奇谈怪论？人们相信各种奇奇怪怪的东西。比方说在美国，将近一半的成年人相信有鬼，26%的成年人相信有女巫。总共有11%的人相信，没办法排除这个世界被蜥蜴人控制的可能性。不到一半的人相信进化论，四分之一的人相信太阳绕着地球转，而不是地球绕着太阳转。在欧盟，相信进化论的人要多一些（70%的人相信）。在瑞典，16%的人相信有鬼，多达37%的人相信超自然现象（无法用科学解释的超自然事件）。6%的瑞典人相信年7月20日阿波罗11号的登月是在片场拍摄的。笑他们糊涂很容易。人们相信有鬼和有女巫也许无关紧要（尽管17世纪烧女巫的行为说明这也可能事关重大）。但在今天的社会里，如果我们不了解基本的科学事实和社会事实，麻烦就大了。比如，32%的美国人不相信气候变化是人类活动造成的。年的时候，63%的共和党人仍然相信年美军入侵伊拉克时，伊拉克持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64%的共和党人相信奥巴马不是在美国出生的。大部分美国人相信暴力犯罪率上升了，尽管统计数据表明犯罪率大大下降了（从年的每0人79.8起犯罪，下降到年的每0人18.6起犯罪）。在瑞典，7%的人相信美国和西方世界刻意制造了乌克兰冲突，40%的人相信转基因食品有害健康（但所有的研究都表明并非如此）。怎么会这样呢？这和两个问题有关。人们为什么一开始会相信那些谎言？后来他们为什么会继续相信它们？第一个问题比较容易回答。前文多次谈到，我们绝大部分的信念都是从其他人那里来的。幸运的话，我们的信念来源会比较好：运作良好的学校、可靠的媒体、有见识的朋友、诚实的政治家。但如果运气不好，我们获得信念就只能通过其他渠道了：不好的教育机构、不可靠的媒体、没什么知识的朋友、只会宣传的政客。不管天分如何，都没有人能抗拒这一点。我们不得不去相信其他人说的话。有天分的人能判断话中是不是有矛盾，但没有人能够仅凭自己的力量判断出自己从周遭得到的信息是否正确——需要专业知识的信息更是如此。这只不过是认知劳动分工的结果而已。如果告诉你信息的是你信任的人，或者你被政客操纵了，你就会相信自己的信念有充分的理据，哪怕事实上并没有。可以说，这是人类知识的困境：保持正常水平的信任可能会让你上当，时刻怀疑则会让你无法获得关于世界的一般知识。我们的大部分信念来自他人，这意味着我们可能并不清楚这些信念是怎么得到确证的。我们都相信吸烟导致癌症，但有多少人能用哪怕最粗糙的语言解释清楚原因呢？但是，我们往往自认为很好地理解了从他人那里学来的东西。比如，心理学实验表明，即使是对我们实际上不怎么了解的事情，我们也常会有一种自己已经理解了的强烈感觉。这种已经理解了的强烈感觉与坚定的信念是有关系的。也就是说，我们往往对我们不怎么了解的事充满自信。不用说也知道，这会造成问题。年，《华盛顿邮报》做了一项调查，调查美国人是否认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美国应采取军事干涉行动。受访者对乌克兰的地理位置知道得越少，就越坚信应该采取军事干涉行动。那些相信乌克兰在南美洲的人也是最积极支持美国强硬干涉的。因此，知识的社会属性意味着，不那么幸运的人会去相信各种荒唐的事。研究也表明，周围的环境越“嘈杂”，我们就越难拒绝某个信息。电视新闻充满让人分心的东西（闪烁的图像、屏幕下方出现的文字等等），让我们认知疲惫，对无根据的虚假内容的抵抗力就下降了。很快，这就形成了恶性循环，因为无知会影响批判性思考的能力。如果我对温室效应一无所知，我就比较难拒绝气候变化否认者的论调。如果我不了解进化是怎么实现的，我就很难判断神创论者的说法对不对。结果就是，你原有的错误认知越多，你会获得的错误认知就越多，修正错误就越难。第二个问题的答案呼之欲出：我们为什么会继续相信那些有充分证据可以反驳的事呢？因为我们所知道的太少，不能正确评估反驳我们信念的论据。一系列能把我们的思维引上歧路的认知机制加剧了这个恶性循环。心理学家称之为认知偏误。我管它们叫“认知扭曲”，因为它们会导致扭曲的结果，让你不去相信有充分理据相信的事（但出于方便考虑，我有时候还是会用“偏误”这个词）。还有一些机制会在实践理性方面误导我们。比如，我们不怎么擅长评估风险，会去选择比较危险的选项（比如乘车或开车旅行），而不是没那么危险的选项（比如乘飞机旅行）。结果，我们就没能按照信念（我们知道死于汽车事故的风险比死于坠机的风险大得多）和目标（我们不想遭遇事故）去理性行事。不过接下来，我会把重点放在影响我们理论理性的机制上。确认偏误一个常见的认知扭曲是人们所说的“确认偏误”。我们会去寻找能确认我们既有信念的信息，避免与之矛盾的信息，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我们可能会去找与我们的信念相符的来源。我们读符合我们世界观的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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