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的武器是笔和相机。他们用笔写下精彩文章，用相机记录珍贵瞬间；他们奋战在新闻事件的每一个现场，只要有百姓关切，就有他们的身影；他们日日夜夜，笔耕不辍，只为让真相示人，用自己的理想和情怀践行肩上的无畏责任。“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今天是11月8日，今天是中国的记者节，在这个美好的日子里，整个新闻行业都在举办各种庆祝活动，大学生记者团也在滴水涌泉举办了记者节主题活动。校报君很开心大家对记者节主题活动的支持，感谢大家积极参加我们的活动。本期校报君将继续给大家介绍一些优秀中外记者，带大家领略一下伟大记者的风采。

一起来看看吧！

范长江——西安事变冒险采访

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后，范长江毅然决定涉险去西安、延安等地进行采访，年2月2日傍晚，范长江终于在乱军丛中，顶风冒雪，抵达西安。2月4日，在《大公报》西安分销处同仁的协助下，通过陕西省主席邓宝珊的介绍，范长江来到杨虎城将军的公馆。周恩来同志在日理万机的繁忙中，热情地接待了这位来自绥远前线，冒着生命危险闯进西安，当时年仅27岁的《大公报》战地记者--范长江。在采访到周恩来后，范长江对西安事变的真相以及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有了深刻的了解，厘清了真相。

就在范长江计划刊发""西安事变""报道的同时，被张、杨释放回到南京不久的蒋介石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讨论""西安事变""后的局势。《大公报》从上海运到南京，报纸在显著位置登载了范长江连夜赶写的文章--《动荡中之西北大局》，该文像一枚炮弹，冲破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不仅报道了西安事变的真相，而且清楚地传达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主张，轰动了朝野，人们争相购阅。

张建波——报道埃博拉疫情

张建波曾两次深入埃博拉疫区采访。年3月下旬，几内亚宣布国内爆发埃博拉疫情后，张建波就曾随同非洲中心分社首席记者前往几内亚采访。

8月，张建波主动请缨奔赴塞拉利昂疫区。“我长期跟踪埃博拉疫情，西非新闻一直由我负责报道，我去疫区”，他说，“这是报社给我的一次战斗机会，我一定注意安全，保证完成任务。”他没有告诉父母自己要去疫区，只身一人经过近20个小时的旅程辗转赶到塞拉利昂首都弗里敦，当时该国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他第一时间采访了中方隔离人员、中国公共卫生专家、医院、塞拉利昂卫生部，并徒步走遍弗里敦市中心和城市最西部的阿伯丁区，采访当地各行各业的民众。在塞拉利昂，张建波也多次和埃博拉擦肩而过，曾经在缺少防护的情况下同感染者最近距离不足两米。

13天里，张建波一直在采访的路上，时刻处于战斗状态。为保证及时发稿，出租车上、医院内候诊的长凳上，只要有地方摆放电脑，张建波就开始写稿，每天都发回报道，9篇稿件和6张照片见报。

一名当地保安对他说，“不少西方人认为灾难是我们黑人造成的，他们疏远我们，但我们是受害者。中国记者很棒，如此近距离和我们交心。谢谢你，谢谢中国朋友的帮助”。

汤计是新华社内蒙古分社编委、政文部主任、高级记者。

年汤计发现并采写了感动中国人物——呼和浩特市委书记牛玉儒，采写的内参《牛玉儒树起新时期领导干部的勤政榜样》引起中央领导的重视并批示，于是牛玉儒的名字以及和这个名字连接在一起的故事在中国产生了“地震效应”。

年发现呼格吉勒图案存在重大错判线索后，汤计秉持职业良知、坚守社会正义，坚持不懈采访，在总社、分社的坚定支持和共同努力下，通过翔实、准确、权威的报道有力推动了问题解决，最终使冤案得以昭雪。

汤计是牛玉儒、呼格吉勒图案最早的报道者。年1月22日，新华社举行汤计同志记功表彰暨报告会，宣布中共新华社党组决定，给予汤计予以表彰，记个人一等功。年2月2日，汤计获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中国记协）授予“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称号。

约瑟夫·普利策，匈牙利裔美国人，美国报刊的编辑者、出版者。美国大众报刊的标志性人物，普利策奖和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的创办人。于年创建美国第二所新闻学院，并从年起设立普利兹奖，每年一度颁赠给美国新闻界和文学界在小说、诗歌、传记、历史、戏剧、音乐、新闻采访报道方面有卓越贡献的人。

19世纪末至20世纪，作为美国报界最有社会责任理念、最受人尊敬的报人——普利策是当之无愧的。他一生都在为提倡和实现社会改革而疾呼、奔走、奋斗。他的远大新闻理想是：报纸要承担起社会责任。他认为新闻是文明社会中崛起的一股最强大的力量，他珍视报纸的独立性，因而十分重视发行量，因为，“如果一家报纸真是为公众服务，它的发行量一定很大。第一，因为它的新闻和评论必须吸引广大民众；第二，因为发行量意味着广告，广告意味着金钱，金钱意味着独立。”在普利策生活的年代，新闻记者不受重视，他希望记者能够与受人尊敬的医生、律师比肩而立。普利策不仅看到了新闻对于社会的巨大力量，也看到了它自身应该进一步发展。普利策认为应当建立新闻学院，以培养有理想、有道德的新闻工作者。他写道：“只有最崇高的理想，兢兢业业的正当行为，对于所涉及的问题具备正确知识以及真诚的道德责任感，才能使得报刊不屈从于商业利益，不寻求自私的目的，不反对公众的福利。""

奥莉娅娜·法拉奇，意大利女记者、作家，年6月29日生于佛罗伦萨。她于年任《晚邮报》驻外记者，年开始任《欧洲人》周刊战地记者，采访过越南战争、印度和巴基斯坦战争、中东战争和南非动乱。她曾两次获得圣·文森特新闻奖，一次获得班卡瑞拉畅销书作者奖。她还获得美国芝加哥哥伦比亚学院名誉文学博士学位。她是二十世纪新闻届采访女王。

法兰奇将自己视为舞台中心的主角，在她看来，记者也是一名演员，一名中心者，只有把自己放入报道中时，报道才是好的。在她的采访过程中，她提问和表达个人意见的方式使得被采访者往往居于次要地位，重要的却是主角在采访过程中的种种表现--“把握谈话节奏、驳斥不同意见、揭示内幕新闻、变换各种语气，并作典型的法拉奇式的亮相。”这个闯进国际舞台中心的初生牛犊，从一开始就对外部世界采取了一种咄咄逼人的姿态，呈现了其文本的对抗性。她常常是以历史视角，审视各类重大新闻事件，并表现了一种唯其所有的“犀利风格，她用语率直、尖锐、咄咄逼人、轰炸般的盘问，有时甚至显得有些“挑衅”。她曾使纵横世界政治舞台的外交家基辛格陷于尴尬；令卡扎菲愤怒失言。她开创了崭新的采访方式，以迂回，挑逗，紧追的形式采访世界政要，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话语。在新闻史上留下浓重的个人色彩。威廉·霍华德·拉塞尔，泰晤士报记者，是一个著名的战地记者。拉塞尔主要以采访军事新闻著称，因报道克里米亚战争而一举成名，从此和战争报道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一生报道过十余场战争，年他在埃及战场参与采访时已经64岁。他一生始终坚守一线战场，并因此永垂战地新闻史。初上战场时，拉塞尔的报道与其他战地记者的报道在内容和风格上没有什么不同，主要是渲染胜利的气氛。但是不久，拉塞尔就发现了更为重要的东西，他开始报道战争中不光彩的一面：我们的兵员每天都在减少，情况严重，令人极为忧虑。自本月10日以来，已有多名伤病员被送往巴拉克拉瓦……除此之外，拉塞尔还用很多的笔墨揭露战争环境的残酷：死者被毫无遮掩地扔在那里，紧挨着活人躺着。医院缺少最普通的医疗设备，人们一点也不注意体面和清洁……我所看到的是，这些人没有得到丝毫的救治就死去了……拉塞尔责问：“难道就没有肯献身的妇女能够并且乐意站出来，帮助那些病痛缠身的士兵吗?""由于拉塞尔批评性的报道，英国国内发起了一场拯救英国远征军队的运动。英国最终取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拉塞尔回国后，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人们对他的行为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唤醒了英国人的良心，使他们同情英国部队所受的苦难，从而拯救了我们送往前线的那些伟大部队的残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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