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二十世纪初，旅日中国知识分子发现菲律宾革命给亚洲被殖民者提供了参与现代世界政治实践的新模式即去殖民革命，菲律宾启蒙派代表人物黎萨尔及其绝命诗由此作为反殖民资源进入中国的亚洲主义脉络中；而早在十九世纪末，以末广铁肠为代表的日本“兴亚论者”已将黎萨尔引为日本亚洲主义的例证。但本文试图指出，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黎萨尔及启蒙派的世界联合想象与中日的亚洲主义论述均有差距。启蒙派掀起的“宣传运动”的主旨，是要谋取在西班牙帝国内部的平等代表权，再通过西班牙语赋予的资质与欧洲现代性对话。黎萨尔的小说、诗歌和政论，均可看作菲律宾启蒙派的思想实验场，展现了启蒙派精英如何借重德、法东方学的研究成果，发明出一套旨在削弱西班牙殖民基础的符号化的策略性东方主义。

作者简介

魏然，男，北京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发表本文时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二十世纪西班牙语文学、中国与拉丁美洲文学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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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海同渡

年，22岁的广西籍留日学生马君武在东京酒肆里与菲律宾流亡学生宴饮，酒酣耳热之际，对方纵声歌吟菲律宾他加禄族作家何塞·黎萨尔（JoséRizal）的绝命诗《临终之感想》，此情此景让马君武慨然振奋，“窃幸吾亚洲尚有一爱国之豪杰焉”[1]，遂将此诗由日文迻译为中文，刊载于梁启超主持的《新民丛报》上。黎萨尔殉难后的百年间，他的这首绝命诗约有四十余种菲律宾本土语言译本、七十余种外文译本面世[2]，马君武的译文是其中最早的汉译之一[3]。

黎萨尔像

译文开篇便描述了菲律宾在亚洲的地缘意义：“去矣，我所最爱之国，别离兮在须臾；国乎，汝为亚洲最乐之埃田兮，太平洋之新真珠……”[4]倘若不将这段译文放置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亚洲知识分子普遍分享的“亚洲一体”的感觉当中，则很难理解马君武的振奋之情。大航海时代前后，欧洲地理学按照大陆板块，划分、命名了非洲、美洲和大洋洲，唯有在同一片大陆上的欧亚是人为划分成作为不同洲际的欧洲和亚洲。十九世纪以降，亚洲知识分子面临一次次外来危机，在将自身相对化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反对欧洲殖民世界体系为宗旨的临时性的亚洲概念。就在上述这首歌咏亚洲的绝命诗译文发表的前一年（），美西战争落幕，西班牙最后一块东方殖民地菲律宾被划归新近加入东方竞逐的美国新帝国治下；此前，英国诗人吉卜林特意为这一事件创作了《白人的重负：美国与菲律宾》（）一诗，赞誉美国涤荡过时的西-葡商业帝国的陈迹，继英国之后接过了用盎格鲁-撒克逊文明教化那些可谓“半是恶魔，半是孩童”[5]的亚洲殖民地愚民的使命。[6]正是为应对这一类“以西方文明为中心的近代世界结构重整”进程中的强势话语，各色亚洲主义才顺势而生。[7]

不过，直到年6月以前，中国知识分子似乎并未曾留意过黎萨尔这位用西班牙语写作的亚洲诗人和小说家。卡蒂普南起义（Katipunan）[8]初期，流亡海外的中国知识分子还普遍将菲律宾群岛上爆发的反对西班牙殖民的事件描述为“乱”，似乎那只是殖民政府治理不善的内部问题。梁启超主办的《清议报》及其他报刊持续转载那些逃亡香港和日本的西班牙传教士的见闻，谴责起义军“妄乱行事”、“杀戮无已时”，甚至转述传教士的言论“惟望美国胜之，使得享升平”[9]。直至年第廿四册《清议报》登载《非律宾独立一周年》一文，引述革命军“大统领阿圭拿度君”（EmilioAguinaldo）关于“脱西班牙之羁绊，昂头于世界而为自由独立之宣言”[10]等言论，中国知识分子才憬然发觉，菲律宾人为亚洲的“亡国民”提供了参与现代世界政治实践的新模式，即反殖民革命。

梁启超主办的《清议报》第一册封面

欧榘甲《论非律宾群岛自立》是第一篇关于菲律宾问题的中文长文，文中在指出美国参与南洋争霸实则是图谋亚洲大陆后（“盈盈一水，苇航可至”），复以菲律宾革命者的勇气激励国人志气（“若夫中国以大畏小，非律宾以小御大，国民精神志气有天壤之别”，“非律宾尚可自立，安有中国不可自立之理？”），并号召国人与菲律宾华人一道“共体此危局以争海权”，甚至将菲律宾的地缘政治意义拔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曰亚洲未有能倡自主者，有之始于非律宾。”[11]恰在同一年，梁启超也赞誉菲律宾人是“我亚洲倡独立之先锋，我黄种与民权之初祖”[12]。对此，瑞贝卡·卡尔评述说，这类话语呈现了“在早期中国把种族定义为全球性的黄、白冲突时菲律宾的中心性位置”，而这一过程也“显示了中国知识分子是如何将自身定位成‘黄种人’或‘亚洲人’的”。[13]

在中国的亚洲主义叙述中，菲律宾凸显于甲午战败之后，反西抗美的菲律宾革命所激发的团结精神，修补了因日本背叛而受损的构想中的亚洲政治联盟。只有在识别反殖民革命的意义上，才能理解为何中国知识分子如梁启超等人乐于结交流寓日本的“非律宾败军之将、爱国之士夫”，而且“往往从之游，且哀且敬”[14]，才能理解为何一度追随梁启超的马君武特别看重黎萨尔的爱国诗章[15]。对这批中国知识分子而言，此时不是已沦为霸道的日本，而是在殖民时代挺身捍卫亚洲独立的菲律宾，才堪称亚洲的先锋；在他们提出的“没有日本的亚洲主义”的论述里，黎萨尔被视为争取亚洲独立的知识分子乃至全体黄种亚洲人的典范。

但实际上，黎萨尔本人并非反殖民革命战士，当卡蒂普南起义的联络人秘密潜入他的流寓之地——南方棉兰老岛西北岸的达皮丹时，黎萨尔拒绝了义军领袖博尼法西奥的邀约，并且认定革命时机远未成熟。福建籍报人林獬年在《杭州白话报》撰写的文章《非律宾民党起义记》已注意到黎萨尔并非由于反叛行为本身，而是因为思想动员才被西班牙殖民政府处决：“西班牙官府诬他联给泥水会［即共济会］，只是此事并无实据，止有黎沙路平日做的一两部书，书中都是劝民自立。”[16]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则更是直指殖民政府之所以在年12月30日公开枪决黎萨尔，主要是因为后者写下了《不许犯我》（Nolimetangere,）和《叛乱》（ElFilibusterismo,）两部政治小说：在黎萨尔之前，还没有哪部著作能像《不许犯我》那样，将殖民地高官、修道会士、异见分子、小城首领、山区强盗、乡村赌徒、女演员和改革家聚拢在一起，“在想象中构造出一个完整的（也是同时期的）菲律宾人‘社会’”，其后的《叛乱》则“想象了这个社会政治垮台、其统治者近乎全灭的过程”（seeUnder:）。在安德森看来，这位曾游学西班牙和德国、在香港中环开设眼科诊所、牺牲时年仅35岁的他加禄业余小说家给殖民地当权者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和威吓，他的小说堪称抛入殖民地社会的“政治手榴弹”[17]。两部小说如此搅动人心，无怪乎黎萨尔的名字被当成了卡蒂普南起义的接头暗号。

黎萨尔在香港中环开设眼科诊所时的名片

《不许犯我》和《叛乱》无疑提供了反对欧洲殖民的激进图景，但也应当注意到，反殖民立场未必一定构成清晰的亚洲主义表述。黎萨尔的极端挑战是用貌似温和的媒介完成的：他使用了欧洲殖民者的语言卡斯蒂利亚语（即西班牙语）[18]写作。他也从未直陈和倡导黄种亚洲人的联合，甚至对自己的华裔混血身份都抱有暧昧态度。那么，黎萨尔是否在其著述中明确提出了某种来自菲律宾视角的亚洲叙述？以西语写作及其对族裔的甄别，是否已经取消了黎萨尔的菲律宾民族主义中的亚洲主义空间？本文将黎萨尔的叙述放置在中日知识分子构成的亚洲主义话语网络之中，通过复原黎萨尔所属的菲律宾启蒙派论述与西班牙帝国、民族话语的扭结关系，来探讨上述问题。

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亚洲概念至少包括两种不同的含义：一种是以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为代表的亚洲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自觉要求，另一种则联系着日本在明治维新后以亚洲版本的门罗主义而展开的“大亚细亚主义”乃至其后的东亚殖民计划。[19]具有意味的是，上述两种亚洲主义都曾与黎萨尔代表的菲律宾民族主义发生过关联：如前文所述，年菲律宾转而抵抗美国殖民后，旅日中国知识分子将黎萨尔引为同路人，而日本“兴亚论”的倡导者早在此前十年就已开始营造日菲连带的话语，并直接将他征用为日本亚洲主义的想象资源。活跃于《朝野新闻》等报刊的自由民权派报人、明治政治小说家末广重恭（铁肠）[20]（—）曾考察美英两国，年4月13日他登上从横滨驶向旧金山的“比利时人”号，未久便在轮船甲板上结识了同行的黎萨尔。那一年黎萨尔27岁，自21岁去国负笈西班牙，他先后游历了法、德、奥、瑞、意等国，并在柏林出版了第一部小说《不许犯我》。年8月，紧随《不许犯我》秘密传播的航迹，黎萨尔经香港潜回马尼拉，但此时这部政治小说已在这片东方殖民地引起轩然大波，尤其遭到教会高层的攻讦，总督本人也发话表示无力保护作者的人身安全，为避免教会迫害，黎萨尔于六个月后再度离乡，经香港访日本。登上赴美的“比利时人”号前，他已在日本暂住了六周。研究者对这位菲律宾小说家的语言天赋多有溢美之词：除去母语他加禄语和西班牙语，黎萨尔的英、法、德语俱佳，有文献称，滞留日本期间他又初学日文——因此，与末广铁肠同行时，他能给英文口语不佳的旅伴提供交流上的帮助。抵达旧金山后，两人又一同乘火车自西而东，经丹佛、芝加哥穿越美国，参观尼亚加拉瀑布，而后自纽约乘船前往伦敦。一个多月的交往结束时，驻留在大英博物馆注疏西班牙古籍的黎萨尔前往送别即将从伦敦归国的末广铁肠。

不过对黎萨尔而言，这段友谊也仅止于此：他仅在年7月27日写给同胞密友马里亚诺·庞塞（MarianoPonce）的信函中，简略提及曾结识一名同赴欧洲的日本独立报人，“由于这个日本人只说日语，所以我们抵达伦敦前，自始至终由我给他充当译员”[21]。信中甚至没提末广铁肠的姓名——显然，这场短暂的交往没能给黎萨尔带来菲日团结的期许。然而在友谊的另一端，末广铁肠却从这位亚洲旅伴身上汲取了不少灵感，事后撰写了一部以“马尼拉绅士”为主要人物之一的趣味游记《哑之旅行》（）和多部以菲律宾为主题的政治幻想小说，包括以黎萨尔为原型的《大海原》（）。

作为“兴亚论者”，末广铁肠在结识黎萨尔之前已着手从商业和文化维度推进东亚联动。日本兴亚会下辖的亚洲发展协会年成立于上海，末广铁肠曾任负责人；年前后兴亚会更名为“亚细亚协会”，在上海开设以“挽回东洋衰运”为口号的东洋学馆，末广铁肠也曾出任馆长。[22]鉴于中国是当时东亚大陆唯一独立的区域大国，末广铁肠一贯主张日中联合以抗拒欧美，不仅如此，他还力倡在安南、印度等地成立学馆，搜集各国国情、研习其风俗语言，呼吁将日中联盟拓展至越南、缅甸、印度和波斯等地。

末广铁肠像

可以想见，年在“比利时人”号上遇见博学多识的亚洲知识分子黎萨尔时，末广铁肠心中激起了怎样的亚洲主义豪情和联想。欧美之行后、甲午战争爆发前，末广铁肠发表了菲律宾题材小说《大海原》，小说主人公高山的身份与黎萨尔十分相似，也是一名作家兼革命家。[23]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指出，小说呈现给日本读者“菲律宾爱国者和此前受迫害的日本受害者之间的血脉联系”（Under:），如此安排可以让末广铁肠本人“合纵”亚洲各国的同情心获得更广泛的接受。与此同时，也应承认《大海原》符合当时日本读者的集体幻想，呼应了彼时日本向南方拓殖的普遍期待，因而具有浓厚的“南进论”味道，实际上全书即以“南洋纷乱就此完全平复，日本国旗长久地在马尼拉城头飘扬”[24]一句作结。

由于黎萨尔与末广铁肠均没有留下旅行期间的详细日记，末广铁肠的《哑之旅行》可算作对这段友谊稍作虚构的追忆。所谓“哑”，是书中手握一本《和英辞典》却不能流利言说西文的“日本绅士”的写照。为了旅行便利的功利目的，日本绅士不得不接近和时刻尾随谙熟英文、粗通日文的“马尼拉绅士”——学界普遍认为这一角色便暗指黎萨尔。马尼拉绅士原本对日本人刻意回避，却因为始终是舟车一等座席上仅有的“两个黄面孔”，而且多次遭遇白人的误认（如餐厅将给日本绅士的找零递给了马尼拉绅士），渐渐产生了一种亚洲同路人的情绪。[25]研究者施蕴玲、白石隆评述道，这部游记透露出一种不同于“南进论”的色彩：“南进论”旨在高扬日本在提携亚洲诸国赢得独立和发展当中的引领作用，而在这本游记中，“明治绅士在探查西方的路途上显得迂阔可笑，缺乏语言技能、社交技巧和旅行经验。相反，马尼拉绅士却是个以四海为家的世界主义者，得其襄助，日本绅士才能在‘西方’的社交、语言编码和风俗惯例中悠游”[26]。通过“马尼拉绅士”及其因殖民经验而获得的现代性，末广铁肠似乎察觉到兴亚会以汉字为媒介沟通东北亚做法的不足，想要与更广大的亚洲沟通，还需要习得作为沟通工具的殖民语言，这样方能实现与更广阔的亚洲联合、摆脱欧洲帝国主义威胁的目标。

黎萨尔与末广铁肠返回亚洲后，于年内相继辞世。[27]年6月，黎萨尔生前战友庞塞受命于革命领袖阿吉纳尔多[28]，赴横滨为卡蒂普南起义购置弹药，为祖国独立做宣传，为此前后客居日本四年。[29]年（明治三十四年），庞塞编纂了《南洋之风云》一书，请宫本平九郎和藤田季庄译成日文，该书附录“志士列传”中收录了黎萨尔绝命诗的西文版与日译文，庞塞还为这首原本无题的诗作添加了“Miúltimopensamiento”（「我が臨終の感想」）的标题[30]，马君武读到的日文译文即源于此。庞塞以为是自己首度将菲律宾革命殉道士介绍到日本，殊不知末广铁肠已在七年前书写过他与黎萨尔同渡西海时的交谊——庞塞、末广铁肠和马君武分别占据着亚洲革命交涉网络的某一点，彼此不识却桴鼓相应，从各自立场描述着各自版本的亚洲主义愿景。

黎萨尔（左）、德尔·皮拉尔（中）与庞塞（右）

“比利时人”号的日菲交往轶事甚至在二战后仍有回响。年适逢黎萨尔百年诞辰，菲日双方均有评述黎萨尔与日本关联的文献面世，例如菲律宾学者拉努萨（CaesarLanuza，菲律宾国家复兴委员会成员）和萨义德（GregorioZaide）撰写的著作《黎萨尔在日本》[31]、明治文化史学者木村毅的文章《黎萨尔的遗产》[32]以及神保信彦发表在《历史通讯》（HistoricalBulletin）上的论文《黎萨尔与铁肠》[33]。《黎萨尔在日本》是作者应时任菲律宾驻日大使曼努埃尔·阿德瓦（ManuelAdeva）的托请而作，该文一方面要修补战时创伤，另一方面也为回应日本扶持菲律宾经济复苏的优惠债务政策，竟臆想出“黎萨尔在行刑前，必将回想起末广铁肠和晴子给予他的善意、理解和爱”[34]这类虚拟场景。木村毅在《黎萨尔的遗产》一文中则回顾了明治日本对菲律宾的援助（日本志愿者为菲律宾革命效力、马尼拉麻的开发），并盛赞“除了小泉八云，黎萨尔对日本文明内核的洞见超过所有外国旅人”[35]。神保信彦的《黎萨尔与铁肠》一文虽刊发于历史类期刊上，但虚构成分不比前两者逊色：在没有任何档案依托的情况下，文章杜撰了“比利时人”号上末广铁肠与黎萨尔的长篇对谈。实际上，神保信彦并非学者，而是太平洋战争时期日军侵略菲律宾的武官。[36]年已转型为商人并穿梭于日菲之间为日本右翼效力的神保信彦撰文致敬黎萨尔百年诞辰，在他笔下，末广铁肠和黎萨尔分别被演绎为在明治威权政府和西班牙殖民政府治下追求西方式自由、反对独裁的亚洲知识分子先驱，而这一基调“与冷战框架下的自由（即非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亚洲国家联盟相契合”[37]，在这一由美国主导的“没有（共产主义）中国的亚洲主义”叙事中，黎萨尔和末广铁肠被神保信彦指派了反独裁的亚洲自由知识分子先辈的角色。

上述在冷战时代复返并被虚构的历史经验已与黎萨尔叙述的本来面目相距甚远，因此，返回十九、二十世纪之交菲律宾启蒙派、西班牙知识界以及欧洲东方学等要素构成的互为他者、互为背景的横向时间，或许更有助于勾勒黎萨尔所理解的亚洲和东方问题以及他所欲完成的去殖民使命。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宣传海报

2

帝国之末

年，米格尔·德·乌纳穆诺追忆说，他或许曾在马德里中央大学的回廊里几次与黎萨尔擦肩而过。这一年，西班牙皇家史学院院士雷塔纳（WenceslaoRetana）出版了黎萨尔身后的第一部传记——《何塞·黎萨尔博士的生平及著述》——并邀请“98年一代”的代表人物乌纳穆诺为该书撰写后记。在这篇中等篇幅的跋语里，乌纳穆诺对西班牙的批判显然比传记作者更为激烈。在乌纳穆诺看来，枪决黎萨尔并不像传记中所说的仅是“西班牙的某些儿子犯下的过失”，而恰恰是西班牙自身出于恐惧才戕害了这位伟大的他加禄人，“不幸的西班牙人永不能形成宗主国应有的人道观念，总是将殖民地错估成一座大庄园，里面居住着家畜般的印第安人，供其盘剥使役”[38]；而一旦发现印第安人也会思考，宗主国便即刻惶恐不安，正是这一点造成了西班牙的悲剧。在传记里雷塔纳将黎萨尔比作“东方的堂吉诃德”，乌纳穆诺则修正说，黎萨尔应是“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双重身”，“作为一位耽于思虑的堂吉诃德，现实的浑蒙暧昧与他并不相容”（“Epílogo”:）。与现实的不相容让黎萨尔无法直接与西班牙帝国相对抗，最终因僭越地使用宗主国语言来思想和写作而引颈受戮。

乌纳穆诺注意到了悲剧背后的微妙之处，即“在所有的西班牙殖民地无需被迫使用西语之后，前殖民地人反而更爱它，甚至比从前使用得更好。这是摆脱了桎梏之后的判断，在古巴和整个西语美洲如此，在菲律宾也一样”（“Epílogo”:-）。正是在这一矛盾境遇中，乌纳穆诺提出了自己与黎萨尔的相似性，即西语虽算不上民族的天然母语，但两人恰恰都选择以这门帝国语言作为介入世界的方式：

卡斯蒂利亚语之于菲律宾，正如之于我的故国巴斯克，是一门外来的、新近移植的语言。我想即便这门语言在那里成了襁褓中的语言，成了接受母亲抚爱的语言，成了学习祷告的语言，仍旧无法从根源深处接纳它。

不妨以我本人的经验来判断。我学会了用卡斯蒂利亚语磕磕绊绊地讲话，而家中的确也用卡斯蒂利亚语交谈，不过那可是毕尔巴鄂的卡斯蒂利亚语啊。换句话说，那是一种贫乏、羞怯的卡斯蒂利亚语，刚入门的卡斯蒂利亚语，经常是巴斯克语的粗劣翻译。如此习得这门语言后不久，我们便要以之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感，甚至还要勉力改造它，经由语言本身来努力。因此我们的弱点也就转化成了我们身为作家的强项。（“Epílogo”:）

通过强调巴斯克语母语，乌纳穆诺挑明了西班牙原先的帝国性质，并把自己放置在与黎萨尔相似的因帝国而连缀在一起的边缘主体位置上，虽然巴斯克和菲律宾无论在帝国时代还是共和时期，其政治地位都相差悬殊，前者是货真价实的外省，后者却是连议会席位都不配拥有的海外殖民地。阿尔达·布兰科注意到，为了营造这种相似性，乌纳穆诺不惜启用“一种小说才有的时空感”[39]。两人确实先后在马德里中央大学文哲系读书，不过年黎萨尔抵达西班牙时，乌纳穆诺几乎已完成了大学课业，但这并不妨碍乌纳穆诺写下这样的句子：“我们想必曾在中央大学的回廊里擦肩而过，那时，那个他加禄人思念着他的菲律宾，而我则怀恋着我的故国巴斯克。”（“Epílogo”:）寥寥几语，让两人“仿佛成了从未谋面却居于同一部小说中的人物”[40]，他们相聚于帝国首都，又各自悬想着西语世界的边陲地带。在这一中心与边陲的辐射关系中，乌纳穆诺将自己与黎萨尔都放回到他们原先共享的西班牙帝国知识共同体之中，虽然自年起西班牙帝国已烟消云散。

巴斯克的地理位置示意图

乌纳穆诺观察到的在帝国之末仍使用西班牙语书写的问题，揭示了一个饶有意味的现象，那就是黎萨尔这位“他加禄的哈姆雷特”在西班牙统治末期依然重视菲律宾在帝国文化政治中的地位，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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