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年6月英国举行脱欧公投，年3月正式启动脱欧程序。随着脱欧进程的发展，英国对其外交政策进行了一定的调整，推出了“全球英国”这一外交理念，其目的是为了在退出欧盟之后维护和加强英国作为全球大国的地位。在这一背景下，非洲作为英国重要战略伙伴的作用得到了凸显，尤其体现在贸易、投资和安全等涉及英国核心利益的领域。英国脱欧无疑为其加深与非洲的关系带来了机遇。但是，由于一系列复杂因素的影响，英国未来的非洲政策仍然面临着诸多挑战和不确定性。

关键词：英非关系非洲政策“全球英国”脱欧伙伴关系

作者简介：李靖堃，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欧洲政治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北京）。

英国曾经是非洲 的殖民国家，双方有多年的交往史。鉴于历史上的联系与现实中的各种利益诉求，非洲在英国的外交政策中一直占有“一席之地”。但与此同时，随着国际形势与英国自身实力的变化，英国的非洲政策也处于不断调整变化之中。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特别是随着非洲殖民地国家纷纷实现独立，以及英国加入欧洲共同体，非洲在英国对外关系中的重要性曾一度减弱。年布莱尔政府上台之后，非洲受到了英国政府前所未有的重视。但年金融危机开始后，非洲在英国外交战略中的地位又有所下降。年，英国举行脱欧公投，并于年3月启动脱欧程序。随着脱欧谈判进程的深入，英国对其外交战略做出了一定的调整，尤其是提出了“全球英国”这一外交理念，以期继续保持世界大国地位。在这种情况下，非洲在英国贸易、投资和安全等领域的作用再次得到了重视。

“全球英国”：脱欧背景下英国外交新理念的构建

英国是欧洲最早的民族国家之一，也是最早向海外扩张的国家之一。在民族国家的建立、发展及向海外扩张的过程中，英国积累了丰富的外交经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外交理念和外交原则，其中最突出的是“均势外交”与“实用主义”，在实践中的具体体现则是“三环外交”。这些原则至今仍在发挥作用，这也正是英国政府在脱欧公投后提出“全球英国”理念的历史基础。

（一）传统外交理念与原则

1.“均势外交”与“实用主义”

这两项原则在英国历史上由来已久。“均势外交”最早形成于15世纪末16世纪初的都铎王朝时期，主要目的是避免任何一个欧洲国家独大，以期在欧洲形成力量均势，实现两个实力大致相当的国家（或国家集团）相互制约。在局势稳定或尚不明朗的情况下，英国对欧洲事务尽量采取“超脱”态度；但在均势遭到破坏或受到严重威胁时，英国则通常支持力量相对较弱的一方，以期维护或重新恢复力量均衡。英国在19世纪大部分时间实行的“光荣孤立”就是这项原则的具体体现。而“实用主义”则与“理想主义”相对，亦可称之为“现实主义”，即强调在保证国家利益至上的前提下，采取灵活的应对措施，“既善于适应环境的变化，又善于在变化了的环境里不与传统的利益观决绝”。它“表现为审时度势，努力使自己不处于过分被动、尴尬的境地。知所进退，往往能更好地保住自己的利益。”“均势外交”与“实用主义”这两项原则相辅相成，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英国直到今天的外交政策，特别是对欧洲政策。当然，无论何时，国家利益永远是英国外交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19世纪英国 外交家、首相帕累斯顿的名言是 的阐释：“没有 的盟友，也没有 的敌人，只有利益是 和不变的”。上述外交传统可以说是英国目前重构其外交政策的“源头”。

2.“三环外交”的发展演变

“三环外交”是英国外交传统的具体体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英国国力逐渐衰弱，世界格局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发展，丘吉尔在年的保守党年会上正式提出“三环外交”这一外交政策的总体指导方针。他所指的三个“环”分别是英帝国与英联邦、包括美国在内的英语世界（英美关系），以及联合起来的欧洲，而英国则在这三个“环”中起到中心和桥梁及纽带作用。不难看出，丘吉尔当时提出这一理念的基础是对英国作为一个“全球大国”的信念，或者至少希望继续维持英国的全球大国地位。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英国势力范围的收缩，以及英国的经济利益越来越向欧洲转移，它不得不根据形势的变化不断调整这三个“环”在外交战略中所占的分量，并在加入欧共体后依次调整为欧盟（以及欧洲国家）、美国和英联邦，也就是从全球外交转变为重点面向欧洲（在某些时期，美国的地位会超越欧洲，如在撒切尔夫人和里根总统执政时期的英美“特殊关系”）。这种调整也恰恰体现了英国的“实用主义”外交原则。

时至今日，随着英国即将退出欧盟，它所处的国内和国际形势也将随之发生变化。以上述外交原则为基础，在新的背景下，英国提出了“全球英国”这一外交理念，对其政策重点做出了调整，这也意味着其“三环外交”中各个“环”的次序将发生一定变化。

（二）“全球英国”理念的提出及其含义

脱欧无疑是当前决定英国外交政策走向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正如首相特雷莎·梅所说：“这将是我们整个国家面临的一个决定性时刻，因为我们即将打造与欧洲的新型关系，以及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新角色。”一些学者认为，离开欧盟会对英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带来“最重大的结构性变革”。无论该论断是否言过其实，但脱欧将导致英国外交战略和外交重点的调整和变化，这一点毋庸置疑。“全球英国”（GlobalBritain）正是英国政府在脱欧这一背景下提出的外交理念，其目的是为了将英国重新打造为“全球性大国”，同时消除外界对于英国可能走向孤立主义的疑虑。尽管到本文截稿之时，英国政府尚未就“全球英国”的具体内容发布完整的政策文件，但我们仍然可以从包括特雷莎·梅在内的多位政府官员的演说，以及英国政府发布的一些具体文件（如 略、反恐战略、对外援助战略、与欧盟的伙伴关系文件等）中，对该理念进行一些归纳和总结。

1.“全球英国”理念的提出

学界一般认为，“全球英国”最早由当时的外交大臣约翰逊在年7月访问联合国时提出。尽管他在演说中并未明确提到“全球英国”这一概念，但他指出，脱欧绝不意味着英国要走向孤立主义；相反，“脱欧意味着我们在国际舞台上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外向、更加积极、更富活力、更加热情，并信守承诺”。在年10月的保守党年会上，特雷莎·梅发表演说，首次明确提出“全球英国”这一概念。她指出，英国是“全球性大国”，是一个充满自信和自由的国家，脱欧不会使英国在国际事务上走向内视或封闭，反而会由于摆脱了欧洲一体化模式的束缚，而在更广阔的平台上获得与欧洲大陆以外的国家开展深度经济与外交合作的机遇。年1月，梅在关于脱欧方案的演说中强调，英国要成为一个超越欧洲的“真正的全球英国”、一个“伟大的全球贸易国家”（agreat,globaltradingnation）。年4月，国际贸易大臣福克斯（LiamFox）在访问马来西亚时进一步阐述了“全球英国”的含义：“视野开阔，秉持国际主义，拒绝岛国心态，并继续在全球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年2月，梅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再次强调，英国是一个“全球大国”，并且将继续在维护全球安全方面发挥领导作用。年6月，非洲事务部长鲍德温（HarriettBaldwin）在关于英非关系的一次演说中提到，“全球英国”是“开放、包容、外向的”，它将“致力于在世界舞台上发挥领导作用。离开欧盟并不意味着放弃我们的全球责任，而是恰恰相反。”与此同时，反对党工党也逐渐认可了“全球英国”这一理念，并将其写入了竞选纲领，从外交、防务和发展三个方面提出了较为系统的目标和政策路径。由此可见，“全球英国”已经成为英国两个 的政党对未来外交战略的基本共识。

2.“全球英国”理念的主要内容

概括来看，“全球英国”这一理念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就对自身未来的定位而言，英国仍然认为自己是“全球大国”，这种“大国情结”与其向来以“全球性力量”自居的一贯做法一脉相承。当然，不可否认，尽管早已今非昔比，英国在很多领域仍有不可忽视的优势：在经济方面，它是世界上第五大经济体（年）；在政治方面，它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核大国和北约等重要国际组织的成员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重要影响。此外，英国在对外投资、科技和英语等软实力方面也拥有其他很多国家不具备的优势。这些正是英国试图重建大国地位，在国际秩序中发挥“核心”作用的基础所在。

第二，重视经济外交，以此作为伴随脱欧进程始终的英国外交优先事项，以避免脱欧后可能出现的贸易和投资困境。而经济外交的核心则是大力推进自由贸易，在继续与欧洲国家保持良好贸易关系的同时，与欧盟以外的更多国家和地区开展自由贸易。这不仅符合英国推崇自由贸易的外交传统，同时也是在脱欧后减少对欧盟的依赖、维系全球影响力的重要途径之一。贸易大臣福克斯曾雄心勃勃地说道：“年前，英国是世界上 的贸易国家，如今我们将再次为更自由和更公平的全球贸易冲锋陷阵……我们将在离开欧盟之后成为世界上开放贸易的最明亮的灯塔”。为推动“贸易外交”，英国政府在脱欧公投后专门成立了单独的国际贸易部，以此提供有力的机制保障。

第三，借助其安全与防务力量，在全球安全事务中继续扮演重要角色，特别是在打击恐怖主义与极端主义方面，因为这是英国可以倚重的关键性外交资源之一。在英国的推动下，年二十国集团汉堡峰会的声明中增加了对打击恐怖主义的行动提供资金支持这一表态。首相特雷莎·梅在年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还指出，如今内部和外部安全越来越紧密地交织在一起，英国的安全与繁荣离不开全球的安全与繁荣，致力于全球安全是保护英国人民的 途径。我们可以预见，为维护其大国地位，英国未来将更多参与全球范围内的军事行动和维和行动，特别是积极推动国际社会在打击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问题上采取实质性行动。

第四，继续构建和巩固“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并在多边秩序中发挥主导作用，同时积极参与全球与地区事务。其中，对外援助是英国借以构建和改革国际秩序、在全球和地区事务中发挥影响力的重要工具。英国是少数官方发展援助达到占国民总收入（GNI）0.7%的国家之一。作为欧盟成员国，英国目前的对外援助有很大一部分是通过欧盟统一实施的，尽管英国退出欧盟后将失去欧盟作为一个集体能够产生的“规模效应”，但它能够在根据国家利益决定对外援助的重点国家方面获得更大的自主性，从而推动多边秩序朝着更有利于本国的方向发展。

综上，为了在失去欧盟这一平台后继续保持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英国未来不仅不会走向封闭；相反，它甚至有可能加大对外交政策的投入力度，不仅继续维持并努力加强与美国等传统盟国的关系，同时也将努力巩固并扩大与非洲等传统伙伴国家的关系。

（三）英国对外关系的着力点

就具体的双边关系而言，英国政府在回答议会下院外事委员会关于“全球英国”的质询时明确指出，英国未来外交政策的3个重点地区是，北美特别是美国；欧洲及其邻国；印度–太平洋地区。因为它们是全球经济与政治的中心，保持在这3个地区的影响是“全球英国”获得成功的关键。

英美关系是英国外交政策的“重中之重”，它“超越了个人与政党政治”，对英国的利益具有“至高无上”的重要性。在贸易方面，美国作为英国 贸易伙伴国的重要性将更加突出，与美国尽快达成自由贸易协定对英国意义重大。年1月，特雷莎·梅访问美国，成为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与其会晤的首位外国领导人。年7月，英、美双方启动贸易与投资工作组的首次会谈。与此同时，英国也将在防务与安全领域加强与美国的合作，以避免在退出欧盟之后其全球影响力下降。

欧盟与欧洲国家仍将是英国最主要的伙伴，与欧盟的关系“永远都是重要的优先事项”，特别是在贸易方面。特雷莎·梅曾多次指出，其首要任务是与欧盟达成“清晰和雄心勃勃的自由贸易协定”，让英国和欧盟成员国能够开展“尽可能自由的商品与服务贸易”。除贸易以外，英国还希望与欧盟在法律执行和共享情报、外交、共同安全与防务等方面继续开展合作，特别是在打击犯罪和恐怖主义等领域。简言之，未来英国仍然希望与欧盟在各个领域建立“密切的伙伴关系”，以“确保在捍卫国际秩序和共同价值方面继续合作”。而在与欧洲国家的双边关系方面，德国、法国和爱尔兰将是未来英国欧洲外交的重点国家。

英国未来还将积极拓宽与中国以及其他一些新兴经济体的联系，特别是上述政府文件中明确指出的印度–太平洋地区，因为这是“全世界的增长中心”，中国和印度是英国拟优先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并“希望扩大在整个亚洲的参与”。在防务方面，与英国签署有《五国防务安排协定》（FivePowerDefenseArrangements）的澳大利亚、新西兰、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将是英国在亚太地区的主要合作伙伴。

除上述3个“重点地区”之外，英国的其他传统伙伴国家，特别是英联邦成员国将受到比以往更大程度的重视。尽管就当前而言，英联邦更多的是一个政治而不是经济组织，但英联邦占全世界人口总数的1/3、全球贸易总量的1/5，而且其中有些国家还是世界上经济增长较快的国家，再加上它们与英国在历史与文化等各方面存在联系，因此被认为是英国拥有的“巨大优势”和“独特的全球网络”。在英国脱欧这一背景下，英联邦有望被重新“激活”，成为实现共同经济与政治利益的“理想途径”之一，特别是在贸易和投资领域。年3月， 届英联邦国家贸易部长会议在伦敦召开，与会各方的讨论焦点正是如何提升成员国之间的贸易与投资规模。而年4月在伦敦召开的英联邦国家政府首脑会议则是英国近年来举办的规模 的一次国际会议，其主题为“走向共同的未来”。会议讨论的议题涉及各国在贸易、发展和气候变化、安全等多个领域的合作。英国在年4月至年4月担任英联邦轮值主席国，这将为其重新打造与英联邦成员国在各个领域的全方位关系提供良好的契机。

在53个英联邦成员国中，有19个是非洲国家（津巴布韦年5月提出了重新加入英联邦的申请），对英国退出欧盟后国际地位的影响不言而喻。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加大对非洲的重视力度，成为构建“全球英国”目标的重要策略工具。

英国调整对非政策的历史背景与现实基础

历史是以往的现实，现实有历史的影子，历史对现实会产生影响。欲了解“全球英国”视频域下英国对非政策的调整变化，需要追溯英非关系的发展史。英国与非洲国家尽管很早就有贸易方面的一些接触，但正式形成对非洲政策是在大规模殖民时期，即年“柏林会议”之后，尤其是～年间。英国在非洲的殖民地附属国绝大部分都是在这一时期夺得的，在时间上要晚于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其他在地理位置上距离非洲更近的欧洲国家。但是，英国“后来居上”，到 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它已经成为非洲 的殖民帝国（以人口计算），其殖民地有人口多万，在撒哈拉以南10个人口最多的国家中有7个是英国的殖民地。非洲广大的殖民地为英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和战略利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随着国际形势以及英国自身实力的变化，英国的非洲政策经历了几次调整。

（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20世纪70年代：英非关系逐渐转“冷”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于英国的实力被严重削弱，再加上非洲国家的民族独立意识不断觉醒，英国在非洲的统治逐渐式微。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是英国对非洲政策的 个“分水岭”（也是英国调整全球外交政策的开始），其中 标志性的事件是英国从苏伊士运河撤退和“非殖民化”进程的加快。年，英国在苏伊士运河战争中失败，表明其实力衰落的趋势更加明显，也标志着它在中东地区的影响一落千丈。这也使其认识到自己再没有足够的力量维系庞大的殖民帝国。从年开始，英国加快了从包括非洲在内的殖民地全面撤退的步伐。年，当时的英国首相麦克米伦在南非议会的演说中提到：“变革之风已经吹遍这个大陆，不管我们喜欢不喜欢，民族意识的这种增长是个政治事实，我们大家都必须承认这是事实，并且在制定国家政策时把它考虑进去。”这一年被标志性地称为“非洲年”，也是英国对非洲政策的转折点。此后，英国与非洲国家的关系从旧的宗主国与殖民地的关系转变成为一种新的关系，但为了保证英国在非洲的经济、政治和战略利益，双方签署了一系列条约和协定，成为双方维系各领域关系的重要机制性保障，也使得英国能够在很多方面继续维持对非洲前殖民地国家的影响。但是，总体上看，英国和非洲在此阶段的关系处于“从热到冷”的发展态势，特别是随着英国加入欧共体，英国与非洲的联系更加不复从前。

（二）英国加入欧共体之后：非洲战略地位进一步下降

加入欧共体是英国外交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标志着它的外交重心向欧洲倾斜，也可以被视为英国对非洲政策的第二个“分水岭”。事实上，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出于经济利益的考量，英国的外交重心就已经开始向欧洲转移。英国前两次申请加入欧共体均遭到法国否决。年，英国第三次提出申请，并在年1月1日正式成为欧共体成员国。此后，无论是在经济还是政治领域，英国外交政策的首要

转载请注明:http://www.paerhatit.com/fldjt/2333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