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中的美国”

文/邢承吉

美国史学的跨国转向作为一股新潮流，如今已经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接纳，某种程度上也日益将一度被边缘化的美国对外关系史重新推到史学界的前沿。然而如何跳出民族国家历史的框架，换一个角度重新撰写历史？跨国浪潮袭来，美国历史学家纷纷在其他国家的历史中发现了理解本国历史的线索，这类由跨国转向带来的“世界中的美国”（USintheWorld）框架下的新的美国历史研究作品，改变了以往对许多重大事件的历史叙事。这股浪潮不局限于六十年代以来一度陷于僵化局面的外交史领域，而是涉及美国历史写作的各个方面。对中国研究美国历史的学者而言，这类作品不仅挖掘出了历史的相互关联性，同时，也意外地给我们带来了重新发现和审视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棱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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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国之林》：缔造研究美国历史的新格局

美国历史学家托马斯·本德前些年出版的《万国之林：美国在世界历史中的位置》一书，将全球史视角下美国历史新叙事的讨论推向一轮新的高潮。本德试图跳出美国例外论的框架，挖掘美国历史与世界历史之间的关联性，在全球史的框架中重塑民族国家的历史叙事。他坦言，在写作之初并未刻意针对美国例外论。然而，美国公共生活之中无所不在的例外思想，逐渐使他意识到这种思想的不足之处。“这种思想遮蔽了我们对自己的定位，使我们忘记了美国不过是万国之林中的一棵树，世界万民之中的一个民族而已。”在本德看来，公民观念、国民教育以及爱国主义，都是近代民族国家历史发展的特定产物，与美国例外论叙事紧密结合，可上溯到十八世纪末大卫·拉姆齐（DavidRamsay）的《美国革命史》。本德强调：“即便美国的国族构建异常成功，美国历史的叙事也不能延续例外论的模式；美国历史只有置入全球史的语境中，才有可能被充分理解，它的发展历程绝无半点与众不同之处。”

ThomasBender,ANationamongNations,America’sPlaceinWorldHistory,NY:HillandWang,

《万国之林》的讨论分为六个章节，从殖民地时期一直延续到进步主义时代，横贯美国历史数个重大主题。在本德看来，从大航海时代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初，美国历史就深嵌于全球史的脉络之中。以往对殖民时代的叙事总是围绕“五月花号”与英格兰移民在新大陆的经历，却忽略了跨大西洋奴隶贸易如何带动了北美种植园经济，并养成了殖民地人根深蒂固的种族观念。它同样忽略了十四世纪奥斯曼帝国与当时世界的技术、人员、贸易的异常发达的往来和互动，如何使欧洲人感到羞惭、懊恼，迫使他们远离家乡开始了征服世界的大航海之旅，并最终重新书写了美洲的历史。本德甚至提及了中国在大航海时代被忽略的重要性。他指出，虽然郑和下西洋功勋赫赫，然而到一四三三年，明朝的内政和财政局面发生变化，中国远航活动的减少给欧洲的航海带来了机遇。不仅如此，明朝社会在东亚经济贸易网络中的轴心地位，以及其国内社会对白银供应的需求，也使美洲的开发变得有利可图；而充满讽刺的是，明朝对白银的过度倚重，造成了国内的经济不稳定，也加速了王朝的灭亡。

本德对美国革命的诠释同样令人耳目一新。本德认为美国革命不仅是关于独立战争与国内领导权的二元之争，它更是英法“七年战争”全球布局里一幕无足轻重的局部战役。“七年战争”中失利的法国一心想要与崛起中的英国争个高下，而美国革命不过是英法帝国在全球争夺霸权的局部延续，若放在当时欧洲的战略局势中考量，北美殖民地远非英法之争的主战场，既不重要也不“例外”。将美国革命视为“七年战争”的延续，也使本德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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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旋镖（boomerang）——改变美国的异域新教徒

胡适在康奈尔留学时期，曾在绮色佳的教会发表演讲，谈何谓“理想的传教士”。他认为，理想的传教士应当首先是“好的学生”，可以虚心学习和理解异国文化，而不要做一个武断的教条主义者，妄图教导和彻底改变他人。最早接触中国的美国白人传教士群体，对中国的印象，与之产生的关联，与黑人激进主义者和民权运动旗手的中国旅行及他们的感受截然不同。然而大卫·霍林格（DavidHollinger）提醒我们，这些白人传教士才代表了当时美国的主流文化（当时美国公共生活的宗教色彩要比今天浓厚得多），他们也是在华美国人最大的群体之一。

霍林格在其刚刚出版的《异域的新教徒》（ProtestantsAbroad,HowMissionariesTriedtoChangetheWorldbutChangedAmerica,)中指出，到一九二五年为止，美国传教士在华已经超过四千人。这些传教士几乎无一例外都是白人，有男有女。他们试图将美国日常生活的主流价值当作普适价值，向外国传播，因此他们传播的不只是《圣经》教义，也包括美国精神和现代的生活方式。

DavidHollinger,ProtestantsAbroad:HowmissionariestriedtochangetheworldbutchangedAmerica,UniversityofCalifornia,Berkeley,

霍林格对在亚洲的传教士群体的研究，已有十多年光景，他认为美国新教徒走向世界（这里讨论的主要是亚洲，包括中国、日本、印度和西亚地区）并试图改变世界、让世界变得更像美国的意图失败了，相反，这些人改变了美国，塑造了美国六十年代以来的多元文化主义，甚至也成为种族平等、女权主义这些进步口号的旗手。许多传教士子女成为美国国内推崇女权主义和种族平等的先锋。因此之故，他用“回旋镖”来比喻美国与世界之间的互动影响。他指出，传教士群体的世界主义（missionarycosmopolitanism）与犹太人的世界主义（Jewishcosmopolitanism）截然不同，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在于亚洲，尤其是中国，在这种世界主义的形成中所扮演的角色。而另一方面，这种世界主义的形成是出乎意料的，因为一开始这些传教士想着的是如何改变世界，但也恰是这个群体成为该信条的反叛者，成为反对美国狭隘的地方主义思潮的先锋，甚至“多元文化”这个词最早也是在一位美国派驻土耳其传教士的后代撰写的作品中出现的。虽然我们仍需对传教士群体的性质、作用保持清醒的认识，但简单地给这个行业打上“帝国主义”标签似不客观全面。

另一方面，传教的工作给这些美国人带来了此前意想不到的机遇，这同样也是美国历史很有趣也时常被忽略的一部分。

传教士群体中有许多女性，她们在中国实现了自己在美国不可想象的价值。一直到六十年代《女性的奥秘》（FeminineMystique,）都还在谈美国妇女所面对的这种“连名字都说不出来的问题”（theproblemthathasnoname），那些即便受过高等教育的女子往往也无法实现个人价值，这与我们所熟悉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地》的作者赛珍珠(PearlSydenstrickerBuck)和金陵女子大学代校长、在南京大屠杀中保护上千中国人的魏特琳（MinnieVautrin，中文名为华群）在中国完成的事业和由此获得的成就感自是截然不同。

赛珍珠在中国度过了她的童年和少年的大部分时光（来源：pinte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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