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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疯子在纳粹时代的最后几年，艾希曼已经开始面对昔日成功塑造出的形象所带来的危险后果。假使他名不见经传的话，根本就不必担心自己的战后声誉。但如果艾希曼希望自己会被人遗忘或忽略，那将是非常不切实际的想法。原因有二：首先，他并非浪得虚名，无缘无故就成了纳粹犹太政策的象征。其次，恰恰是这种名气使他成为一个理想的投射面，让别人把自己的罪责推得一干二净。既然艾希曼老是喜欢出风头，人们如今很容易就能躲藏在他的背后。这种倾向在年的时候即已显现出来。尽管多线作战带来各种人力方面的问题，艾希曼的部门还是再次扩大编制，改称第四局A处4科（IVA4），业务进而涵盖了之前最负盛名的职权范围：所谓“政治化的教会”（politisierendeKirchen）。那时艾希曼即便在教会的圈子里也早已不是无名之辈。其傲慢自大的行为方式，甚至使他出现在一份同时写给新教和天主教教会代表的报告当中：一位名叫格哈德·莱费尔特（GerhardLehfeldt）的新教律师曾在年年底年年初与艾希曼有过接触，并且确信正在筹划中的“混血人种”（或“半犹太人”）相关法案，以及引发“玫瑰大街抗议事件”*的那场行动，都“出自党卫队一级突击大队长艾希曼的倡议”。所谓的《莱费尔特报告》（Lehfeldt-Bericht）也被交给了富尔达（Fulda）主教会议主席阿道夫·贝尔特拉姆（AdolfBertram），特别用于向教宗报告。如今艾希曼正式负责宗教业务一事已经传播开来，他的名声甚至变得更加响亮。从年月起，严格说来有两个艾希曼：一个是难得出现在柏林的艾希曼本人，另一个是他那盲目忠诚的副手罗尔夫·金特（RolfGünther），完全按照其上司的意思负责“艾希曼办事处”。“艾希曼”因而能够同时出现在两个不同的地点。但这时开始窝里反了。正当艾希曼置身匈牙利，以惊人的高效首次亲自督导遣送行动，配合“艾希曼特别行动分队”让自己的恶名更上一层之际，他最亲密的同事和同僚却纷纷将触角伸往其他方：迪特尔·维斯利策尼、赫尔曼·克鲁迈（HermannKrumey）、库尔特·贝歇尔（KurtBecher）等人，甚至包括海因里希·希姆莱在内，都努力与一个特定的人群建立联系，而那些人正是他们整整十年来唯恐避而不及，甚至打算从地球上抹去的对象。维斯利策尼和克鲁迈一再与具有影响力的犹太人长谈，将艾希曼描绘成一个邪恶的怪物，而他们自己则是一筹莫展的听命行事者，竭尽所能想要阻止一切。希姆莱试图与国际代表谈判；保安总局局长恩斯特·卡尔滕布伦纳（ErnstKaltenbrunner）已在探讨与奥地利单独媾和，或者至少于战后获得特殊地位的可能性；保安总局情报部门的威廉·霍特尔甚至已被招募成为敌方的特务。最重要的是，人们正在重新拉帮结派，以便为将来的问题预先做好准备，并且有了新的动机要把艾希曼这个名字推向世界。事实证明，艾希曼深植于公众心目中的特殊地位对所有这些努力助益颇大。既然人们已经相信，这名党卫队一级突击大队长在自己的位置上享有比别人更大的权力，其他人大可乘机夸大艾希曼的影响力，从而淡化自己的角色。但这种做法不可能总是奏效，尤其若是像卡尔滕布伦纳那样的人物声称自己的意见一直被艾希曼推翻，更只会显得荒谬可笑。但即便如此，这也表明了艾希曼显赫的地位：甚至连卡尔滕布伦纳也看见了机会，以为或许会有人相信他的说辞。不过对其他许多不像帝国保安总局首脑那般位高权重的人来说，这法子倒还真是管用。因此好几个不同因素在-5年共同决定了艾希曼的形象：首先，由于其职务上的相对独立性、他在布达佩斯所处的地位，以及战局的灾难性发展，艾希曼自己的行为变得越来越一意孤行。其次，他的同僚们已经开始改变跟犹太受害者打交道的方式，从而借由与他们那位上司保持距离来强调艾希曼所起的作用。最后，那些犹太谈判代表如今再度被派往国外接洽，他们不仅在那里谈论艾希曼，还在信件或报告中写下他们与艾希曼接触的经过。艾希曼自己在匈牙利的行为夹杂着狂妄自大和绝望无助。起先他短暂地以令人难以置信的虚伪态度施展了所谓的外交手腕：“既然我的顶头上司党卫队集团领袖米勒亲口表示，他是派了大师本人过来，我自然希望能够表现得像是一位大师”，毕竟“来到匈牙利的是党卫队一级突击大队长艾希曼”。结果却演变成一场令人毛骨悚然的过激行动，看不出一丝一毫节制与慎重的迹象。艾希曼再次大肆吹嘘一切让他觉得可以拿来唬人的东西：他与匈牙利最高领导当局之间确实存在的密切接触、与第三帝国权威人士之间未必存在的直接联系，以及他所掌控的从所谓“个人专机”到奥斯维辛毒气室的所有器材设备等等。“我是嗜血猎犬！”“我让奥斯维辛的磨坊磨起来！”“我可以把你想要的犹太人都交给你”“以货换血”“我会向希姆莱报告”“我要撂倒布达佩斯所有肮脏的犹太人渣”。他并不总是清醒和懂得分寸，跟别国外交人员起争执；威胁要暗杀“犹太人的朋友”——例如“[拉乌尔·]瓦伦贝里（RaoulWallenberg）*那只犹太狗”；他还声称准备前去拜访大穆夫提，后者当时的确在插手纳粹政治；出现问题的时候，他会亲自前往奥斯维辛集中营解决；外交部的人员和集中营指挥官鲁道夫·赫斯都来拜访过他。他似乎无处不在，同时又哪里都不在。艾希曼滔滔不绝地讲来讲去，以致周围不明就里的人相信他确实直接参与了推翻匈牙利摄政米克洛什·霍尔蒂（MiklósHorthy）的行动。等到解放马伊达内克（Majdanek）毁灭营的照片传遍世界，又有人认为艾希曼要为所发生的一切负责，而且他最终会与希姆莱公开决裂。如果维斯利策尼后来的讲法可信，那么艾希曼当时在下属面前的炫耀也已经达到了新的高度。维斯利策尼声称，艾希曼曾在匈牙利吹嘘，说他和奥迪洛·格洛博奇尼克就是整个灭绝犹太人构想的幕后推手。艾希曼疯狂沉迷于他那杀气腾腾的毕生志业，并且相信“布达佩斯铁定会为我树立一座纪念碑”。他吓唬受害者，等到取得了“最终胜利”，希特勒将任命他担任“世界犹太人专员”（Weltjudenkommissar）。要不是艾希曼在匈牙利的恐吓记录如此严肃清醒，我们恐怕会误以为他在当地登台演出了一场荒诞剧。但他的表演甚有成效，最终为他赢得了“以疯子般的痴狂”迫害犹太人的名声。根据官方统计，匈牙利遭到遣送的男女老少共有47,人，但甚至连这个数字听起来都简直像是低估了。当艾希曼对着犹太谈判代表约埃尔·布兰德和赖热·卡斯特纳大声咆哮的时候，他的同事们正设法小心翼翼地展开对话。这种一个唱白脸一个唱红脸的做法并非新鲜事，但艾希曼的同僚们如今迫不及待地想要“扮白脸”。维斯利策尼只管信口雌黄，声称消灭犹太人是“艾希曼的梦想”，并且夸大自己的影响力来证明他是多么积极地帮助受害者。最后他甚至还在卡斯特纳面前，把自己形容成艾希曼威胁、逼迫、恐吓的受害者，借此争取同情。此外，维斯利策尼强调自己一直竭尽全力、无私无我地在可能范围内对抗他那位恣意妄为的上司。克鲁迈试图把自己打造为可靠的暴行见证者，宣称只想借此揭发真相。与艾希曼在希姆莱面前争宠的库尔特·贝歇尔，当时正在匈牙利执行一项特别任务，当他自己针对犹太资产的谈判陷入僵局时，就拿出艾希曼的名号用作威胁恫吓的手段。因此艾希曼后来解释说：“每一个部门都试图从匈牙利犹太人那里榨取一切有用的东西，而在压榨的时候就用艾希曼那个大坏蛋来吓唬他们。”运用这种策略，库尔特·贝歇尔不仅组织了灭绝犹太人背景下的最大规模劫掠行动之一，同时也为纽伦堡审判成功制造出了不在场证明。最后，匈牙利的犯案者也尝试使用这种策略，并设法亲近犹太人代表。就像此前迫害犹太人时那般，同样疯狂的反犹太主义使他们过分高估了那些代表们的重要性，认为只要有一两个犹太人帮忙讲好话，就足以让人忘却十年来对犹太人的迫害。结果这种期望只在极少数几个案例中得到实现。维斯利策尼与卡斯特纳的各种谈话并没有给他带来任何好处，因为最后连卡斯特纳的缓颊之辞也还是救不了他。不过他的那些言论为艾希曼具有高度影响力的形象奠定了基础。库尔特·贝歇尔就幸运许多。墙头草两边倒的作风固然拯救了他，但他保住一命的原因也在于：尽管无论从任何角度来看，数以百万计的财产掠夺案都必须算到他的账上，他却成功地抹除了自己卷入谋杀方案的一切痕迹。许多人将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仿效他的范例，利用一切机会与艾希曼公开保持距离，从而在此过程中预先表明了艾希曼的独特角色。这在战后被证明是极为有效的自保举措。赖热·卡斯特纳和约埃尔·布兰德则把“怪物艾希曼”的形象传播到了国外。布兰德在土耳其被逮捕之前和之后，以及在开罗被关押期间，都曾向“战时难民事务委员会”的代表艾拉·赫希曼（IraHirschmann）以及英国情报部门报告了艾希曼在灭绝犹太人方面所扮演的角色。这间接促成了全球新闻界对臭名昭著的“用货物换鲜血”（Blut-für-Ware）*交易的报道。卡斯特纳在战时记载日记，战后立即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所谓的《卡斯特纳报告》（Kasztner-Bericht），与他其余（曾受到维斯利策尼和贝歇尔强烈影响）的声明共同构成美国和英国当局筹备纽伦堡审判时的主要书面资料。这些结合早些年由艾希曼本人自豪地公开建立起来的形象，便形成了一种再也不受其创造者控制的局面。最后他别无出路，只能借着那个名声进一步实现自己凶残的目的，直到再也用不下去为止。接下来他就只能改名换姓了。战争罪犯第14号……第9号……第1号艾希曼知道他的名字已经产生了越来越不利的效果。当希姆莱让他暂时离开布达佩斯一阵子的时候，他认为那是针对其名声所做出的反应。因为如果再继续留下去的话，“我的名字将会造成一些困扰”。但在某种程度上，艾希曼却把这种走投无路的处境当成了褒奖，这从他开始炫耀一个最新的排行——自己在战犯名单上的位置——就可以清楚看出。这样做的也不是艾希曼一个人，那些凶手们争先恐后地竞争在通缉令上的位置。自从同盟国威胁要收集涉案者的姓名以后，他们便开始猜测谁会出现在头号通缉令上。对涉案者姓名的宣布，主要是通过被占领地区的地下广播电台来进行，同时警告他们不得继续参与大规模谋杀行动。威廉·霍特尔报告说，艾希曼和卡尔滕布伦纳二人都曾谈起过自己的战争罪犯排名。尽管霍特尔是最不可信的证人之一，他对此事的说明却与其他人的证词相吻合。艾希曼自己也没有否认这种大吹大擂的说法，并且在阿根廷讲述了相关细节：“有一次我在新闻评论中……发现了战争罪犯名单。那时我排在第9位，而且还被整件事情逗得有一点开心。”在以色列的审讯中，他声称自己是第14名。驻布达佩斯大使馆的犹太事务处处长霍斯特·特奥多尔·格雷尔（HorstTheodorGrell）是艾希曼的联络人，他也记得艾希曼曾经在年秋天自豪地向他表示，自己是敌人眼中的“头号战争罪犯”，因为有万犹太人都要记到他的账上。格雷尔并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认为艾希曼只不过是套用“敌人越多，荣誉越大”那句俗语来吹嘘自己的重要性罢了。尽管格雷尔对大屠杀表现出的惊讶和难以置信是彻头彻尾的假象，但他关于艾希曼的说法却含义分明：虽然战败在即，但艾希曼对自己“职业生涯”的骄傲之情以及夸大其实的倾向却始终保持不变。艾希曼的话甚至还带有预见性，因为到7年的时候，他果真已作为“犹太人的头号敌人”（JudenfeindNr.1）遭到大卫·本-古里安和西蒙·维森塔尔的通缉。随着战争接近尾声，艾希曼的同事们越来越避免跟他一同公开亮相。他们显然非常清楚地知道为什么应该这么做。人们不想被看见跟“犹太人的沙皇”一起享用午餐。尽管艾希曼那栋办公大楼内的食堂是少数幸免于空袭的建筑之一，选侯大街号的那位先生却让大家避之唯恐不及。当权时期的事业狂人如今已沦为贱民，这种羞辱当然瞒不过艾希曼。他在年抱怨说，人们起初“巴不得能够邀请我参加各部委举行的会议、非正式的磋商、私人餐会和其他类似的活动”，后来却是每一个人都假装不认识他。在接下来的那些年头，艾希曼成功地谎称自己在5年战争的最后几个月所做的唯一事情，就是为他的办公大楼安排食物供应和防御措施。许多对此知道得一清二楚的人刻意没有纠正他，但这并不表示艾希曼在纳粹政权的最后时刻已经洗手不干了。虽然不借助艾希曼的谎言来重构战争最后几个月所发生事件的工作才刚刚起步，但我们已知的少量资料已足够表明，杀害犹太人的凶手们以“令人动容”的方式把谋杀事业贯彻到了最后一刻。艾希曼不但奉希姆莱之命，继续穿梭于帝国的残余部分，将知名犹太人士扣留为人质——因为希姆莱还认真地希望能够借此与同盟国谈判，保住自己一命，此外更有各种迹象表明，艾希曼甚至参与了最后的灭绝行动，用毒气杀害了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KZRavensbrück）的犹太人。5年1月26日，不仅臭名昭著的莫尔别动队（SonderkommandoMoll）和毒气卡车都被派去了那座集中营，营内还特地设置了毒气室。2月初，一些妇女被从拉文斯布吕克转移到特莱西恩施塔特，并且在该地平安活到战争结束。她们后来回忆曾被艾希曼审问，以便查明她们对这些谋杀行动知道多少。艾希曼还威胁说，假如她们把在特莱西恩施塔特的见闻讲出去的话，将会受到惩罚。年1月被遣送离开荷兰的夏洛特·扎尔茨贝格尔（CharlotteSalzberger）回忆，艾希曼与金特、恩斯特·莫斯（ErnstMoes）和卡尔·拉姆（KarlRahm）联手审问了她、她的妹妹以及另外三位女性。他们“非常彬彬有礼地”审问，“想要查明我们对灭绝行动知道多少”。几名女性全都立刻意识到是谁、出于什么目的在审讯她们：“我们甚至早在荷兰就已经晓得艾希曼是何许人物。我们知道，他会使用许多意第绪和希伯来字眼，此外还有谣言称他会说希伯来语，出生在萨罗纳。他的说话方式非常清楚地呈现出那种特点。他对我们的过去、我们的出身背景，以及我们在荷兰的生活很感兴趣，针对犹太会堂、锡安主义、各种证件和我们参加过的青年团体提出非常具体的问题。”然而所有人都意识到那是转移注意力的障眼法，因为“他告诉我们，现在我们获准前往特莱西恩施塔特的犹太人隔离区。但我们要是在那边泄露了在拉文斯布吕克的经历，或者我们所知道的任何事情，那么‘您们’——他使用了这个称呼*——将会从烟囱飘出去”。尽管如此，恐惧还是在特莱西恩施塔特迅速蔓延开来，担心那里也会设置毒气室。幸存下来能够对此发表意见的每个人都表示，艾希曼正是那些计划背后的推动力量。当时艾希曼果真刚好在特莱西恩施塔特，正在为国际红十字会的下一次参访做准备，而他最不需要的就是关于毒气室的话题。可是到4月初，当他与外交部代表和其他纳粹高官一起陪同汉斯·杜南特先生（HansDunant）参观特莱西恩施塔特的时候，清楚表明立场的反而是他自己。在布拉格举行的晚宴上，他介绍自己为“负责处理所有犹太问题的党卫队全国领袖直接代理人”。国际红十字会的奥托·莱纳（OttoLehner）记得，“整个晚上，艾希曼都在发表他对犹太人问题的理论”。他对着齐聚一堂的各国外交人员唠唠叨叨地讲述有关犹太人保留地的计划，“关于整体的犹太人问题，艾希曼坚称，希姆莱目前主张采取人道做法。他本人虽然不完全认同那些办法，但身为良好的战士，自然必须无条件服从党卫队全国领袖的命令”。尽管如此，莱纳还是在自己的报告中满怀信心地指出，他已经从艾希曼那里得到保证，特莱西恩施塔特的犹太人不会有任何事。鲁道夫·赫斯记得，艾希曼经常造访希姆莱位于柏林郊区的宅邸齐腾宫（SchlossZiethen），而且即便在那里也毫不隐瞒自己的计划。此外甚至连晋升为党卫队旗队长与警察总监（OberstderPolizei）的前景也不能打动艾希曼了。艾希曼后来一再表示，那倒不完全是因为战争就要失败的缘故，主要的理由反而在于，如今他既不相信那些能够拔擢他的人，也不怎么相信自己的同事们。从他早有预谋的、招人怜悯的退场表现，即可看出其不信任感已经达到了何种程度。艾希曼位于选侯大街号的办公大楼成为纳粹高官们碰面的地方，不仅因为还有片瓦遮身，以及一些东西可吃，更重要的理由在于，那里可以让他们获得一个新的身份——提供伪造身份的人如今就在此办公，如流水线作业般按需核发身份证件。艾希曼喜欢借此机会佩戴着公务用枪在其顶头上司面前装模作样，大声嚷嚷表示他不需要新的证件，因为他的手枪就是他的新身份。海因里希·米勒则如他所愿地回应道：“假若我们有50个艾希曼的话，就一定能够打赢这场战争。”艾希曼在自己的同事们面前也做出这样的表演：艾希曼永远追随他的元首，至死不渝。并且发表了他迄今最著名的临别感言：他会笑着跳进坑里，因为那里有好几百万犹太人跟他躺在一起。这个可怕的吹牛皮大王没有告诉柏林的任何人，他为自己在元首死后的生活做出了怎样的规划。他其实早已安排就绪，会有人在一个安全的地点为他备妥新的身份证明。艾希曼同时还向迪特尔·维斯利策尼和威廉·霍特尔谎称已断绝与家人的联系，并编造了一个假的逃亡计划——他们二人很快便证明了自己是散播谎言的高手。这种小心谨慎的态度非常有道理，因为他的同事们早已另有盘算，不惜牺牲艾希曼，以使自己尽可能清白地进入新纪元。毕竟，就连恩斯特·卡尔滕布伦纳，艾希曼的老上司、称兄道弟的老朋友、当年在奥地利拉他入党的那个人，也竭尽一切努力，想要在自己被捕之前先摆脱掉那个不受欢迎的伙伴。他把艾希曼派往一个并不存在的“阿尔卑斯要塞”（Alpenfestung），让他在山腰的一栋小屋内用性命捍卫德国。不难想象的是，许多人巴不得艾希曼在为祖国而战的时候一脚坠入冰川的裂缝。最后，就连他多年以来的同事们也要求他离开，因为身边那名“被通缉的战争罪犯”给他们带来了太大的危险。等到全国各地的希特勒照片被纷纷丢出窗外，人们羞愧莫名地把成千上万册《我的奋斗》埋进花园地下、从仍然竖立的墙面上凿除一个个卐字符号时，国家社会主义最大恶行的象征符号已经别无选择，只能尽快消失。第二节一个名字在战后的事业生涯阿道夫一直是我们家里的黑羊。——卡尔·阿道夫·艾希曼向美国陆军防谍队（CounterIntelligenceCorps,CIC）做的供词谁要是放弃了自己的名字，就会永远失去对它的控制权。如今已属于市场行销基本法则的这个道理，当时却让艾希曼感到惊讶，尽管除此之外他熟练掌握了自我推销的技巧。艾希曼早就放弃了仍然受到持续宣扬的“最终胜利”，甚至及时规划了可能的逃跑方案。但即便如此，他显然也料想不到，自己周遭的每一个人都能那么快就找到新的救赎，把纳粹礼向前伸出的手臂对准了他，并用“艾希曼这个名闻遐迩的字眼”开启了完全不同的大门。最晚在年，艾希曼就已经知道，自己是一名遭到通缉的战犯。截至目前，只有极少数这样的通缉名单得到了研究，但每一份已知的名单上面都找得到艾希曼的名字。在“巴勒斯坦犹太事务处”（JewishAgencyforPalestine）5年6月8日的通缉卡片上，编号6/94的艾希曼高居首位。5年6月27日，世界犹太人大会请求美国公诉人缉捕阿道夫·艾希曼，并在纽伦堡指控他为主要战犯之一。8月，维斯利策尼在美国方面的审讯中针对艾希曼做出了详尽报告。维也纳警察当局也对艾希曼展开了搜寻行动，并在一年后发出了拘捕令。5年9月，艾希曼出现在英国军情四处制定的《德国警察、党卫队以及各种党派和准军事组织人员黑名单》上。6年6月17日，美国陆军防谍队制作了一份关于艾希曼的三页报告，其主要依据为霍特尔、贝歇尔，以及艾希曼家族（显然是为了混淆视听）的供词，该报告已经纠正了有关萨罗纳的神话。时至年，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关于艾希曼的档案已经包含了一百多份报告和文件。“联合国战争罪行委员会”（UNWarCrimesCommission）的前身组织自年秋季以来，就一直在收集犯案者的名单，而在被称为“纳粹猎人圣经”的“战争罪犯和安全嫌疑人中央登记处名单”（CROWCASSList）上面，当然也出现了艾希曼的名字。尽管如此，在德国投降之后，最让艾希曼担心的并不是盟军无所不在的军事单位。美国人固然逮捕了他，但他们仅知道人名，而他在德国彻底战败的局面下很容易就可以改名换姓。艾希曼先是在乌尔姆（Ulm）和上普法尔茨魏登（Weiden/Oberpfalz）的战俘营假装自己是一个名叫阿道夫·卡尔·巴尔特的低阶人员，但很快就改称自己是出生于布雷斯劳的党卫队三级突击中队长奥托·埃克曼。这个名字听起来相当接近他的真名，万一有人认出他并喊出来，也不至于引人侧目。此外，军官的职阶能够让奥托·埃克曼免服劳役。艾希曼的选择经过了深思熟虑：如今在布雷斯劳已不复保有任何书面记录*，而且他把自己新的出生日期“往前挪了一年……这样我可以比较容易地记住那些数字。我的签名也变得比较顺手，即便一时失神也不至于在签字时露出马脚”。他在被转囚于弗兰肯（Franken）地区的上达赫施泰滕（Oberdachstetten）时，仍旧保留了那个姓名和官阶。艾希曼自己毕竟有过审讯的经验，因此并不担心会在接受审问时露馅。战俘营很大，验明正身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更危险的反而是可能认得其长相的人，亦即集中营的幸存者以及曾跟“移民专家”艾希曼打过交道的犹太人。这些人偶尔会现身战俘营，寻找曾经折磨他们的人和杀害了他们家人的凶手。艾希曼后来絮絮叨叨地表示：“犹太人委员会一来到营区，我们就必须排队集合。嗯，他们会盯着我瞧，想确定是否曾经看见过这样的嘴脸。……我们必须排成连队……然后过来一个大约由15名傻蛋组成的犹太委员会……他们很仔细地从一排又一排的队伍前面走过，盯着我们每一个人的脸。可不是吗？他们也盯着我的面孔瞧个不停，一直非常起劲。我们不准开口讲话，否则我们肯定会对着他们叫出最好听的名字。等他们检查完毕，我们便向前走两步，轮到下一排。”然而艾希曼却说，这种追捕方式很好逃脱，只要所有战俘都团结一致，彼此不动声色就够了。想从成千上万名衣衫褴褛、满脸胡茬的男子当中辨认出身穿制服、脸孔白净的党卫队官员，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更何况是在这些囚犯因为战败而自视为一个团结整体的情况下。但随着越来越多纳粹罪行的细节被披露出来，甚至让一些立场坚定的纳粹党人也感到恐惧和震惊，这种团结一致很快便宣告瓦解。此外，即便最亲密的战友情谊也未必能一直保持稳固，通常等到人们开始为自己的前途感到担忧之际就会破裂——例如直面来自美国陆军防谍队的审讯军官，或者面临纽伦堡审判的时候。到了这样的节骨眼，就再也无法继续隐身于茫茫人群当中了。艾希曼很快意识到，危险除了来自他的敌人之外，也来自他所认为的朋友。那些对绞刑架心生畏惧的纳粹党人突然回想起来，他们不管在哪里都有办法认出艾希曼的脸，同时却又极力设法让人忘记他们为何如此熟悉艾希曼那张脸。谁要是常年一直大声宣扬自己的独特角色，难免会在政权更迭之后成为理想的投射屏，让其他每个人都可以把自己的罪责推得一干二净。艾希曼尽管并非可怜无辜的替罪羊，却也从未享有过战争罪行审判的证词中给他冠上的那种权力地位，毕竟艾希曼绝不可能独力杀害万犹太人。正因为人们十分清楚地知道艾希曼是谁，现在才必须声称自己根本不认识他、从来没有和他见过面，而且顶多只是粗略知晓他所做过的事情——由于灭绝犹太人的行动属于最高机密，他们甚至不知道参与者的名字。结果每当提到艾希曼的名字时，那些被告和证人们的回答非但不是：“谁？从来没听过！”反而都假装做出惊骇的反应：“他？没见过！”他们进而滔滔不绝地解释为什么不清楚那个人的底细，反正他们显然完全不可能认识他。这么一来，真正令人诧异的事实反而消失不见了：竟然有那么多纳粹党人、纳粹政权的反对者与受害者，其实对那个名字知之甚详。“我会笑着跳进坑里……”在纽伦堡审判中，犹太人大屠杀只是诸多审理事项之一，而且无论如何都不是特别重要的那一个。从美国公诉人的相关准备工作即可看出，这个主题是多么不受重视。最终只有一个人被派来执行这项任务，结果他不堪重负，几乎只能心怀感激地完全仰赖卡斯特纳的报告。鉴于犯罪规模的庞大、没完没了的涉案名单，以及要在短短几个月时间内弄清楚一个四面受敌的政权内部是如何运作的（这是研究人员至今仍在设法解决的问题）这个惊人的任务，此种处理方式并不让人感到意外。检方为了避免可能来自本国内部的批评，小心翼翼不特别强调犹太事务的做法，也阻碍了对犹太人的屠杀成为国际军事法庭最重要的课题。虽然当时也出现了贝尔根-贝尔森（Bergen-Belsen）、布痕瓦尔德（Buchenwald），以及奥斯维辛等集中营尸体堆积如山的照片，但罪行真正的规模一直要等到5年年底，才通过鲁道夫·赫斯、威廉·霍特尔和迪特尔·维斯利策尼等人的证词而公之于世，而那时第一次审判已经进行了三个月（虽然应该指出的是，所有这些供词早在好几个月之前即已提交给调查当局）。如果有谁用搜索引擎在第一次纽伦堡审判的记录中搜索“艾希曼”这个名字，很快就会得出印象，此人被谈及的次数不多。事实上，被用作基础证据的《卡斯特纳报告》甚至还把艾希曼的名字拼错（Eichmann被写成“Aichmann”），更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印象。但若是看一看那个名字在分配给相关主题的有限时间内出现得多么频繁，并且考虑到审判期间只有宣誓的证词被当庭宣读，事情看起来就截然不同了——每当讨论到灭绝犹太人的行动，艾希曼就是最重要的名字之一。5年7月，当艾希曼还冒充阿道夫·卡尔·巴尔特被困在上普法尔茨的一座美国战俘营时，不久前还在维也纳担任安全警察与党卫队保安局负责人的鲁道夫·米尔德纳（RudolfMildner）已勾勒出一条“责任序列”（Verantwortungslinie），让人很容易成功地躲在后面：“执行之前，党卫队集团领袖米勒先与IVA4部门的负责人、党卫队一级突击大队长艾希曼口头讨论。艾希曼原本隶属于党卫队保安局第三处，为了这项任务而被调职到帝国保安总局第四局。”米尔德纳的把戏显而易见：既然其间既没有文件也没有证人，他身为局外人也就无从得知任何事情。只可惜不曾有人当面质问米尔德纳，他是从哪里得知了那种下达指令的方式。纽伦堡战争罪行审判开始之前，在许多昔日的纳粹犯罪地点，各种关于艾希曼的报告和陈述已经开始出现。它们或来自从前的敌手（罗斯韦尔·麦克莱兰[RoswellMcClelland]，瑞士，5年8月2日），或来自盟友（匈牙利萨拉希·费伦茨[FerencSzálasi]*政府的内政部部长沃伊瑙·加博尔[GabórVajna]，匈牙利，5年8月28日），或来自同事和朋友。纽伦堡第一次审判开始一个多月后，检方出示了威廉·霍特尔那篇恶名昭著的证词，其中谈到艾希曼曾经向他提及的万名受害者（5年11月26日）。12月中旬，卡斯特纳的书面证词被当庭宣读，紧接着又宣读了霍特尔的声明，于是掀起一股以《万犹太人遭到谋杀》为标题的新闻报道浪潮。这个死亡统计数字——万人死于集中营，另有万人被特别行动队杀害——顿时传遍世界各地，其始作俑者的名字随之闻名遐迩：阿道夫·艾希曼。例如5年12月19日的《富尔达人民报》（FuldaerVolkszeitung）指出：“霍特尔证词的根据是一个名叫艾希曼的人向他所做的陈述，该人身为党卫队高级官员，在灭绝行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霍特尔认为艾希曼的陈述正确无误，因为其所处的位置必然使其对被害犹太人的数目有着最清楚的认知。一方面，艾希曼通过特别行动队把犹太人送进毁灭营；另一方面，他自己在盖世太保高层的职位，让他得以深入了解有多少犹太人被以其他方式杀害。”自此，在涉及受害者数目时，艾希曼被视为关键证人，无与争锋。在阿根廷，这个名声将为他打开进入萨森圈子的大门。12月20日，法庭开始设法还原包括艾希曼部门在内的盖世太保的组织结构，却被一再改变的部门名称搞得一头雾水。6年1月初，特别行动队D支队领导人奥托·奥伦多夫（OttoOhlendorf）和迪特尔·维斯利策尼的证词，让艾希曼的名字出现在更多新闻报道中。艾希曼那位昔日的朋友和下属刻画出一个颐指气使的上司，而把自己表现为深受其害的人，并且引述了艾希曼讲过的一句名言：“他说他会笑着跳进坑里，因为一想起有万*条人命要算在他的账上，他就感到极大的满足。”对此，纽伦堡审判中官阶最高的被告戈林不禁充满同情地评论道：“这个维斯利策尼只是一个小人物，因为艾希曼不在这里，他才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所提到的艾希曼正是戈林于年11月展开迫害犹太人行动之后，在会议上结识的那个艾希曼。精心策划的逃跑计划艾希曼一再表示，正是这些证人的陈述促使他逃离战俘营。如今人们甚至开始在战俘营里谈起他的名字，而美国陆军防谍队在安斯巴赫（Ansbach）的讯问，让这名现在叫奥托·埃克曼的囚犯越来越不舒服。他意识到，被拆穿身份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对上达赫施泰滕战俘营内的难友们而言，知道或者猜出奥托·埃克曼究竟是谁都是一种风险。当听到艾希曼说出他的逃跑计划时，他们一定都松了一口气，因为即便只是在艾希曼的附近被别人看见，也会给自己的前途带来危险。艾希曼则像在随后的岁月里一次又一次做的，巧妙地故布疑阵。他故意告诉一群军官，自己打算“去大穆夫提那里”。这个消息只用了几星期即已传播出去，而直到艾希曼在阿根廷被绑架为止，人们都还一直怀疑他已经去了中东。但实际上，他在一位名叫库尔特·鲍尔的低阶党卫队队员的合作下，精心而冷静地研拟了一个截然不同的脱跑计划。鲍尔的姐姐内莉已答应为此提供协助，而且最重要的是，艾希曼在甚至连最亲密的朋友也想象不到的一个地区——德国北部——找到了联系人。当他还在战俘营的时候，党卫队队员汉斯·弗赖斯莱本就已经为艾希曼安排好了一个躲藏地点：其兄沃尔德马尔（Woldemar）是下萨克森策勒（Celle）附近一个林区的林务员，绝对会守口如瓶。当艾希曼的军官狱友们首先被问到他的下落时，他们一致认为那个胆大包天、喜爱旅行的艾希曼正打算潜逃中东，投靠他的穆斯林好友。但他们的同志其实早就在别人的默默帮助下，开始安排自己的新生活了。1月，奥托·埃克曼头戴一顶麂皮帽、身穿一件改成“巴伐利亚式样”的国防军外套，与鲍尔一同消失了。鲍尔孀居的姐姐内莉·克拉维茨帮他在农庄找到了一个藏身之处。那位在目击证人眼中风姿绰约的少妇，同他一起搭乘火车前往汉堡。结伴旅行的男女不像单独出门的男子那样显眼，因而很少受到盘查。但在前往策勒之前，艾希曼还有另外一个目的地：莱茵兰（Rheinland）。我们尚不清楚他是否认为那里有一个连内莉都不该知道的更好的躲藏地点，但能够确定的是，他去那里是为了取自己的新证件——“我为奥托·黑宁格安排的证明文件。”我们虽不知道是谁帮他准备了那些文件，但至少有一个迹象显示出那些文件放在谁那里：他父亲的一位兄弟仍然住在阿道夫·艾希曼的祖籍地，杜塞尔多夫附近的贝吉施地区（BergischesLand）。艾希曼的父亲对自己的兄弟完全信任，随后几年不断告诉他儿子的确切下落，甚至还写信告诉他艾希曼的逃亡和在阿根廷的新生活。艾希曼之前曾经探望过他的叔叔。这个地址可想而知是新身份证件的存放地点，而且或许是艾希曼与他父亲保持联系的渠道之一。不管怎样，艾希曼早已及时妥当地安排了他的逃亡行动，因此还有足够的时间来伪造能够取信于人的证件，并把它们好好地藏匿在莱茵兰。考虑到战败投降的各种后果，以及交通运输和邮政投递的全面崩溃，艾希曼想必很早就已经做好了应急准备工作。奥托·埃克曼从巴伐利亚的战俘营消失将近三个月后，奥托·黑宁格于6年月20日——艾希曼40岁生日的第二天——正式登记成为吕讷堡石楠草原的居民。登记流水编号的下面，写着对这名据称“年月1日出生于布雷斯劳的商人”的附注：“已婚、新教徒、难民”，之前的居住地址是基姆湖畔普林（PrienamChiemsee）。沃尔德马尔·弗赖斯莱本自己刚在5年6月带着妻子和小孩一起逃亡到该地区，如今在修道院森林管理处担任林务官，住在“科伦巴赫森林管理所”（ForsthausKohlenbach），可以施予援手。黑宁格和当时许多“投靠弗赖斯莱本”*的男子一样，藏身在森林中一间被他们昵称为“岛屿”（DieInsel）的小屋里，为一家名叫布尔曼（BurmannCo）的公司收集木材和砍伐树木。艾希曼依然头脑冷静且深思熟虑，就连比绝大多数人都更熟悉他的维斯利策尼，也料想不到会有这么一个藏身之处。当维斯利策尼主动请缨协助盟军查明其昔日上司的下落时，曾聪明地针对艾希曼可能的逃亡地点列了一份清单，果真证明他已将艾希曼的习惯摸得一清二楚。维斯利策尼信心十足地说：“凡是认得艾希曼的人都知道，他胆小得不敢一个人独处。”但显然没有人真正足够了解艾希曼。那份清单列出的可能藏身处所既没有包括德国北部，甚至连莱茵兰也付之阙如。维斯利策尼料到了他的上司可能做出的一切，却百密一疏没有料到艾希曼也有办法耍弄他。艾希曼已对纽伦堡审判将给他带来的危险做出了正确判断。纽伦堡的幽灵……这个负责执行灭绝计划的邪恶人物。——罗伯特·杰克逊（RobertH.Jackson），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美方首席检察官艾希曼不但立刻成为纽伦堡相关新闻报道的主题，防谍队所有分支机构更于维斯利策尼做出证词几天之后，在6年1月10日接到通知，要求缉捕阿道夫·艾希曼那名共谋杀害了万犹太人的凶手。通知中还提出警告，把他形容成“不惜设法杀出一条血路的亡命徒”。到了2月的时候，艾希曼的名字也出现在法国犹人遭受迫害的文件中。时至6年月4日，卡尔滕布伦纳的辩护律师更已认定每个人都知道艾希曼是谁，他指出：“众所周知，艾希曼就是负责整个犹太人灭绝行动的人。”4月5日，正当匈牙利前总理斯托尧伊·德迈（D?meSztójay）在布达佩斯忙着做出对艾希曼不利的证词时，鲁道夫·赫斯向纽伦堡军事法庭提交宣誓证词，声称近几年艾希曼所产生的象征意义让他的地位获得了“巨大的上升”——尽管这种说辞在6年就像在年一样，并不怎么站得住脚。这个发展非常有利于过去那帮人的自我辩解策略，他们很快就抓住了这个机会。于是霍特尔帮卡尔滕布伦纳说谎，宣誓“确认”艾希曼跟他那位来自奥地利的同志*“没有直接的公务往来”。卡尔滕布伦纳则声称艾希曼通常直接向希姆莱汇报，甚至绕过了盖世太保的负责人米勒。既然米勒刚好消失得无影无踪而希姆莱又已经死了，卡尔滕布伦纳干脆厚颜无耻地撒谎，称他一辈子总共只跟艾希曼见过两次面。霍特尔的上司威廉·布鲁诺·瓦内克（WilhelmBrunoWaneck）也是卡尔滕布伦纳的好朋友，他狡猾地进一步帮腔说，卡尔滕布伦纳还经常因为“疏于管理第四局，把所有事情都留给米勒”而饱受批评。就“解决犹太人问题”而言，希姆莱“在海德里希遇刺身亡之后已完全把工作交由艾希曼办理”，甚至“早在海德里希还在世的时候，艾希曼就已经享有了持续扩大的主导权和绝对的特殊地位，以致他在整个犹太部门（指在帝国保安总局内部）完全独断独行。在海德里希死后，他便直接对希姆莱负责。据我所知，这在帝国保安总局内部是每个人都清楚的事实”（6年4月15日）。卡尔滕布伦纳的辩护律师考夫曼（Kauffmann）称奥斯维辛集中营一直处于“臭名昭著的艾希曼的思想指导下”鲁道夫·赫斯于6年4月15日首度现身法庭。多亏其鬼魅般的外表，战后人们的脑海中终于凝结出那批“躲在黑暗中的人”的具体形象。赫斯曾是拥有最恐怖记录的死亡集中营的指挥官，他指出艾希曼非但实地参与营地的建造并决定使用“齐克隆B”（ZyklonB）毒剂，而且还向他传达了各种命令，是一个比赫斯自己还要狂热的反犹太主义者。尤利乌斯·施特莱彻于6年4月29日结结巴巴地表示，他之前从未听说过艾希曼（尽管他曾经在年邀请艾希曼参加党大会）。负责从巴黎遣送犹太人的赫尔穆特·克诺亨（HelmutKnochen）在6年6月17日解释说，下达给他的命令原则上直接来自艾希曼或希姆莱。6月28日，曾经主管盖世太保组织与人事的维尔纳·贝斯特（WernerBest）谈到了“艾希曼办事处”。卡尔滕布伦纳的辩护律师更在7月9日要求进行无罪辩护，因为“在只有博尔曼*、希姆莱与艾希曼知情的情况下，才从1年开始密谋并执行了大规模的犯罪行为”，那不折不扣是“希姆莱和艾希曼的犹太人行动”（JudenaktionHimmlersundEichmanns）。6年7月1日，自己的罪责尚不清楚的康拉德·摩根（KonradMorgen）解释了为什么自己担任党卫队法官的时候曾极力争取对艾希曼提起诉讼，试图借此证明艾希曼即使在党卫队里面也是一个特例。三天以后，美国首席检察官罗伯特·杰克逊称艾希曼为“负责执行灭绝计划的邪恶人物”——艾希曼后来在读到此种说法时特别火冒三丈。瓦尔特·胡本柯腾（WalterHuppenkothen），帝国保安总局的盖世太保组长以及“7月20日特别调查委员会”成员，在6年7月18日表示：“犹太事务部门（IVB4，后来的IVA4b）及其主管党卫队一级突击大队长艾希曼，在第四局享有特殊地位。该部门位于选侯大街的一栋大楼内，艾希曼及其办公室的大多数成员都住在里面。”艾希曼“经常出外旅行”，米勒名义上是他的“顶头上司”。显然是为了保持距离，胡本柯腾继续补充道：“艾希曼和他的同僚们从来没有提到过自己的任务。但是我通过与同志们的谈话，知道艾希曼经常晋见希姆莱。”丹麦盖世太保的前负责人卡尔·海因茨·霍夫曼（KarlHeinzHoffmann）继续采取同样的路线：“犹太人问题的处理权当时掌握在艾希曼手中。他并非国家警察出身，而是从党卫队保安局调职到警界的。他和他的办事处位于一栋特别的建筑物里面，与其他部门几乎没有往来。……他名义上隶属于第四局，却非常特立独行。我在此特别强调，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并非警界出身的缘故。”（6年8月1日）盖世太保审判的辩护律师鲁道夫·默克尔（RudolfMerkel）总结道：“希特勒在年4月下令实施‘犹太人问题最终解决方案’，那意味着从肉体上消灭——亦即谋杀——犹太人。……希特勒和希姆莱用于执行命令的工具，是党卫队一级突击大队长阿道夫·艾希曼。艾希曼和他的犹太事务部门虽然在编制上隶属于帝国保安总局第四局，但其实享有绝对自主的地位，甚至完全独立于盖世太保之外。”默克尔提到了“艾希曼的机构”，并声称只有两个人要为迫害犹太人的行动负责：艾希曼和克里斯蒂安·维尔特（ChristianWirth）*（6年8月2日）。霍斯特·佩尔克曼（HorstPelckmann）律师在为党卫队辩护的时候解释说，德国外交部也是艾希曼谎言下的无助牺牲者，“受害于他巧妙的以假乱真戏法”（6年8月26日）。最后，甚至党卫队保安局的辩护律师也试图撇清与艾希曼部门的关系，并且宣称“艾希曼部门”不在党卫队保安局的职责范围内。最夸张的是，这到最后竟然演变成同为党卫队上级集团领袖的一名前武装党卫队上将和一名前警察上将争论，他们二人究竟是谁比较畏惧党卫队一级突击大队长艾希曼。他们同时却又相互支持对方的供词，表示自己非常希望采取行动来阻止匈牙利的犹太人遣送行动和徒步行进，然而他们完全不可能对抗艾希曼的权力地位。卡斯特纳早在5年就已经用一个词描述过这种现象：“艾希曼主义”（Eichmannism）。检方和法官基本上清楚这里在搞些什么名堂。美国公诉人托马斯·多兹（ThomasJ.Dodds）因而在6年8月29日纠正说道：“根本就没有那样子的‘艾希曼部门’。艾希曼只不过是盖世太保里面的一个部门负责人而已，主管教会和犹太人事务。盖世太保的这个部门主要负责将欧洲犹太人驱赶到一起，然后把他们送进集中营。盖世太保内部所称的这个‘艾希曼部门’，并不比米勒属下的其他任何部门更加独立于盖世太保之外。”多兹的俄罗斯同僚也表示赞同：“艾希曼借由毁灭营……来灭绝欧洲犹太人的计划，来自盖世太保的体制。”（6年8月0日）但尽管如此，那种对艾希曼的描述依然产生了显而易见的效果，并且在判决书中留下了痕迹。艾希曼的名字被提到了三次：“在党卫队旗队长*艾希曼的主导下，帝国保安总局所属的盖世太保成立了一个特别部门，负责处理犹太事务，并且利用自己的密探来调查被占领地区的犹太人问题。”一个后来成为灭绝犹太人同义词的术语，从此变得与艾希曼的名字密不可分：“‘最终解决方案’意味着灭绝犹太人。正如希特勒早在年年初即已发出的威胁，这将是战争爆发的后果之一。为了执行这项政策，盖世太保成立了一个特别部门——由艾希曼担任主管的B4部门。灭绝犹太人的计划在进攻苏联后不久即已开始施行。”艾希曼的正统性也被清楚地阐明，因为判决书中写道，艾希曼“被希特勒委派来执行这项计划”。在谈论艾希曼和纽伦堡审判时，或早或晚都会有人引用弗朗西斯·比德尔（FrancisBiddle）的一个手写注记。那位来自美国的法官在审判文件上艾希曼的名字旁边写下了一个疑问：“他是谁？”人们普遍认为，这并非一个哲学或者心理学上的问题，纯粹只是因为比德尔不知道被提到的那个人究竟是谁。但人们很容易忽略那个注记的时间，它其实写在审判开始之前。当时只有少数几个法学专家，其中多半并非德国人，他们必须在非常短的时间内摸清楚纳粹的国家体制及其犯罪的规模。即便今日也没人能严肃地宣称自己已经看清了那一切。盟军的战犯通缉名单上包含了六万多个名字，所以法官没听过文件初稿上提到的名字之一，完全不令人感到意外。弗朗西斯·比德尔的注记反而显示出他在准备时的认真态度。更令人惊讶的反而是比德尔在哪里读到这个名字。因为比德尔在名字旁边写下疑问的那个文件，是“审判框架”（Urteilsrahmen/FrameoftheJudgment）早期的版本，亦即一份严格保密的起诉书草案。时隔一年，等到法官小组决定将艾希曼这个名字纳入判决书中列出的80个名字当中，而且提到它至少三次时，比德尔的疑问显然已经得到解答。艾希曼名副其实地成了“纽伦堡的幽灵”，无处不在却又难以捉摸。他的名字还会在随后所有的相关审判中继续作祟。严格说来，6年9月的纽伦堡与年春天的维也纳情况没有两样：艾希曼的名字又一次在其长官和同僚的大力支持下，不可救药地与犹太人政策关联在一起。但时代已然改变，艾希曼至少在刚开始的时候无法乐在其中，因为再也没有“工作”可通过他和他的赫赫声名获得“巨大推动”了。他不再被崇拜者包围，反而被弃如敝屣，是人们宁愿不认得的对象——除非把艾希曼送上死路能够让自己受益。艾希曼因此相当孤独地待在森林里。尽管昔日同志们使尽浑身解数把自己的罪过都推到他身上，艾希曼后来甚至还能充满体谅地说：“假如换成是我的话，恐怕也会表现得一模一样。”只不过倘若情况反过来，艾希曼却很难找到像他那样合适的替罪羊。结果艾希曼无计可施，只能看着他闻名遐迩的名字出现在报道和他在北德最先拿到的小册子上。许多年后，艾希曼描述，如此一来他终于被拉到了“国际聚光灯下”，而他打定主意要做出他在过去十年内无论如何都不肯的事情：保持隐身。艾希曼究竟在什么时候才真正是“躲在黑暗中的人”（MannimDunkeln）？或许只有在他穿着黑色皮革长大衣、只想当一名党卫队保安局专员的短暂时期，宛如来自“黑色电影”系列的角色一般令人畏惧和神秘感十足。然而最晚从年开始，其他各种角色已经更加吸引人，很快还变得更有用处。正如艾希曼自己所希望的那样，他已经成为国家社会主义犹太人政策的象征——不仅在别人眼中如此，在他自己的行为表现和自我认知中显然也一样。战后出现的唯一改变，就是他更进一步被夸大为独来独往的犯案者。这要归因于知情者与同谋者的自保需求，以及其他人所想要的心灵慰藉。他们一厢情愿地认定，只有一小撮人、一个由极少数圈内人所组成的秘密团伙，犯下了那个有史以来最大的罪行，而且就连纳粹党人也对那批怪物避之唯恐不及。凶手的团伙越被说成是对外封闭的，“其他人”宣称自己毫不知情的谎言也就越发能够取信于人。艾希曼要等到年在以色列的时候才终于体会到，被认为是“躲在黑暗中的人”也能带来益处。他欣然接受了维斯利策尼有关于此的描述，尽管在担任犹太事务部门主管的时候，艾希曼会觉得那是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侮辱。如今他坐在以色列的牢房里，一心只想证明从来都没有人认识他，但并非因为他有着巨大而神秘的力量，反而是由于他如此不显眼和不重要。艾希曼对他昔日朋友和同志们的连篇谎话，表现出一种交织着不理解、不相信和失望的态度，有时显得如此可怜兮兮，简直会让人以为他至少在某些时候确实相信自己的说法。最耐人寻味的疑问莫过于：为什么艾希曼事后能够如此成功地否认自己曾经享有的突出地位，以致人们忽视了他在年和年之前的形象？其实只需要稍看一下他在审判之前的形象即可发现，艾希曼根本不可能既是一个象征，同时又无籍籍名。事情的真相是，艾希曼在受审期间试图拿来跟自己相提并论的昔日同僚当中，没有任何人曾经享有像他那么突出的地位——不仅在年之前的文献当中如此，在纳粹时期的公众印象里也是一样，无论加害者或受害者都有相同的看法。以拉德马赫（Rademacher）、塔登（Thadden）、维斯利策尼、布伦纳乃至于西克斯（Six）等人为例，我们在谈论艾希曼的报纸上怎么样也找不到他们的名字，纽伦堡的判决书同样也没有提及他们。当以色列政府在年公开向德国提出赔偿要求时，其官方的原始文件中仅仅列出了五个凶手的名字，艾希曼就是其中之一，而报道此事的那些报纸都没有问为什么。第三节讨厌的隐姓埋名状态他想必无聊得要命。——汉娜·阿伦特评论躲藏在德国北部的艾希曼乍看之下，吕讷堡石楠草原没有什么能让人联想到飞黄腾达的党卫队事业生涯。阿道夫·艾希曼的生活方式与奥托·黑宁格有着天壤之别。如今已无量身定做的制服、光可鉴人的皮靴、办公大楼与勤务人员，留给他的只剩下一件褴褛的国防军外套和森林里的一栋小屋。他不再拥有发号施令的权力，再也不能“颐指气使”，再也无法乘坐自己的公务汽车行遍半个欧洲，再也不可能用新的手段来消灭敌人。艾希曼的世界在短短几个月时间内就变得非常简单，甚至几乎可称之为“一目了然”，因为作为一名战俘和逃犯，他的生命始终处于危险之中，全部精力都集中在求生上面。森林中的宁静、充足的食物供应、日复一日的日常生活，这一切不仅提供了某种安全感，更令人不得不回归内心世界。艾希曼后来在阿根廷宣称：“6年的时候，我第一次尝试以书面形式记录我的回忆，并写下了当时还记忆鲜活的一些数字。”考虑到艾希曼所处的环境和他日后的写作热忱，此事一点也不令人意外。然而不能把这种举动看成反躬自省，因为艾希曼即便已经失去了他的办公桌，却完全没有失去他的旧心态。除此之外，他写作的原因并不是要设法理解自己的所作所为，而是由于被他视为毕生成就的那些行为如今普遍受到了谴责。艾希曼并不打算追求真理，而是要为自己的行为寻找一种最可信的辩解以防万一。他想必早在成为战俘、随时可能面临审讯威胁的时候就已经开动脑筋，到底该如何描述他那惊人的职业生涯，以便尽可能减轻自己的罪责。许多上司和同僚接受审判的新闻，让他联想到自己迟早也会——无论是以证人还是被告的身份——被传唤出庭。艾希曼自己曾经多次扮演审讯者的角色，足以知道简单的谎言根本不可能让他全身而退。然而事情的真相实在太骇人听闻了，甚至无法用轻描淡写的方式表达。若是跟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指挥官坐在一起小酌红酒，他们或许不难达成共识，认为谋杀数百万犹太人的行动只不过是“后代子孙们不必再进行的战役”。可是艾希曼足够聪明，知道其他大多数人不会这样看。那个时代的多数人一心只想推诿卸责，忘记自己在过去12年中跟在谁的背后做出了什么事情。但是对于因犯下反人类罪行而遭到通缉的信仰坚定的纳粹党人而言，战争还远远没有结束。艾希曼始终承认，他从一开始就阅读了所有关于纳粹灭绝犹太人的报道和文章。他曾有些漫不经心地告诉萨森：“在林木茂密的石楠草原，我的面前摆放着一大沓旧报纸，上面都有关于我的文章，用了像是‘大屠杀凶手艾希曼’、‘大屠杀凶手在哪儿’和‘艾希曼躲藏在哪里’之类的标题。”艾希曼后来的各种谈话和证词都显示，他确实知道当时主要的文章和事件，只不过我们无法确定他是在什么时候读到它们的。因此我们只能设法找出他在那段时间或许已经读过哪些东西，而且无法排除他是后来才看到那些材料的。第一本他后来反复引用的书是欧根·科贡（EugenKogon）所撰写的《党卫队国家》（DerSS-Staat），其主要根据是美国军事当局委托昔日集中营囚犯集体整理出来的“布痕瓦尔德报告”（BuchenwaldReport）。该书在6年出版，将罪魁祸首描绘成一小撮反社会的变态虐待狂，想必会让艾希曼觉得既受侮辱又遭挑衅，这完全不符合他对纳粹领导阶层的理解——在他眼中，那是一个新的精英集团，而他信仰坚定地自视为其中的一员。除此之外，艾希曼很早就在报纸和小册子上读到了霍特尔和维斯利策尼的证词，因为它们已在新闻媒体引发了巨大的回响。根据艾希曼自己的说法，他在北德的时候就已经读过了6年秋季出版、由罗伯特·肯普纳（RobertM.W.Kempner）编辑的《纽伦堡审判》（DasUrteilvonNürnberg）。基本上，没有任何证据能够否定，艾希曼在做伐木工人时期的确读过那些出版物，因为在“岛上”，怀旧的政治性谈话显然经常发生。该地区的百姓至今仍然记得，如果有谁想要喝杯啤酒谈谈往事，森林里那群伐木工以及与他们同住的红十字会护士露特（Ruth）的房子是一个受欢迎的晚间聚会场所。那些小册子不必花钱就能获得，因为英国占领军把它们作为再教育工作的一部分而免费分发。无论如何，当艾希曼在8年离开森林，搬到阿尔腾萨尔茨科特（Altensalzkoth）那个小村庄经营一家养鸡场的时候，他的兴趣已经非常明显。可是在回顾当时的生活时，艾希曼却提出了相反的说法：“在美丽的石楠草原上，生活平静地发展下去。每逢周日，我就骑着自行车前往策勒附近的乡村酒馆……酒馆主人有时会告诉我当地报纸写了关于艾希曼的什么，我听了便不禁难掩笑意。他总是习惯性地说：‘说不定一切都是谎话和捏造出来的东西。’那让我非常高兴和满意。”艾希曼不只从报纸和书籍中读到他在历史上的特殊角色，周遭环境也在提醒他这一点。他的新居住地距离昔日的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只有几公里之遥，该营区当时已经变成了一座难民营，暂时收容那些从纳粹杀戮行动中幸存下来的无家可归者。艾希曼就生活在他的受害者附近，只不过如今他已是鸡农而非刽子手了。他后来在阿根廷用这个光怪陆离的场景来附和萨森的意见：“吕讷堡石楠草原附近就是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当地周遭的一切都飘荡着大蒜味，而且那里只有犹太人，因为那个时候还会有谁过来买东西呢？当然只有犹太人。于是我告诉自己说，我把木材卖给了犹太人、把鸡蛋卖给了犹太人。我感到震惊和困惑，在心中自忖道：你瞧瞧看，真是天杀的！那些家伙应该都已经被杀光了，可是他们却正在跟我讨价还价。可不是吗？”但不管艾希曼在老朋友们之间发出怎样令人作呕的纳粹式吹嘘，近在咫尺的贝尔根-贝尔森还是对他造成真实的困扰，即便艾希曼只是轻描淡写地顺手写道：“在那几年，我从来没有摆脱这样的恐惧：有人会站在我的背后突然大喊：‘艾希曼！’”而他揽镜自顾时显然不曾产生同样的担忧。我们不知道艾希曼在吕讷堡石楠草原写下了哪些想法。至少按照他在阿根廷的说辞，当他再次离开藏身之处的时候，已经先后将回忆录和各种统计数字一把火烧掉了，因为不想带着它们一起上路。在米勒-科伦贝格林区（Revierf?rstereiMiele-Kohlenberg）和阿尔腾萨尔茨科特认识奥托·黑宁格的人们，都没有意识到他的恐惧和内心的挣扎。他们遇见了一位不酗酒也不赌博的好好先生，有办法公平地安排食粮分配，十分熟悉“公家机关的繁文缛节”，既聪明又彬彬有礼，而且还按时缴纳房租。此外，这名带有轻微维也纳口音的男子声音相当有魅力，行为表现更显示出他绝非出身乡间地区。村内的女性居民在年告诉新闻记者：“他是那样安静谦卑的一个人，经常在温暖的夏夜为我们演奏小提琴。他演奏过莫扎特、舒伯特、巴赫和贝多芬。”当地的男性也高度评价这位新来者：他通常被认为掌握娴熟的技术知识，有办法修复损坏的机械设备，更何况他还拥有该地区唯一一台收音机，特别喜欢追踪新闻动向。奥托·黑宁格表现得随时随地都乐于助人。尽管这听起来像是庸俗的陈腔滥调，但就连小孩子都喜欢他，因为他能够辅导功课，还会给他们巧克力。没有人真正清楚奥托·黑宁格的底细。这个小村庄的居民让他进入他们的生活，把房间和田地租给他，用车子帮他把鸡运往市场，购买他的鸡蛋，并且尊重其不事张扬的作风。在战争刚结束的那段时期，没有人喜欢被别人问起，因此也不会询问别人。然而艾希曼对自己身边的那些人并没有很高的评价。“如果我不想让周遭的寻常百姓起疑心的话，那么就不能阅读比儿童故事更有深度的东西。”汉娜·阿伦特尽管没有听到这种贬损言论，却还是做出了相当正确的推断，认为艾希曼在吕讷堡石楠草原想必“无聊得要死”（t?dlichgelangweilt）——而这带来的无可否认的好处就是，至少他不必再算计别人的性命了。“北方要塞”艾希曼将自己描绘为一个孤独异乡人的做法还另有一层用意：在随后的那些年里，他基本上总是避免提到当初接触对象的姓名。因为即便是在吕讷堡石楠草原，一名昔日的党卫队队员其实也不可能那么遗世独立。艾希曼无论如何都不是唯一有类似的过去，并且选择藏匿在这个乡下地方的人。柏林的纳粹党人很早即已讨论过可能的紧急会面地点。虽然有些人还对虚无缥缈的“阿尔卑斯要塞”和“北方要塞”（FestungNord）等防御阵地心存幻想，可是像艾希曼这样的人物应已十分清楚那些地区的真正意义：纵使战败，一群志同道合的人也可以迅速在那里聚集起来，以便交换重要的信息。奥地利的萨尔茨卡默古特（Salzkammergut）和德国北部的策勒地区，其战略位置都非常有利。二者皆地处边陲，距离国界不远。在那里可以不引人注目地重建网络，一旦遇到紧急状况也可以就近逃离：位于奥地利地理中心的阿尔陶塞距离属意大利的南蒂罗尔地区（Südtirol）*只有一箭之遥，从阿尔腾萨尔茨科特则不难抵达德国的一些主要港口。长年扮演移民专家角色的艾希曼，必定立刻看出了这些“要塞”带来的可能性。他把自己和家人刚好分别安置在这样的地区，绝非出于偶然。当年阿尔腾萨尔茨科特一带的居民，直到今天都还记得曾经到访过的昔日党卫队人员，例如维利·科赫（WilliKoch），他甚至很可能知道奥托·黑宁格究竟是谁。另外一位名叫路易斯·辛特霍尔策的访客则绝对知晓其身份，许多年后该人还肆无忌惮地吹嘘，自己所属的一个小圈子曾经帮助艾希曼逃亡，他的言论甚至还传到了西德（联邦德国）情报机关一名线人的耳中。路易斯（阿洛伊斯）·辛特霍尔策是最残暴的党卫队打手之一，那批人早已因为卷入年11月集体迫害因斯布鲁克犹太人的行动，成为臭名远扬的罪犯。但对于这名年出生、年轻时代就小有名气的奥地利拳击手而言，那不过是其谋杀事业的开端而已。辛特霍尔策深度参与了武装党卫队针对意大利平民采取的所谓“报复行动”，在年摧毁了村落卡维奥拉（Caviola），导致40人遇害，其中一些人更被活活烧死在自己家里。此外他还在年积极参加了对犹太人的迫害，最终在5年2月成为特伦托（Trient）的盖世太保领导人。他在战争末期的撤退甚至也伴随着各种谋害打杀。尽管在战后多次被捕，甚至两度在缺席审判的情况下被意大利法院判处无期徒刑，辛特霍尔策却一再成功地逃脱法网。在20世纪40年代末期，这名不肯悔改的党卫队成员与妻子和后来生下的孩子们定居在比勒费尔德（Bielefeld）。他保留了自己的真名，却仍然使用伪造的德国护照，因为奥地利已经对他下达了逮捕令。我们不清楚辛特霍尔策与艾希曼在德国北部会面时的情形。他们可能通过奥地利党卫队同志的圈子建立了联系（辛特霍尔策直到9年去世为止都是该团体的坚贞成员），也可能因为其他的机缘而重新相见，但无可争议的是，他们二人都知道彼此的来头。辛特霍尔策后来表示，艾希曼亲口告诉过他，自己在德国北部藏匿了“犹太人问题最终解决方案”的相关档案和文件，其中包括各种统计数字，而且更重要的是，还有参与者的背景资料。辛特霍尔策还是奥托·黑宁格在吕讷堡石楠草原的最后一位访客：他从那里带着艾希曼不被察觉地抵达奥地利边界。艾希曼后来开玩笑地和威廉·萨森说道：“当初在吕讷堡石楠草原的时候，我到处跑来跑去。可不是吗？你瞧，我总是马不停蹄，并没有一直窝在某个角落里面。”鉴于艾希曼甚至能够跟来自比勒费尔德的老同志们见面，我们不难想象他的话中意味着什么。随着时间的流逝，许多人从战俘营回到家里。其中至少有一个人重新与艾希曼取得了联系：获释之后也前往阿尔腾萨尔茨科特定居的汉斯·弗赖斯莱本。党卫队的同志情谊再度被证明持久不渝。起初只是有利于苟活偷生和隐匿躲藏的联系，在随后几年发展成了一个协助逃亡的网络。对于许多避居北德的前纳粹官员而言，逃亡计划从此几乎再也不是单打独斗，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将在阿根廷与艾希曼重逢。家庭联系艾希曼并没有在吕讷堡石楠草原长久定居下来的打算。但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他在当地已觉得非常安全，甚至还在7年应邀参加一位昔日伐木同伴的婚礼，并在婚礼照片上毫不畏缩地站在新娘身旁不远。假使艾希曼乖乖留在这个地区，他很可能永远都不会暴露行踪。然而安全感取代不了自己的家庭。尽管内莉·克拉维茨那位有着美丽浅褐色头发的少妇不时从南方前来造访奥托·黑宁格，不但为他准备了像是“皇帝煎饼块”（Kaiserschmarrn）之类充满异地风情的餐点，也给村内的闲言闲语带来蓬勃生气。尽管人们谣传他在当地另有一二红粉知己，但艾希曼还是想重新回到自己家人身边。首先尝试重返旧生活的是薇拉·艾希曼。她在其臭名昭著的丈夫失踪之后的行为，从一开始便泄露了一家人曾事先讨论过他们的应急策略。薇拉不但表现得小心谨慎，更以惊人的毅力承受了侦讯、搜家，以及盟军和幸存者组织的监视。多亏了艾希曼的妻子，在很长时间内，一张他的照片都找不到。与在林茨的其他家人一样，薇拉一定也把所有文件都好好藏了起来，直到年出发前往阿根廷之前才又把它们拿出来。她在6年11月接受美国陆军防谍队讯问时，表示已在5年月与丈夫离婚，最后一次见面是他在4月来阿尔陶塞与孩子们告别的时候。她宣称自己对丈夫的罪行一无所知，说辞与艾希曼的父母和手足在一个月前做出的声明惊人地如出一辙。艾希曼在战争结束之前向同志们灌输的“家中黑羊”神话，从一开始就被有系统地传播出去。薇拉·艾希曼依然得到丈夫家人接济的事实，似乎没有引起任何怀疑。同时也没有人注意到，卡尔·阿道夫·艾希曼根本不可能因为国家社会主义世界观而与他的儿子在政治立场上产生歧异，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立场坚定的国家社会主义者。艾希曼的父亲在20世纪0年代末加入了纳粹党，后来如薇拉·艾希曼所言，这在5年给他带来了一些麻烦。但那不仅“因为他曾经是一名纳粹”，更因为他缺乏有效的财产证明，以致某些明显不属于他的物品遭到没收。英国历史学家大卫·切萨拉尼（DavidCesarani）因而相当正确地提出警告，千万不要低估了“父子之间的相互作用”。7年4月，艾希曼的妻子迈出了下一步，试图在巴特伊施尔（BadIschl）宣布她的丈夫已经死亡。她声称艾希曼已在5年4月阵亡于布拉格。这样做很可能事先已与艾希曼的父亲商量过，而父亲同样早就与儿子讨论过各种逃亡的可能性。假如这个尝试成功，阿道夫·艾希曼或许真的有机会在欧洲安度余生，更何况我们从许多照片都可以看出来，此人具备多么强大的适应能力。除此之外，他的妻子还可以借此获得领取抚恤金的资格。薇拉·艾希曼提出的证据乍看之下颇有说服力：她的证人丽莎·卡尔斯（LisaKals）是一名嫁给阿尔陶塞人并定居当地的女子，出示了一封由某个名叫卡尔·卢卡斯（KarlLukas）的捷克上尉写来的信函，信中提及了艾希曼的死讯。然而西蒙·维森塔尔立刻注意到，他曾经听过那个名字：此人是薇拉的妹夫，而那位妹妹现在正与她们的母亲居住在林茨附近。经过维森塔尔的提醒，阿尔陶塞警方立刻发现了另外一件荒唐事。原来，从薇拉的妹夫处收到信函的那位丽莎·卡尔斯，婚前的姓氏同样为利布尔。也就是说，薇拉·艾希曼试图在她的两个妹妹和一个妹夫的协助下，为自己的丈夫取得死亡证明。等到维森塔尔出示两份宣誓证词，指称5月的时候还曾经有人在阿尔陶塞看见过艾希曼，薇拉·艾希曼便撤回了她的申请，但已经产生了与预期完全相反的效果。如今每个人都知道艾希曼还活着，否则他的家人根本没必要如此大费周章。于是美国陆军防谍队再次搜查了艾希曼家人的房屋，以及他一个情妇的住处。除此之外，一名以色列特工甚至设法通过艾希曼的另一位女性友人玛丽亚·莫森巴赫尔（MariaM?senbacher），成功获得了第一张艾希曼的照片。维斯利策尼曾派调查人员调查另外一名男子，该人据称是“艾希曼的司机”，因而能够交出一份内容翔实的艾希曼女友名单。那个人其实就是约瑟夫·魏斯尔，“多普尔的犹太人皇帝”，一个臭名昭著的虐待狂，皮鞭已经成为他的标志，而且他还是威廉·霍特尔的连襟。魏斯尔不久之后就在巴黎站上了军事法庭，在那里讲出更多关于其上司的细节，因为他自己只是“奉命成为虐待狂”而已。虽然艾希曼一家很可能并不知道那张照片，但阿道夫·艾希曼肯定从父亲那里获悉了搜查的事情。后来在阿根廷与同伴们谈话时，艾希曼甚至知道维也纳已经对他发出了拘捕令。艾希曼的所有家人都清楚看出，阿道夫·艾希曼已经别无选择。他必须启动应急计划：逃离德国。对薇拉·艾希曼来说，这意味着更多年的等待，而且其间不可做出任何启人疑窦的行为。等到她终于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与丈夫重新相聚时，他们已经整整七年没有见过面了。艾希曼的犹豫不决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断，艾希曼为什么会把阿根廷列为可能的避难地点。他后来表示，自己曾经读到“昔日克恩滕（K?rnten）*的纳粹省党部领导如今生活在阿根廷”。艾希曼指的显然是西格弗里德·于伯赖特尔（SiegfriedUiberreither）。但严格说来，那人其实是施泰尔马克（Steiermark）的省党部领导，曾在7年5月设法逃离达豪，后来与真正的克恩滕省党部领导弗里德里希·赖纳（FriedrichRainer）一同被引渡到南斯拉夫。奥地利的报纸充满了相关报道，而且很早便有人猜测于伯赖特尔已逃往阿根廷。到20世纪40年代末，事实上许多人都已知道，昔日的纳粹要员正置身阿根廷。因为不仅相关谣言甚嚣尘上，更有杜勒出版社的书籍和杂志四处流传，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向外传播激进的国家社会主义思想，公然用一些非常著名的作家来招徕读者。此外，德国极右派人士如饥似渴地阅读的《路径》杂志，明显是所有战后纳粹刊物当中最右倾的一个，同样出自杜勒出版社，自7年开始发行。它公然宣扬反犹太主义、种族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仿佛第三帝国的崩溃从未发生。埃伯哈德·弗里奇，杜勒出版社的年轻出版商，表现得积极又自信，在德国大打广告，使这份来自国外的褐色宣传刊物*销路持续上升，以致早在9年就在德国新闻界激起了一波警告和挞伐的浪潮：人们撰文评论阿根廷的“纳粹负隅顽抗中心”和“南美洲的希特勒们”，并且针对“通往深渊的‘路径’”提出警告。慕尼黑的《新报》（NeueZeitung）甚至把弗里奇形容成“第四帝国的明日之星”。汉堡的《明镜周刊》（DerSpiegel）进而声称，纳粹要员纷纷逃往阿根廷一事，实乃出自国防军最高指挥部当初的指令。《路径》杂志为一个听起来让人心生信赖的社团“同志工作会”（Kameradenwerk）以及各种旅行中介机构打出的广告，更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对于像艾希曼这种信仰坚定的国家社会主义者而言，那样的新闻听起来想必宛如来自应许之地的信息。威尔弗雷德·冯·奥芬是戈培尔曾经的下属和不肯悔改的国家社会主义者，也在5年以后来到德国北部。他毫不隐瞒地表示，正是杜勒出版社的刊物激起了他对阿根廷的好奇。当他还躲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Schleswig-Holstein）的时候，就已经利用德国和布宜诺斯艾利斯之间显然早已运作良好的通信网络，直接在埃伯哈德·弗里奇那里出版了他关于戈培尔的专著。艾希曼日后在阿根廷也会称赞这个网络的价值。***阿根廷不仅听起来相当不错，更是真正现实可行的逃亡目的地。多亏阿根廷作家乌基·戈尼（UkiGo?i）利用第一手资料进行的开创性研究，现在我们对于是哪些人建立了这样的网络使那些渴望移民的人能够潜逃出境，以及该网络的组织结构有了丰富的了解。对于拥有像艾希曼那种履历的人来说，个人临时起意的做法是行不通的。刚开始的逃亡路线经过瑞典的海港，距离艾希曼在北德的住地只有咫尺之遥。可是自从这条路线在8年被曝光之后，人们不得不完全转向南方的替代路线。一个由德国帮手、阿根廷公务机关、奥地利边防人员、意大利登记机构、红十字会、梵蒂冈内部人员，以及航运巨子所构成的连锁网络，使逃亡成为可能。在开始行动之前，必须先备妥两份文件。其一为阿根廷的短期签证，由得到阿根廷总统胡安·庇隆默许的人口走私贩子奥尔斯特·卡洛斯·福尔德纳负责提供。其二是与短期签证持有人姓名相同的身份证件。就艾希曼的情况而言，身份证件应由南蒂罗尔的泰尔梅诺（Termeno）核发。*除了艾希曼之外，一些同样特别有问题的人物——诸如集中营的“医生”约瑟夫·门格勒（JosefMengele），以及希姆莱的首席副官卢多尔夫·冯·阿尔文斯莱本——都同时于8年在那个小镇取得了身份证件。艾希曼自己的证件核发于6月11日，编号为11，证件上的姓名则写成了里卡多·克莱门特（RiccardoKlement）。?以保护“被迫害者和受折磨者”（他指的是纳粹党人）为己任的阿洛伊斯·胡达尔主教，后来也将因为从罗马为这名逃亡者安排证件而出名。值得注意的是，从这些身份证件的核发到艾希曼真正脱逃，时间上相隔了将近两年。换句话说，艾希曼是在有效期两年的短期签证即将过期前的最后一刻才使用的。到底是什么事情让他犹豫不决，迟迟未曾采取行动？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德国7-年的政治动荡。在7年12月举行的伦敦外交部长会议上，同盟国与苏联的歧见明显日益扩大，昔日盟友的分裂已经势所难免。许多纳粹党人甚至早在战争结束之前即已预见到这种东西方的冲突。他们寄望于西方列强的反布尔什维主义，期待它最终能够胜过打垮希特勒德国的愿望。之后德国就可以重新成为一个主权国家。艾希曼的一位亲密同僚后来报告说：“艾希曼对西方列强与俄国之间的争端深信不疑，并将之视作他最后的机会。”戈林也在纽伦堡多次表达了这种期待，甚至希望自己能够因此重新掌权。期待中的东西方分裂在8年逐步成为事实，于是对一个新的开始，尤其对全面大赦的希望也随之而来。另外一个改变却显然不利于艾希曼：货币改革已于8年6月20日开始生效。这不仅意味着失去工作，因为他在布尔曼公司之后所在的东家迅速走向破产。货币改革进而威胁到艾希曼辛辛苦苦存下来的钱。对于过着非法生活的人来说，“德意志马克”*的引进带来了严重问题。如果完全逃避跟公家机关打交道，就既不能领取所谓“人人有奖”的40德意志马克，也没有办法获得新的货币。若无外界帮助，他也无法兑换攒下的“帝国马克”，因为兑换新币必须有银行账户，以及供财政机关核可的相关证明文件。艾希曼却二者皆无。他固然合法申报了户口，并已取得有效证件，但他还是小心翼翼地避免与官方有任何接触。这个非法人士如今必须仰赖洗钱业者，但那些人的兑换汇率可想而知好不到哪里去。万一受到讹诈，也无法寻求司法保护。像艾希曼这种曾经在维也纳利用不公平汇率手段，为帝国聚敛了千百万不义之财的人，自然对此有着特别深刻的体会。除了刚好待在没收得来、酒窖装得满满的豪宅里面执行“公务”的时期，艾希曼终其一生都过着节俭的生活。货币改革难免给他在海外寻求新生活的计划带来了挫折，因为即使老同志也不会免费提供帮助。或许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理解他投资养鸡场的原因。20世纪0年代，犹太人总是在被剥夺了一切之后才获准离开这个国家。艾希曼从中得到的教训是，如果想要保护资产，就必须投资于实物。但其先决条件是不道德的政权没有颁布恶法，禁止购置实物资产。没有人阻止艾希曼把钱投资于养鸡业，几周之后，也没有人阻止他用家禽换来新的货币。由于引进这种新型稳定的通货，他获得了不少投资收益。村内当时的孩子们还记得，艾希曼养了多只鸡，一枚鸡蛋要价高达20芬尼（Pfennig）。*相比之下，艾希曼每月的租金只有10马克。这样一来，他不但赚到了钱，还能够暂时观望，期待战争结束五周年的时候能够出现大赦。但另一个事件或许也对艾希曼的犹豫不决产生了影响。那就是8年冬天，警方、以色列“访客”和一名纳粹猎人在奥地利试图逮捕他未果。探访家人？在年10月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西蒙·维森塔尔向惊讶莫名的观众宣布，他曾试图利用阿道夫·艾希曼计划在9年圣诞节前往阿尔陶塞探访家人的机会抓捕他：“那栋房子被团团包围起来，可是艾希曼没有现身。他显然得到警告或者起了疑心，于是再次消失不见了。”这不只是维森塔尔所讲的诸多戏剧性故事中的一个，而是一次真正的行动，即便他给出的日期并不完全准确。早在8年秋天即已有线索表明，艾希曼打算在圣诞节和新年之间前往探访他的家人。关于随后发生的事件，有许多当事人的报告保存了下来。它们的内容并不总是一致，却都可以归结到一个共同的核心和日期。根据消息，8年12月的时候，林茨的奥地利刑事警察（莱奥·弗兰克-迈尔[LeoFrank-Maier]等人），配合包括米迦勒·布洛赫（MichaelBloch）在内的以色列特工人员，与西蒙·维森塔尔在阿尔陶塞布下了天罗地网。计划是逮捕艾希曼，并把他交给以色列人。为此林茨刑事警察的负责人不但不用负担行动开销，还能另外获得0美元。于是他们试图在那个人口稀疏的地区尽可能不令人起疑地进行部署，而当时正值深冬，夜间气温低达零下20摄氏度。所有参与人员都提到监视工作出现了纰漏，却对失败责任的归属莫衷一是，讲不出究竟是谁的疏失导致艾希曼事先获得警告。但最可能的解释是，在一个像阿尔陶塞菲舍恩多夫（Fischerndorf/Altaussee）这样小的地方，由那么多人共同参与的行动根本不可能不被发现。报告中甚至提到，小镇上流传着有关以色列人或纳粹猎人西蒙·维森塔尔出没的流言蜚语，后者在奥地利已不再无籍籍名。艾希曼是否真的尝试过在8年圣诞节和新年之间前往探访他的家人？他是否的确愿意冒着巨大的风险旅行穿越整个德国，还要以伪造的身份出境？我们从后来那些年发生的事情可以知道，不管艾希曼再怎么“虔信宗教”，圣诞节总是与强烈的家庭情感联系在一起。更何况他的身份证明文件已经在意大利准备妥当，因此艾希曼若是提前展开逃亡行动的话，探访家人正好让他在半路上歇歇脚。可是如此一来，艾希曼势必来不及变卖他在当地的资产就要从阿尔腾萨尔茨科特消失，这对他是一笔严重的财务损失。薇拉·艾希曼和孩子们后来并没有提到过这样的计划，艾希曼在阿尔腾萨尔茨科特细心的邻居们也都不曾观察到他有长时间出远门的迹象。艾希曼后来指出，自己至少曾经有过探访家人的念头，但他把时间定在年，也就是当他展开逃亡计划，在距离妻儿几公里外的地方穿越奥地利之际。那时他一度考虑是否该冒险与家人见面，却还是很克制地决定不要那么做。艾希曼不太可能偏偏在8年丧失了自制力。同时他自己的思维方式非常接近调查人员，不太可能犯错误挑选这么一个具有标志性的日子，而且刚好是在谎报死亡的企图失败不久之后。还有别的因素表明，艾希曼不可能企图在这个时候接近他的家人。8年9月底在林茨进行的一次采访引发了一系列报纸专论。维也纳的《世界晚报》（WeltamAbend）报道说：“艾希曼的父母自战争结束以来，便不曾听到过有关他们儿子的消息。”然而在那一地区完成的调查却指出，有谣言表明阿道夫·艾希曼在6年以前曾是美军战俘。他已化名埃克曼，据悉目前正在中东“担任耶路撒冷大穆夫提阿尔-侯赛尼的顾问，协助解决巴勒斯坦的犹太人问题”。以《帝国犹太专员》或《阿拉伯军团之一员》等为标题，那个故事在8年10月顽固地持续出现在新闻媒体上。就连刚刚完成其戈培尔传记的库尔特·里斯（CurtRiess），也以“特约记者”的身份前往阿尔陶塞，寻找艾希曼的踪迹。最后他只能勉强挤出一个哗众取宠的文章系列，来讲述“阿尔陶塞的风流娘儿们”（DielustigenWeibervonAltaussee）*，里面当然也少不了提到纳粹黄金的传说。《新世界》（DieNeueWelt）在11月1日刊登了一份还算具有启发性的文件，发布了两页艾希曼在年手写的个人简历，出自其官方人事档案。所有人都可以从中清楚地看到他真正诞生于何时何地，以及他的谋杀事业是如何开始的。里斯也详细描述了艾希曼家人现在的居住地。然而一个信息反复出现于各篇文章中，想必也让艾希曼的家人特别感到忧心忡忡：“艾希曼在所有战犯名单上都排在第一位。”不管艾希曼考虑过怎样的逃亡计划，8年年底都不是付诸行动的良好时机。因为人们显然都还十分清楚地记得他是谁，知道他曾经一心梦想成为“帝国犹太专员”。德国联邦情报局（BND）的前身盖伦组织（OrganisationGehlen）于几年后获悉，以色列驻维也纳领事曾在9年，也就是圣诞节抓捕行动失败一年之后，提供5万先令用于追捕艾希曼。甚至还有人宣称悬赏金额高达万先令。盖伦组织的线人称，有一个以色列特工小组曾经潜伏在奥地利，准备趁艾希曼在圣诞节探访家人时绑架他，甚至已经在萨尔茨堡（Salzburg）机场租好了一架飞机。那么在维森塔尔抓捕行动失败一年之后，是否有人再次尝试围捕艾希曼呢？根据档案资料，盖伦组织的线人是约瑟夫·阿道夫·乌尔班（JosefAdolfUrban）。这个八面玲珑的人物出生于年，8年在林茨市内一间沦为假护照交易中心的咖啡馆遭到逮捕。他的袋子里装满了厚厚一叠伪造证件，足够让林茨警方逮捕他了。莱奥·弗兰克-迈尔是参与逮捕行动的警官之一，报告了侦讯乌尔班的情形。他甚至还允许西蒙·维森塔尔旁听，因为被捕的那个人显然意图协助战争罪犯逃亡。尽管罪证确凿，两天之后他们却不得不释放约瑟夫·阿道夫·乌尔班。按照莱奥·弗兰克-迈尔的讲法，有两名美国防谍队的密探上门要求释放那名嫌犯，因为乌尔班在一个针对苏联的间谍网中是不可或缺的协调者。迈尔很快发现，乌尔班其实是在向情报单位提供编造的“情报”，来源是同样被他炮制出来的一些“在地特工”。他甚至还在东欧编造了若干武器工厂。迈尔显然有所不知的是，极力避免让乌尔班接受审判的不止美国谍报机构一家。那名情报制造者同时也是奥地利内政部国家安全部门的线人，万一他出庭受审，这个事实将不可避免地被曝光出来。事实上乌尔班向几乎所有情报单位通风报信，从法国的第二局（DeuxièmeBureau）到以色列的情报机构，无所不包，而盖伦组织当然包括在内。无怪乎在迄今关于德国联邦情报局内容最详尽的那本研究专著中，作者恰如其分地称之为“一个浪迹天涯的特务机构雇佣兵”（einvagabundierenderGeheimdiensts?ldner）。莱因哈德·盖伦（ReinhardGehlen）更委托这名所谓的消息灵通人士，在8年与布鲁诺·考舍恩（BrunoKauschen）一起，发展德国情报组织在奥地利的分支机构。我们不确定盖伦当时是否知道，乌尔班的爆炸性情报往往都是编造出来的，以及乌尔班究竟在哪里学会了这套功夫。计划绑架艾希曼的消息是否属实？我们不需要花太多时间，就能从阿尔陶塞当地酒馆主人的口中听到有关8-9年冬天那场失败行动的花絮。但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即乌尔班在年透露他的内幕消息时，虚构多过了事实。因为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盖伦组织在年的时候对艾希曼非常感兴趣。乌尔班甚至宣称，他曾亲自帮助艾希曼逃亡——这个招供似乎并没有给他在战后西德情报部门的职业生涯带来负面影响。然而与情报机构的典型做法一样，对外公开的文件显示不出什么东西来。不过我们还是知道，乌尔班到底在哪里学会了这种瞎编乱造的本事：先是在党卫队保安局，后来在匈牙利跟艾希曼一起。那名年轻的事业狂人在18岁时即已加入纳粹党（党员编号），很快就跃升为维也纳党卫队保安局的负责人，被认为是瓦尔特·舍伦贝格（WalterSchellenberg）手下的一名巴尔干问题专家，最后成为党卫队保安局布达佩斯总部的负责人。而当时艾希曼正在那里向世人展示，在六周时间里可以将多少人“带往毁灭”（derVernichtungzuführen）。乌尔班关于鲁道夫·卡斯特纳的故事让维森塔尔目瞪口呆。无疑，莱因哈德·盖伦对受过良好训练的人别具慧眼。但如此一来，乌尔班应该也是最不希望看见艾希曼重新现身的人之一，因为不仅乌尔班知道艾希曼在5年以前做过什么事情，艾希曼当然也清楚乌尔班的过去。假如有机会的话，乌尔班甚至巴不得能够把伪造的证件送交给艾希曼，即便艾希曼永远不会依靠像乌尔班这样的小罪犯。然而那名前任布达佩斯党卫队保安局首脑不愿背叛艾希曼，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动机：乌尔班终其一生都是信仰坚定的纳粹党人。根据其同僚的报告，乌尔班总是“以元首阿道夫·希特勒之名任命属下，因为他有可靠的情报指出，希特勒还活着，而且按照乌尔班的讲法，就置身南极地区一个温暖的绿洲”。缺少地理学知识显然不是乌尔班的最大问题所在。但他的政治观点也没有妨碍莱因哈德·盖伦在年以后继续雇用约瑟夫·阿道夫·乌尔班为联邦情报局工作。他直到20世纪70年代都还一直出现在普拉赫（Pullach）的薪饷名册上。*除了盖伦组织的档案之外，还有更多证据显示，曾经有过第二次企图将艾希曼从奥地利绑架出境的尝试。除了西蒙·维森塔尔，还有另外两名男子报告了9-年新年之际可能的行动。那二人分别是不知疲倦的纳粹猎人托维阿·弗里德曼，以及绝对知道内情的阿舍·本-纳坦（AsherBen-Natan），他当时仍然主管以色列外交部的政治司，亦即日后“摩萨德”的前身。然而这次行动也失败了，因为艾希曼根本没有过来。盖伦组织的档案里面不仅包括了乌尔班的胡言乱语，也显示出两次绑架企图之间的一年发生了重大改变：按照乌尔班的讲法，捉拿“犹太人的头号敌人”的悬赏金额已经增加，可是明显变得比较不值钱。金额从0美元提高为00先令，尽管多出一个0，实际的价值却减少了一半以上。也有人提到万奥地利先令的巨额悬赏金，但这种不一致的情况证明消息未必可靠。过了11年，等到以色列特工小组再度设法绑架艾希曼，并且果真把这名被追捕了那么久的罪犯送上飞机之后，美国中情局一口认定该计划出自西蒙·维森塔尔之手。显然中情局也早已听说了20世纪40年代末期失败的绑架尝试。我们不知道究竟是谁暗中通报了艾希曼的探访行程，让西蒙·维森塔尔提高警觉，以及为什么那么多人相信逮捕行动会成功。但我们不得不怀疑那个通报是否值得被认真看待。说不定那出自误会，是各种混淆所造成的结果，甚至是艾希曼家人的测试，以查明自己受监视的程度。但无论如何，艾希曼一定已经发现，人们依旧对他兴趣不减。如果以色列人曾出现在阿尔陶塞的流言事后传到了艾希曼那里，他想必会特别感到不安。在年遭到绑架之后，艾希曼曾表达过一种特别的恐惧：他担心失去了许多孩子的犹太民族会把对此难辞其咎的人当成目标，派人针对他的孩子展开复仇行动。可是鉴于战犯名单广为人知，加上奥地利警方已受到惊动，最好的对策还是尽可能远离危险。所以他继续冒充与世无争的奥托·黑宁格，待在偏僻的阿尔腾萨尔茨科特养鸡，再用高价将鸡蛋出售给他来不及送上死路的那些人。艾希曼虽然在年的时候已经攒了一点钱，却不得不认清一个事实，那就是新成立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并没有让他免遭起诉。他的阿根廷签证即将到期，现在该是他上路的时候了。有条不紊的脱逃行动艾希曼即使在离开阿尔腾萨尔茨科特的时候也保持头脑清醒。半夜偷偷溜走的做法只会引人疑窦，然后制造出各种故事传进不该听的人耳中。但另一方面，在国内迁徙甚至移居国外的人，在那些年头并不少见。战争及其造成的后果，诸如逃亡、劫持、驱逐、难民营和城市住房短缺等，让许多人仍在寻找一个能让他们重新产生归属感的地方。艾希曼成功地使奥托·黑宁格也成为那些寻觅者当中的一员。他把鸡卖给了弗赖斯莱本的森林管理员、告诉房东太太自己准备去斯堪的纳维亚做机械工程师，并且写信向内莉道别，以掩盖在她那里留下的所有痕迹。他宣称自己打算向俄国人投案——跟今天人们想象的不同，此事在当时听起来并不显得那么突兀，因为有许多人揣测，一些盖世太保高官（例如艾希曼的顶头上司米勒）已经躲进了苏联占领区。只可惜至今还没有系统化地研究，到底哪些人真的选择了这条脱逃路线。那个搬家地址在当时还另有好处，因为查核起来不那么容易。总而言之，奥托·黑宁格没有不告而别，或者像小偷一样在夜里逃走，而是缴清房租，并且有模有样地和阿尔腾萨尔茨科特道别。于是没有人怀疑，也没有人报警。在人们的记忆中，过去四年那位邻居都是一位令人愉快的外来客。如果有谁怀念其不事张扬的作风或者他的小提琴演奏，仍旧可以在那张婚礼照片上看见他。要是能偶尔收到他的消息，知道他在远方过得怎么样，那就更好了。然而没有任何人料到，那会是一张来自以色列的明信片。***究竟是艾希曼自己想办法与逃亡网络取得了联系，还是对方的代表主动找上门来，这个问题至今依然悬而未决。同样，我们也无法排除艾希曼的父亲在林茨提供协助的可能性：既然奥地利报纸上谈论于伯赖特尔逃亡经过的文章能够一直传到德国北部，可见艾希曼一定与奥地利保持着密切联系。不过艾希曼自己在谈起这些事情的时候，却说出了好几个自相矛盾的版本。根据其中一个版本，他在当地报纸上刊登精心编成密码的广告，由此联络上蛇头集团。而根据艾希曼在年年初讲述的狂野浪漫版逃亡故事，是他自己的冒险精神和一位值得信赖的同志，才终于促成了双方的接触：“我在石楠草原向一位密友透露自己打算前往海外，问他是否知道谁清楚与逃亡有关的各种事情。通过这种方式，我在年与汉堡的一位先生取得联系。他从前是党卫队的人，现在经常来往于德国和意大利之间。我从自己的储蓄（靠鸡蛋生意赚来的2马克）当中给了他00马克，于是从他那里获得了关于经由‘潜水艇路线’（U-Boot-Route）前往南美洲的最精确信息。我了解到每一个细节、每一个停靠站、每一个联络点。”所有的故事版本都有一个共通之处，那就是尽可能转移人们对实际参与者的注意。艾希曼直到被处决时都心怀感激，对每一个帮助过他的人展现出这种休戚与共的精神。时至今日，我们知道其故事中的一个关键要素完全无法成立：逃亡所需的第一份证件在8年6月初即已核发，时间早于货币改革，甚至是在艾希曼从林区伐木工人变成鸡农之前。他刻意在讲述中把日期往后挪了。这种提供错误日期的做法旨在释放假消息，艾希曼后来曾经对此做过详细描述，并且一再以惊人的完美手法实际加以运用。通过推迟日期，他得以始终一贯地淡化自己所扮演的角色：一个人若是在某个机构揭幕时才首次现身，其角色自然不同于在筹备阶段即已造访该机构未来场地的人。他把这种策略应用于成立犹太移民中央办公室和设置死亡集中营的时间。同样，一个花了两年多时间来安排自己逃亡计划的人，给别人的印象自然迥异于一个在年才临时决定前往意大利，手中只有几个地址准备见机行事的脱逃者。类似这样窜改日期的做法，可以掩盖很长一段时间内发生的事情，借此规避各种令人不快的问题。例如，在8年货币改革前夕，艾希曼从哪里获得的金钱与联系，以了解逃亡的各种细节？另一个问题就是，他如何联系上相关教会机构，并在其协助下获得了南蒂罗尔的身份证件和阿根廷的短期签证？因为艾希曼显然没办法亲自过去。曾经帮助艾希曼逃亡的内莉·克拉维茨不是可能的人选，因为艾希曼显然并不信任她。建立新身份的过程非常复杂，短期签证和来自南蒂罗尔的身份证件只不过是第一步而已。有了这些文件、照片，以及方济会神父爱德华多·德默特尔（EdoardoD?m?t?r）出具的一份品行证明，艾希曼才得以向热那亚的国际红十字会申请护照。等到取得护照和短期签证之后，才有办法向阿根廷大使馆申请长期签证。长期签证加上医师出具的健康证明，以及更进一步的身份证明文件，是艾希曼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申请个人身份证件的基础。除此之外，他还必须坐船过去。热那亚只需要两个多礼拜的时间来完成整套程序。即使是艾希曼那样经验老到的移民专家，也不可能临时起意便如此高效率地利用这许多国家和机构的漏洞，至于约瑟夫·门格勒和卢多尔夫·冯·阿尔文斯莱本之类完全缺乏经验，不知该如何灵活处理过境突发状况的人士，自然就更不用说了。从国际红十字会保存至今的护照申请档案中的照片，即可看出逃亡组织的专业程度：在那张照片上，艾希曼的化装效果好得令人叹为观止。精心修剪得露出头顶的发型、圆框眼镜、八字胡、西装和领结，都让他看起来不仅明显老了许多，并且就像刻板印象中的工程师模样，完全不会让人联想到一名官员。艾希曼的照片并非特例。希姆莱的前任首席副官，身高将近两米的卢多尔夫·冯·阿尔文斯莱本，原本有着严重后退的发际线，如今却戴着蓬松的遮秃假发、蓄着小胡子、双肩下垂。那里的化妆师完全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艾希曼和其他许多流亡者一样利用的体系得到很多方面的支持，其中更包括得到阿根廷总统胡安·多明戈·庇隆许可的专业人口走私集团。阿根廷对德国的专业人士极感兴趣，希望借由他们推动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型的进程，这让协助逃亡的工作看起来像是一笔合理的投资。战后欧洲的局势非常有利于这种技术转移，由于整个地区都已沦为废墟，人人都必须为自己寻找新的出路，因此很容易接受邀约。就争取受过良好教育的移民而言，阿根廷并不是唯一这么做的国家，但很少有别的地方像它一样为艾希曼这样的罪犯提供移民机会。在阿根廷方面，德裔阿根廷人鲁道福·弗洛伊德（RudolfoFreude）与移民局密切合作，组织了援助逃亡者的行动。另一个之前已经提到过的德裔阿根廷人奥尔斯特·卡洛斯·福尔德纳，在8年前往欧洲，在阿根廷领事馆的协助下，提供各种文件和组织架构帮助逃亡者脱逃。艾希曼的儿子将在许多年后表示，福尔德纳是“父亲最好的朋友”。敖德萨（O.D.E.S.S.A.）*的神话——亦即认为有一个结构严密的前党卫队成员组织，在第三帝国土崩瓦解之后走入地下，如钟表般继续运作——长久以来扭曲了人们对现实的看法。其实“敖德萨”一词最初只不过是战俘营内的暗号，让党卫队成员能够认出彼此并相互扶持。神话之所以历久不衰，是因为它满足了我们的想象力。这样一个地下组织的神话，同时为两个受到创伤的群体提供了满足。一个是纳粹猎人，他们和所有追捕者一样，随着时间流逝，高估了对手的实力，倾向于阴谋论。另一个是纳粹党人自己，他们在掌权期间早就理想化了党卫队之类组织的高效率，等到战败之后，觉得党卫队会以某种方式延续命脉的想法给他们带来了安慰。认为存在一个地下组织，所有党卫队队员在5年后都自动成为其成员，而且该组织不受影响地继续存在，仿佛当年5月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般，这显然是恐惧或希望所引发的幻想。但同样自然的是，即使一个建立于某种意识形态之上的国家已经分崩离析，该意识形态的坚定支持者们也不会停止忠于自己的信念，不会失去彼此休戚与共的归属感。德国的战败在国内创造了一个无所不在的新敌人——同盟国的军队，而这个共同的敌人又回过头来强化了他们的凝聚力。对党卫队的浪漫想象并没有消失在怀旧的记忆中，而是创造出一个适应新时代的网络。昔日的党卫队成员从来都没有过自己的大型地下组织，可是有不少藏身地下的前党卫队成员需要帮助，而且他们很容易就可以从正面看待党卫队的人士那边得到帮助。这种权宜的联盟有赖于私人引荐和良好的关系，非法的联盟尤其如此。归属于一个意识形态色彩强烈的共同体，此种身份就是最好的“推荐函”，无论在安排住宿、代为联系、邮寄服务或者提供更大帮助的时候都管用。其基本结构与帝国保安总局之类的纳粹机构并无差别，但已经因时制宜。一个体制僵硬的逃亡协助组织，即使可行，也永远没办法像这个灵活的利益共同体一样高效，素昧平生的人也可以依赖彼此的帮助。艾希曼在欧洲的逃亡以及在阿根廷的生活都深受其影响，甚至连他在耶路撒冷出庭受审时的表现也不例外。因此我们若想查明和理解艾希曼在阿根廷的生活背景，就不能不先考察一下他的脱逃行动是如何组织起来的。在老同志和他们新的同情者相互支援扶持的背后，隐藏着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那就是不轻易公开自己的身份，因为这整个网络都建立在不引人注意的作风之上。提供帮助必须悄悄地进行，因为敌人到处都是，而那些看似松散的网络联结，其价值主要就在于永远不透露它们是如何运作的。艾希曼直到年也对此深信不疑，在回顾往事的时候一再对协助他和家人逃亡并展开新生活的“那个组织”表达深切的感激之情。自求多福的旅人艾希曼的道路并没有通向罗马，尽管要是没有与梵蒂冈关系紧密的教会机构从旁协助的话，他根本不可能逃跑成功。尽管如此，很长时间都一直有人怀疑艾希曼去了那座永恒之城。不过早在年春天，摩西·珀尔曼就已经提到了热那亚港以及在当地接应艾希曼的方济会神父——他通过特殊渠道获得了艾希曼在审讯中的供词。珀尔曼的发现固然因为汉娜·阿伦特而广为人知，但仍不足以撼动一个牢不可破的谣言，即艾希曼在罗马会见了阿洛伊斯·胡达尔主教，并且在“圣拉斐尔协会”（St.Raphaels-Verein）*的安东·韦伯（AntonWeber）神父那里通过了信仰测试。尽管胡达尔或许在安排艾希曼取得假证件方面提供了协助，但我们还是可以完全排除二人在罗马见过面的可能性。不过话说回来，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胡达尔便成了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与协助纳粹逃亡的行动密不可分。等到艾希曼被逮捕以后，最自然不过的不就是把艾希曼在教会协助下经由意大利逃跑一事，与人们所知道的唯一一个名字——阿洛伊斯·胡达尔——联系在一起吗？尽管有证据表明，胡达尔主教曾在罗马接见潜逃的纳粹人士并在他们逃亡期间给予照顾，但艾希曼不是其中之一。他在年5月的逃亡路线，是从阿尔腾萨尔茨科特直接前往奥地利边界附近。那段旅程既轻松又舒适。路易斯·辛特霍尔策从比勒费尔德赶过来，亲自开车载着他的老同志，从策勒一直来到奥地利边界上的巴特赖兴哈尔（BadReichenhall）。至少按照这名前因斯布鲁克党卫队领袖后来的讲法，情况就是这个样子，而他也为此给自己惹来一身腥。这只是一个白天的车程，所以不需要另外找地方住宿。抵达巴特赖兴哈尔之后，艾希曼在一名人口走私者的帮助下，抄小路偷偷来到奥地利的库夫施泰因（Kufstein），接着坐出租车前往因斯布鲁克，他在那里有一个联络地址。在纳粹的圈子内，因斯布鲁克是众所周知的逃亡者歇脚点，尤其聚集了打算逃离自己过去的那些人。有许多迹象显示，艾希曼在此还见到了他的父亲，或者至少见到了一个中间人，因为他把自己赚来的钱留了一部分给他在奥地利的家人。在职业蛇头集团的协助下，艾希曼又从因斯布鲁克向南来到布伦纳山口格里斯（GriesamBrenner）的维纳德尔斯客栈（GasthausVinaders），然后越过边境进入意大利。施泰青（Sterzing）*的约翰·科拉迪尼（JohannCorradini）神父赶来与艾希曼会合，并把行李交还给他，之前这位神父亲自骑车载运他的行李穿越边界，现在还帮他安排了一名“出租车司机”。由于科拉迪尼的协助并非孤立事件，我们可以推断，那名“出租车司机”也是局内人，靠特殊的乘客来赚取外快。不管怎样，司机载着逃亡者继续来到博尔扎诺博岑省（Bozen/Bolzano），也就是在艾希曼的新简历上，他于年作为安娜·克莱门特（AnnaKlement）的私生子来到世上的地方。根据艾希曼自己的说法，他在当地免费取得了阿根廷移民局的短期签证，而且他显然还拿到了已事先帮他办妥的证件——由南蒂罗尔的泰尔梅诺核发的身份证明，上面称他是“无国籍者”。离开博尔扎诺，行程继续经维罗纳（Verona）前往热那亚，艾希曼就在热那亚的一座方济会修道院内避难。不过我们尚不清楚艾希曼在那里还遇见了其他哪些昔日的同志。艾希曼自己只提到过佩德罗·盖勒，一位本名赫伯特·库尔曼的前坦克部队军官。艾希曼甚至声称曾经借钱给那人以便他漂洋过海。但我们可以推测，别名盖勒的库尔曼并非艾希曼于逃亡途中异地重逢或首次见面的唯一对象，他在这段时间已为未来的海外生活建立了联系。艾希曼在修道院内度过了他在欧洲的最后几个星期，在前往红十字会和阿根廷移民当局在热那亚的驻外机构的空档，靠下棋以及与“老僧侣方济各”（alterM?nchFranziscus）讨论世界观来打发时间。有关艾希曼在此期间正式皈依天主教并受洗的谣言，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受洗既不明智也没必要，因为泰尔梅诺颁发的假证件早已把他注记成了天主教徒。艾希曼后来一再把自己描述成“信神的人”，并且以个性鲜明的傲慢口吻表示，自己曾经接受东道主的请求一同参加了晨间的礼拜仪式：“方济各神父在我出发的前一天恳求我过去望弥撒，因为他想要为我赐福。‘反正这不会有坏处。’他说。我伸手揽住他的肩膀，称他是‘我的好老法利赛人’。”艾希曼没有因为护照上面捏造出来的宗教信仰而良心不安，还以令人不解的唐突方式描述了自己的态度：“我毫不犹豫地自称为（但这并不表示我变成了）天主教徒。事实上我不属于任何教会，但天主教神父们对我的帮助令我铭记于心，所以我决定成为荣誉教友，借此给天主教会带去荣誉。”希姆莱周围那帮人的荣誉观，本来就有些自成一格。*等到“乔凡娜C”（GiovannaC）号蒸汽船终于载着约莫15位逃亡者驶离热那亚港的时候，艾希曼心中的解脱感不禁油然而生。即使当他在以色列回想起渡海经过时，那种感觉依然非常鲜明地溢于言表。回顾了自己得救所经历的艰辛之后，艾希曼立即十分不得体地与另一类难民做了对比：“从前是犹太人，如今是埃希曼！”这种比较非但恬不知耻，同时也泄露了真相：艾希曼虽然试图在年说服每一个人，他其实不过是个无名小卒，却又一次在此突显了“艾希曼”这个名字所具有的象征意义。那句话乍看之下像是荒谬可耻的挑衅，仿佛这名凶手妄图把自己跟他的受害者混为一谈，可是仔细思考，它却精确地呈现出艾希曼的真正面目：一个自视与犹太人势不两立的人，而且知道别人也如此看待他，能够马上理解“犹太人-艾希曼”之间的对立性。任何人写出这种句子，所基于的都是一个姓氏的名声，亦即“艾希曼这个名闻遐迩的字眼”。艾希曼在追忆自己逃亡的最后阶段时回想起那样的感觉，这绝非偶然。毕竟正是其原有姓氏的响亮名声，让他认为自己能够在新家园迎来新的开始：“我知道，在南美洲的这个‘应许之地’，有一些好朋友正等着向我伸出援手。我可以公开地、自由地、骄傲地告诉那些朋友：我是阿道夫·艾希曼。”换句话说，那些朋友之所以愿意帮助他，正是因为他们知道他是谁。对艾希曼来说，里卡多·克莱门特从一开始就只不过是身份证明上面的另外一个名字而已。前往阿根廷的航程非但让艾希曼重获自由，更让他重新获得了自己的姓名。第二章间奏曲：在中东的虚假踪迹阿道夫·艾希曼目前人在大马士革。——年后，德国情报机构艾希曼档案中的说明文字艾希曼后来在以色列写道：“当‘乔凡娜C’那艘轮船离开热那亚港的时候，我感觉像是一只被狩猎的鹿，终于成功摆脱了追捕者。一股自由的感觉将我淹没。”如果这真的是艾希曼在年夏天横渡大西洋时的心境，那么他对自由的希望不无道理。他固然仍受到通缉，但追捕他的人当时怎样都料想不到他正在前往拉丁美洲的途中。艾希曼把捉迷藏的游戏进行得如此天衣无缝，以至于直到他十年后被逮捕为止，都没有人发现他在北德的栖身地点。所有关于他最初藏匿之处的猜测，都一直围绕着最容易跟他联想在一起的地区打转，那就是奥地利。人们以为他会躲在离家人不远、可与老同志们密切联系的地方。自从艾希曼真正的逃亡路线在年曝光以来，西蒙·维森塔尔便不断受到讥讽和嘲笑，因为他始终坚信艾希曼“与‘雪绒花’（Edelweis）、‘六星座’（Sechsgestirn）和‘蜘蛛’（Spinne）之类的地下组织保持着密切联系”，而且由于“蜘蛛”就把“自己的总部设在叙利亚驻罗马大使馆”，那些纳粹秘密团体共同构成了“敖德萨”的支柱。但维森塔尔绝不是唯一听信了这种谣言的人，就连防谍队的探员亦对此有所听闻。除此之外，同样的故事还出现在位于林茨的上奥地利安全局的机密报告中。一名昔日的党卫队成员添油加醋地把艾希曼描绘成一个跨国组织的资助者，但其情节过于夸张不实，只会让人不由得心生怀疑。例如他声称那些地下团体的领袖之一是党卫队将领保罗·豪塞尔（PaulHausser），但美中不足的是，豪塞尔一直到9年都还被囚禁在战俘营内。尽管如此，这方面的记录还是进入了联邦德国的情报机构和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档案。但在年之前，任何地方都没有提到北德。在吕讷堡石楠草原伪装成奥托·黑宁格的做法，无可否认是逃亡的艾希曼的一大杰作。年，除了艾希曼的家人和直接帮助他逃亡的人（但其中大多数人声称并不知道他们帮的是谁），没有人料到阿根廷已成为艾希曼最新的目的地。除了艾希曼潜藏时始终如一和严格自律，以及总是只跟真正信得过的人打交道之外，主要还是因为他在年年底向最后的同伴们告别时便已经布下疑阵。等到艾希曼在6年逃离战俘营不知所踪，而且有关奥地利的谣言也全部落空之后，每个人都认为他已经把自己的计划付诸行动，逃往中东躲在耶路撒冷大穆夫提阿明·阿尔-侯赛尼那里。人们迄今所听说的有关艾希曼的一切，似乎都指向了那个计划：他号称具有的语言能力、所谓与大穆夫提和阿拉伯人的友谊、谎称在萨罗纳圣殿骑士殖民地出生的背景，再加上他对犹太人的狂热仇恨，以及他一再强调的意图，只要一息尚存就会使尽各种手段在全世界与“犹太集团”战斗到底。艾希曼在他所讲述的故事和自我呈现中，巧妙地运用了各种陈词滥调。这个以谋杀犹太人为己任的凶手便用这种方式继续云游四方，不断跟着自己的任务走下去。从追踪这名罪犯最初的尝试，即可看出艾希曼多么成功地激发了那些幻想。早在6年8月16日，柏林探讨犹太人问题的杂志《路径》即已刊出第一篇内容非常丰富的专文《卡尔·艾希曼依然踪迹全无》（‘VonKarlEichmannfehltjedeSpur’），随后被摘要转载于其他报纸。这篇文章除了犯了那个著名的张冠李戴错误，即把艾希曼的名字（OttoAdolf）跟他父亲的名字（KarlAdolf）搞混外，还详细介绍了那名犹太事务主管的发迹经过。它还提到了艾希曼的语言习惯，以及他不断改变的外貌。由此不难看出，该文参考了当时许多目击者的报告。有人怀疑艾希曼可能躲进难民营冒充受害者，甚至认为他可能已经动过脸部整形手术。该文昭告天下，劫后余生的犹太人的任务就是要找到艾希曼，并把他送上法庭。7年1月，《英国占领区犹太社区周报》（JüdischesGemeindeblattfürdiebritischeZone）也发表了一篇内容详尽的文章，并给它起了一个宣示意味十足的标题《我们正在找的人》（‘DerMann,denwirsuchen’）。“卡尔·艾希曼”被描绘为一名年约5岁的男子，“年轻、瘦长、高大、金发、蓝眼、曾经研读过神学”，而且是“纳粹迫害犹太人的最有力工具”。那篇文章重复了有关“完美希伯来专家”的神话，称他出生于萨罗纳，曾在年旧地重游，以便在穆夫提、希姆莱和希特勒之间建立起联系。他最后一次被人看见是在特莱西恩施塔特，现在可能正“伪装成犹太人”藏匿在犹太人中间。“他也有可能已经返回巴勒斯坦，以非法移民之姿在那里继续为非作歹，或许更已伪装成犹太恐怖分子？”人们在战争结束后普遍担心的是，凶手艾希曼可能已经在他的受害者中间找到了避难所。西蒙·维森塔尔也有同样的忧惧。他在同一年发表了一本名为《大穆夫提——轴心国的大特务》（Gro?mufti-Gro?agentderAchse）的小册子，其中用一章篇幅专门讨论艾希曼，最后做出这样的推断：“犹太人的头号敌人艾希曼仍未缉捕到案。无法排除的可能是，这名罪大恶极的犯人也许会利用自己的意第绪语和希伯来语能力，伪装成犹太人藏在难民营内，或者甚至冒充非法的犹太复国主义移民，逃往中东投靠他的阿拉伯朋友们……”在那本附有插图的小册子里，还有一张维森塔尔误以为是艾希曼的照片。第一张真正的艾希曼照片由莱昂·波利亚科夫（LéonPoliakov）于9年在其关于艾希曼的专文《阿道夫·艾希曼或卡利古拉之梦》（AdolfEichmannoulerêvedeCaligula）中发布。由于该文以法文撰写，在德国几乎没有引起注意，因此艾希曼竟然知道有人将他与那个疯狂嗜杀且仇视犹太人的罗马皇帝相提并论，就更令人惊讶。据说艾希曼会根据谈话对象的不同而表现得愤愤不平或沾沾自喜。波利亚科夫驳斥了萨罗纳的神话，并且引述了纽伦堡第一次审判的证词和文件，但最重要的还是那张照片，因为它首度向世人展示了艾希曼的模样——或至少是他加入党卫队之前的样子。照片中那个神情懒散的青年既没有穿制服也没有摆出傲慢的姿态，反而引发人们对他那所谓的“典型犹太人长相”做出各种揣测。当威廉·萨森后来问起此事的时候，艾希曼坚称那张照片显然被修饰过了，因为他根本没戴过那样的领带，而且他从来没有过那种面部表情。一些果真逃往中东，不仅在当地寻求庇护，同时也在等待新任务的党卫队人员，使艾希曼逃往南方的推测显得更加可信。于是《英国占领区犹太社区周报》在8年夏天率先刊出专文，讲述一名“替阿拉伯人效劳的党卫队将领”。该人“名叫汉斯·艾希曼（HansEichmann），生于巴勒斯坦”。事实上，除了一个有组织的跨大西洋逃亡网络之外，的确也有人帮助老纳粹逃亡到中东。对劫后余生的犹太人而言，在北非的纳粹余孽显然更加可怕。希特勒的“沙漠之狐”隆美尔（Rommel）率领部队逼近耶路撒冷的时刻，仍然让幸存者记忆犹新，以致他们仍然把阿拉伯人和德国人的联盟视为莫大威胁。西蒙·维森塔尔后来承认，正是这种恐惧促使他在8年刻意向世人散播假消息，宣称艾希曼从开罗打了电话给他的家人。维森塔尔和一位任职于合众国际社（UnitedPress）的朋友认为，当时到了“塞给阿拉伯人一个合适的盟友”的时刻。他们于是通过奥地利广播电台把消息传给以色列新闻界，然后从那里传播到全世界，以便进行“有利于犹太人方面的宣传”。那个行动产生的效果，以及它对之前各种谣言的依赖，充分展现于8年8月27日纽约《建设》刊登的一篇专文中：艾希曼在开罗早在开罗爆发对犹太人的攻击之前，就有来自维也纳的消息指出，臭名昭著的盖世太保特务阿道夫·卡尔·艾希曼已化名逃往埃及，持假身份证件居住在开罗。艾希曼在从雷根斯堡（Regensburg）附近的一个战俘营脱逃之后，便消失得无影无踪。有一天，艾希曼住在林茨（上奥地利）的亲属收到一则消息，令人怀疑那名被通缉的罪犯一定藏在开罗。根据沃尔夫冈·布雷特霍尔茨（WolfgangBretholz）的报道……在开罗恐怖期间，总共有数以百计的犹太人遇害。大屠杀进行得按部就班，显然经过了长时间的筹划。此事很可能与艾希曼脱不了干系。艾希曼出生于特拉维夫附近的萨罗纳，操一口流利的阿拉伯语，并且深谙阿拉伯习俗，因此能够不引人注意地冒充阿拉伯人。大家也许还记得，当初正是艾希曼以穆夫提老友的身份，率先在穆夫提与希特勒之间建立起联系。穆夫提目前定居开罗，而且来自维也纳的报道同样指出，他还为其他昔日的盖世太保人员安排了住宿和工作。开罗如今已然成为众多纳粹罪犯的避难天堂。会说意第绪语和希伯来语的艾希曼曾经被视为犹太问题的“专家”，组织了从柏林、维也纳和布拉格遣送犹太人的行动，而且是各地死亡集中营谋杀万犹太人的罪魁祸首之一。这种描述所反映出来的，已不只是昔日受害者身上常见的偏执，或者一种亲以色列的宣传技巧。艾希曼从前的若干下属，例如阿洛伊斯·布伦纳，果真走上了被艾希曼用作障眼法的逃亡路线，前往中东。德国新闻界从年开始，也再次以艾希曼为着眼点，探讨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者在埃及所扮演的角色，而且这种角色现在已经无可辩驳（虽然还需要更进一步的研究）。德国和美国情报部门的报告中也出现类似的指控，一名中东的线人混淆了艾希曼与其他在逃的纳粹分子，宣称他已经改信了伊斯兰教。出现这种猜测的根源在于，没有人知道艾希曼在哪里，以及他准备逃往何方。正是这种情况让人焦虑不安，因为人们希望看见他被捕的愿望始终不减。他们追踪每一条线索，而艾希曼已经巧妙地做好安排，让其中的一条线索指向了阿拉伯世界。要是没有这种蓄意误导的话，维森塔尔的开罗神话就不可能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关于艾希曼已逃往中东的猜测是如此牢不可破，以至于即使在年之后，在探讨艾希曼的早期著作当中仍然能读到类似论述。除此以外，其他版本的逃亡故事也不断涌现，按照其说法，艾希曼在8年即已离开德国，先去了西班牙或中东地区，最后才终于逃到阿根廷。年，有人向德国记者海因茨·魏贝尔-阿尔特迈尔（HeinzWeibel-Altmeyer）“兜售”大屠杀凶手阿洛伊斯·布伦纳和阿道夫·艾希曼，这位曾与前任大穆夫提合影的记者声称，阿明·阿尔-侯赛尼在访问中亲口表示知道这两位先生躲在哪里。昆廷·雷诺兹（QuentinReynolds）则在艾希曼被绑架之后报道说，艾希曼起先化名卡尔·布林克曼（KarlBrinkmann）去了叙利亚，跟阿洛伊斯·布伦纳和瓦尔特·劳夫（WalterRauff）待在一起。接着他穿越黎巴嫩、伊拉克、埃及、约旦、北非和沙特阿拉伯，其间使用了埃克曼和希尔特（Hirth）等等假名，最后才途经西班牙和热那亚逃往布宜诺斯艾利斯。这些故事虽然错得离谱，却明白显示出来，相信它们的并非只有纳粹政权的受害者。尽管艾希曼的逃亡故事充斥着连篇累牍的错误，但值得告慰的是，这些不正确的踪迹最后还是促成了艾希曼的落网。年年底，当主事者们终于发现了艾希曼的确切藏身地点，并且开始筹备从阿根廷绑架他出境的行动时，他们必须先做好一件事情：要让猎物和他的朋友们误以为自己是安全的。面临这个棘手局面，已追踪到艾希曼下落的法兰克福总检察长弗里茨·鲍尔于是在其以色列盟友的配合下，联手重新散播旧日的谣言。他们借由一系列的报纸文章，对外声称艾希曼如今身在科威特。这个策略利用艾希曼自己布下的谎言来抓捕他，最后果真收到了效果。然而战争结束后的最初五年，无论在哪里都找不到艾希曼的踪迹。但这绝不表示人们没有竭尽一切手段来寻找他的下落。毕竟报仇的欲望实在太强烈了。复仇小组拿着死亡名单，四处寻找曾经折磨过他们的那些人。汤姆·塞格夫在访谈了若干昔日的小组成员之后，注意到“复仇者的方法很简单。他们伪装成英国宪兵，开着一辆军车出现在复仇目标的家门前，车牌沾满泥，难以辨识。接着他们敲门确定找到的是对的人，之后便以例行公事为借口，要求对方跟他们走，通常不会遭遇任何抵抗。等到把复仇目标拉到一个事先选好的地点，他们便宣布自己的身份，然后开枪射杀对方”。艾希曼当然也出现在了死亡名单上。熟识大卫·本-古里安和摩西·达扬（MoscheDajan）的以色列作家米迦勒·巴尔-祖海尔（MichaelBar-Zohar），曾设法在6年11月访谈了艾希曼追捕小组的负责人。那些人在监视薇拉·艾希曼的时候发现，她经常跟她的小叔一同前往一栋有些偏僻的别墅。他们于是跟踪她和艾希曼的弟弟前往那栋房子。屋内住着四名显然不喜欢在光天化日之下露面的男子，因为他们只在晚上才走到屋外，而且他们接受食物补给的方式也十分隐秘。有一天晚上，小组成员在他们误以为是艾希曼的那个人出门散步时上前拦阻，告诉他他们来自巴勒斯坦。那人傲慢地回答说：“你们根本奈何不了我。”然而他才把话讲完，就被一枪打死。多年以后，汤姆·塞格夫与曾经是小组成员之一的希蒙·阿维丹（ShimonAvidan）交谈。阿维丹告诉他说，当时每个人都相信已经逮到了那名“犹太事务主管”，却只有阿维丹从一开始就不那么笃定。几年后，艾希曼从奥地利的报纸上读到相关消息，之后总是带着一种诡异的自豪谈论此次处决行动。***阿根廷暂时为艾希曼提供了保护。他迄今未被发现的原因，不仅在于藏身地点选择得十分巧妙，更是因为没有人想得到，阿道夫·艾希曼会有办法长年生活在黑暗之中。其同僚与受害者们在他大权在握时所见到的那个机灵、傲慢、虚荣的自卖自夸者，想必会给自己寻觅一个新“任务”，因为隐姓埋名的平淡生活完全违背了他的本性。毕竟，他在捍卫国家社会主义世界观时展现出的狂热，让人无法想象他竟然能够默默适应新的时代及其法律规范。艾希曼喜欢出风头和爱表现的欲望早就深深烙印在许多人的记忆中，以至于从6年开始，便有谣言表示艾希曼已对他那张广为人知的面孔进行了整容手术，以便改头换面重新获得具有影响力的位置。尤其是艾希曼年轻时一场摩托车事故在他左眼上方留下的醒目疤痕，更激发了别人的想象。人们认为艾希曼根本不可能打算一直留在地下。这样一个自视为“优等民族”的一员而如此逾越人性界限的人，怎么会乐意默默无闻地躲在世界的一个小角落里？阿道夫·艾希曼难道真有办法停止为他的疯狂理念继续战斗下去？尽管最初几年，寻找艾希曼的努力总是误入歧途，然而追捕者心中的怀疑终究被证明是正确的——艾希曼果真没有办法。年的时候，他在以色列的一间牢房里扪心自问，5年以后，什么事情让他最感到痛苦。他的答案直截了当：那就是“个人的隐姓埋名所造成的精神负担”。书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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