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非洲政党政治发展与政党现代化——兼论政党因素对非洲国家治理的影响王学军内容提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非洲政党政治发展大致经历了多党制的复兴普及和本土化调适两个阶段，至今已形成既有同一性又具多样性的“非洲特色”政党体制。尽管当前非洲政党体制及其运行还存在诸多问题，但不可否认30年来非洲政党现代化正在不断推进，并主导着非洲国家治理的进程。一方面，非洲政党治理体系的成长变化在创造和平稳定、促进政策环境改善、坚持决策自主性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从而推动非洲国家治理的总体进步；另一方面，非洲各国因政党执政水平和治国理政方式的不同，产生了差异化的治理效应。具体而言，政党合法化战略塑造执政党的执政动机和治理意愿，而政党制度化水平则影响政党的治国理政能力。非洲国家政党政治发展带来的启示是：无论采取何种政党体制，执政党只有将执政诉求建立在广泛民众利益和社会经济发展基础之上，并从各方面推进政党制度化建设，才能更好地实现国家治理的进步。关键词非洲政治政党政治多党制政党制度化政党现代化国家治理作者简介王学军，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上海）。除了独立之初曾经历短暂的多党民主试验外，绝大多数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长期实行一党制统治。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非洲的政党政治开始出现多党制复兴和普及之势。至年，非洲大陆只有博茨瓦纳、毛里求斯、塞内加尔、津巴布韦、冈比亚等5个国家实行多党制，其余国家都属于一党制或军人政权。时至今日，除了斯威士兰（君主制）和厄立特里亚（一党制），其他非洲国家都走上了多党制道路。与独立初期多党制试验迅速转向一党制的情形不同，此次多党制实践至今持续了30年，大有日益巩固和持续的趋势。如果说早先评估的悲观判断因时间过早而颇显草率的话,当前正是对非洲国家多党政治发展重新进行回顾、总结和评估的恰当时机。以往关于非洲政党的研究要么被民族主义叙事所主导，要么被族群—地区、个人政治工具或组织孱弱等宽泛的概括而标签化，乃至于把非洲政党视为特殊类型，认为它们深陷于“非洲迷宫”因而难以承担政党的功能。与此同时，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界尤其是西方学界关于非洲政党的研究具有深刻的“民主情结”。他们往往从西式民主化视角评估非洲政党，并且得出非洲政党因为一些根深蒂固的历史缺陷而难以促进普遍的民主巩固之结论。事实上，我们需要认识到：30年多党政治的实践虽存在诸多问题，但不容忽视的是，非洲国家的政党和政党体制已经开始逐步摆脱迷宫，日益处于现代化的进程之中；非洲由一党制到多党制的宪政变革，尽管往往被外部视为民主化的开启，但对非洲内部而言，其发生的初衷其实缘于治理导向，是为了解决国家治理困境和合法性危机。非洲政党政治的研究需要从民主化转向国家治理视角。因此，本文将在回顾非洲多党制发展进程基础上，探讨在过去30年多党制实践中非洲政党现代化政党现代化进展情况及其对非洲国家治理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来非洲多党政治发展进程与现状依据西式民主的三项基本制度（多党制、竞争选举制和任期制）在非洲确立和延续情况，非洲30年多党政治实践大致可以分为复兴普及和本土化调适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是三项基本制度普遍确立和初步试验时期，后一个阶段是对这些基本制度的挑战和磨合期，两个阶段的非洲政党政治表现出不同的特点。（一）多党制的复兴普及复兴普及阶段大概从20世纪90年代初至21世纪头一个十年前半期，大致是两个选举周期10年的时间。这一时期是非洲政党政治从一党制转向多党制的过渡期，体现为以下特点：第一，政党体制经历了不同的转型模式。从变革的动力看，非洲多党转型大致有三种方式：第一类是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塞内加尔和坦桑尼亚是典型案例。这类国家并未发生大规模国内抗议运动，改革进程不是反对派推动的，而是执政党及其领导人主动发起了政治改革进程，这类转型的特点是执政党主导、改革具有有限性，其结果往往是原政党继续执政。第二类是实行自下而上的改革，贝宁和赞比亚是典型案例。这类转型的特点是国内抗议运动形成了极大压力，领导人接受了改革要求，但改革进程被反对派主导，其结果是原执政党在选举中失败，发生了权力交接和政党轮替。第三类是非洲大多数国家选择的路径，即这类国家领导人既缺乏控制局面的能力，也不太愿意接受自由化改革，因而造成政府和反对派之间的僵局。这种僵局后来通过协商谈判（南非等）、军事政变（马里、毛里塔尼亚等）、国际压力（肯尼亚、多哥、马拉维等）和国际维和选举援助（利比里亚、刚果民主共和国等）等不同方式走向多党制。另外，从首次过渡选举的自由公正水平看，各国之间也存在差异。～年间完成政治过渡的42个国家中，相对比较民主的转型只有16个，有缺陷的民主过渡国家为12个，被延迟的政治过渡国家有12个，被阻止的国家有2个。这些不同的过渡模式构成了某种影响深远的转型遗产。“关键时刻”的历史规律长期形塑着非洲各国政党政治发展演化的特点。30年来，非洲各国的民主进展程度、长期存在的选举操纵，以及后来引发大量讨论的政党制度化水平的差异，都与转型模式的影响息息相关。第二，确立了基本的民主制度架构。这一时期，非洲国家通过宪政改革，开放了党禁，解除了媒体垄断控制，扩大了公民的选举权利。最重要的是，通过宪政变革，非洲各国几乎都确立了竞争性多党制和定期选举制。到20世纪90年代末，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49个国家中，只有厄立特里亚和斯威士兰仍未使反对党合法化，其余国家大多在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期举行过两轮多党选举。竞争性多党制在非洲已普遍确立。此外，总统任期制情况也发生了重大改进。年之前，非洲国家很少有宪法规定任期限制。这与非洲在独立时大多采用从欧洲衍生的议会制或半总统制模式有关。这种模式通常不考虑正式的任期限制，因而在一党制时期非洲出现了众多“终身总统”，尽管有些被国内军事政变或国际干预所推翻。经过90年代初期的政治过渡期，上述情况发生了极大变化。37个总统制国家中有28个国家（占比大约75%）引入了明确的任期限制。后来，这一制度被进一步普及，除了议会制国家和战乱国家外，几乎所有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都规定了任期限制，期限为两个任期，每个任期年限4~7年不等，大多为5年。第三，一大批新政党诞生并参加了选举，其中9个国家的新政党还击败了原执政党，掌握了国家政权。这9个国家是马拉维（联合民主阵线）、布隆迪（民主阵线）、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赞比亚（多党民主运动）、贝宁（民主复兴胜利联盟）、中非共和国（解放中非人民运动）、佛得角（争取民主运动）、马达加斯加（全国发展与民主联盟）和刚果共和国（泛非社会民主联盟）。通过和平竞选方式实现权力轮替，一改一党制时期以暴力为主的权力更替方式。与此同时，在更多国家，原执政党及领导人掌控了政治改革进程的主导权，赢得了过渡选举从而继续执政。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在这一时期非洲各国出现了数量众多的政党（有些国家数以百计），然而很多都是昙花一现。真正能够赢得席位的政党，大都与一党制时期的执政单一政党有关联。有学者依据政党领导人在过渡前参与政党政治的情况，将转型期非洲参与选举的政党分成了三类，即老政党、从老政党分裂出来后更名重建或重组的政党和新政党。该时期非洲国家的政党大多是以老政党为基础而重组的政党。（二）多党制的本土化调适进入21世纪后，非洲国家已经确立的基本制度多党制依然未变，定期选举实践日益巩固和常态化。但随着过渡期结束后政治稳定的恢复，非洲各国内部的各种“结构性”因素作用开始显现，非洲政党政治开始呈现若干明显的本土特征。第一，一党主导型体制和碎片化体制盛行。经历了数十年的多党政治实践后，两类政党体制形态特别突出。一类是一党主导体制。所谓“一党主导体制”，根据经典的萨尔托里的定义，就是单个政党在至少连续3次选举中赢得多数席位的政党体制。在21世纪初经历了3个选举周期后，至少有50%的非洲国家政党体制都表现出了一党主导的特征。大多数非洲国家有定期的多党选举，但在政府的党派和人员构成方面几乎没有变化。在20世纪90年代初一些发生过权力变更的国家，当初的反对党击败原执政党上台后，也长期或曾经长期掌握着权力（如布隆迪、赞比亚、刚果共和国、南非等国），即使在博茨瓦纳、南非、纳米比亚等一直被认定为民主水平较高的国家情况也是如此。一党主导构成了非洲政党体制最突出的特征。值得注意的是，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后，一党主导体制在非洲的优势地位面临明显的下行压力。另一类数量较多的政党体制形态是碎片化型体制，包括贝宁、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塞内加尔、马达加斯加、马拉维、肯尼亚、马里、尼日尔等。这种政党体制形态的特征是，政党实力普遍较弱，没有任何一个政党可以独立组建政府，也无力单独成为议会多数党，因而大都通过临时联盟的方式联合执政。以上两种政党体制分类相对稳定，很少发生互相转换。此外，只有极少数国家形成了比较清晰的稳定两党或三党体制，包括加纳、佛得角和毛里求斯。第二，任期制危机频现。总统任期制是否能得到普遍遵守，是检验非洲国家权力是否实现规范化制度化的重要标志。进入21世纪后，当非洲国家先后开始第三个选举周期时，除了宪法未规定任期限制的国家外，非洲国家的总统普遍面临如何面对任期制限制的选择问题。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非洲部分国家领导人设法延长任期的现象开始显现。从年苏丹和多哥总统成功突破任期限制第三次参选并连任开始，这一现象日益扩散。据统计，截至年底，在40个宪法有任期规定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中，有15个国家的领导人遵守了任期限制，有18个国家的领导人谋求改变任期限制，其中12个取得了成功；有7个国家总统还未满两个任期，他们是否遵守任期制，还有待观察。非洲国家当政者突破任期制的方式大致有3种：一是取消宪法对任期的限制，如喀麦隆的保罗·比亚、乍得的伊德里斯·代比、加蓬的奥马尔·邦戈和乌干达的约韦里·穆塞韦尼就采取了这种策略；二是修改或延长任期，如布隆迪总统恩库伦齐扎；三是修改宪法设置过渡期并重新计算任期，保罗·卡加梅、瓦塔拉和孔戴分别在卢旺达、科特迪瓦和几内亚采取了这一策略。但无论如何，非洲国家的“第三任期”现象均是通过修宪后合法进行的。第三，政治阶层延续性开始凸显。在30年的总统选举进程中，选举更替发生数量非常有限。在年至年的次总统选举中，仅在19个非洲国家发生过37次广义的选举轮替，轮替率仅约20%。而世界其他地区近一半的总统选举结果都导致现任总统的下台。相比之下，非洲的总统选举轮替率很低。如果考虑到这37次轮替中有16次发生在现任总统未参加连任竞选，还有9次属于90年代初期的首次过渡性选举，那么我们可得出结论：20世纪90年代过渡期之后，非洲国家的总统选举更替率实际上更低。至年，非洲甚至还有29个国家未出现过真正的选举轮替。政治领导层连续性的另一重要表现是，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转型后胜选的绝大多数总统都曾经是一党专制时代执政党的成员。也就是说，90年代民主化以来的非洲国家政党的顶层领导延续了威权时代执政的单一政党的人际网络，这与非洲国家的政治文化与国情不无关系。（三）政党政治发展的成就与限度多党政治在非洲经历了30年的实践，存在诸多困难和问题。从“西式”民主标准看，这30年来非洲政党政治的表现难以令人满意，只有加纳、毛里求斯等少数国家实现了较为稳定的民主制度。然而，我们必须看到的是，竞争性民主政治的门槛制度空间在非洲得以普遍维持和延续，已呈现不可逆转的常态化趋势。第一，定期的竞争性多党选举已成为非洲政治生活的常态。截至年底，已有34个国家举行了至少3次以上无军事政变和内战干扰的连续选举。有不少国家已经顺利走过了7~8个选举周期。～年期间，非洲大陆每年都会举行大约8～12次的全国选举，以及数量更多的地方性选举。据～年间数据，非洲大陆又举行了总统选举35次，议会选举34次。这4年间，全国性选举的年平均次数为17次。定期选举在非洲已经呈现日益巩固的趋势。即使在11个经常发生军人干政或内战的国家，竞争性选举仍在举行，依然被视为战后或政变后重新组织政权的基本规范。第二，领导人权力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制度化。在独立后很长一段时间，很多非洲国家处于“强人政治”或“个人统治”之下，国家最高领导基本不受任何正式制度的制约。一位国家元首仅仅因为宪法某项条款而放弃权力几乎是不可想象的。相反，领导人会无视宪法条款，直接宣布自己为“终身总统”，年加纳的夸梅·恩克鲁玛、年马拉维的黑斯廷斯·班达、年中非共和国的博卡萨、赤道几内亚的玛西埃·恩圭马，以及年乌干达的伊迪·阿明都是如此。多党制时代情况则发生了重大变化。尽管21世纪以来出现了“第三任期”现象，但与一党制时代相比，情况依然有了很大改进。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其一，据统计，超过一半（53%）的非洲国家领导人遵守了宪法关于任期制的条款，在两个任期结束时主动放弃了参与选举；其二，在试图突破任期制并取得成功的案例（31%）中，领导人都是通过议会和全民公投以修改宪法或通过最高法院授权的方式实现继续执政的目标；其三，一些突破任期制的尝试因制度因素而遭遇失败（16%）。例如，在赞比亚、马拉维、尼日利亚，时任总统修改任期制的提议被议会否决，而塞内加尔时任总统瓦德年在突破制度限制参加第三任期竞选时遭遇到选举失败。可见，尽管威权主义因素在非洲依然存在，但几乎所有非洲国家领导人都试图通过合法的制度渠道，而不是宪法以外的手段来实现他们的目标。此外，总统行政权也开始受到两方面的制约：一是来自立法权和司法权的权力制衡制度，二是来自已不同程度上开放多元的政治环境下社会大众和在野反对派的制衡和监督。这些都意味着权力获得和行使方式出现重大变化，这也是过去30年非洲政治发展的突出成就。第三，国家领导权的暴力轮替现象大幅下降。非洲国家独立后，暴力长期以来一直是获得总统权位的主要方式。20世纪90年代以前，采用内部军事政变或外部游击队接管的武力胁迫方式获得政权的现象并不鲜见。～年间，通过暴力接管权力的情况占近一半（481%），选举变更仅占53%。～年期间，情况发生了逆转，暴力方式下降到183%，选举变革上升到近一半。尤其进入21世纪以来，通过暴力接管权力的现象进一步下降，在~年期间所有权力转移中只有10次，占比仅10%，达到了在该地区前所未有的低水平。～年期间，大选时发生政变的次数更少，只有3次。而且，所有这些军事政变发生后，军方都在不到一年内组织了选举，将权力迅速地归还给新的文职总统。尽管非洲国家政党政治的发展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毋庸置疑，它仍然存在很多突出的问题。例如，选举质量不高，缺乏公平和自由的选举环境。执政党因掌握国家权力和资源，在选举竞争运动中拥有天然的“在任优势”；相对而言，反对党与执政党在选举资源方面存在严重的不对称情况。尤为严重的是，相当一部分非洲国家存在较为严重的选举操纵。宪法所规定的任期制仍然面临挑战，一定程度上损坏了权力制度化态势。非洲多党政治中存在的这些不规范行为导致的结果是，非洲民主化进程仍然存在各种各样的民主缺憾和问题。此外，在一些族群政治矛盾、宗教教派冲突、个人权力争夺、外部势力干预等问题突出的国家，政党政治发展受到严重的干扰，制度化的政党政治逻辑还难以主导此类国家的政治进程。总之，从政党政治视角看，非洲政治发展既没有像一些悲观论所认为的那么灰暗甚至退回到过去，也没有像一些乐观主义者所想象的那样实现了期待中的“政治现代化”。事实上，非洲国家30年的多党政治实践，一方面使非洲国家总体上至少实现并大致保持了最低程度的多元政治空间，另一方面它并未带来普遍的民主巩固。除了毛里求斯、加纳等少数国家外，大部分国家都形成了某种更具非洲本土特色的混合型政体形式。在这种混合复杂的政党政治框架下，非洲政党治理体系和政党能力等方面有何新变化和新特点？这些变化对非洲国家治理或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何种影响？非洲政党治理体系的发展与治理绩效的总体提升20世纪90年代以来，非洲国家政党制度的演化很大程度上具有外力推动的特征，在与各国本土政治文化相融过程中形成了极具非洲特色且多元复杂的政党体制图景。在实际运作中，多党政治也出现了诸多问题。然而，经历30年多党政治的制度实践，非洲政党和政党治理体系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成长进步。尽管这种进展远未带来西方理论衡量下的普遍民主巩固，但从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等各方面对非洲国家治理产生了一定积极影响。（一）政党体制的开放促进了非洲国家的政治稳定和国内和平政党体制是否可以吸纳增长的政治参与需求是影响一个政权政治稳定的关键因素。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包括政治反对派、公民社会、宗教团体等各类政治行为体在非洲各国纷纷兴起，非洲国家政治参与的需求大大增加。在此背景下，多党制、选举制和任期制等基本制度在非洲国家普遍确立，这些制度所带来的政党治理体系变化很大程度上有助于吸纳非洲国家内部增长的政治参与需求。第一，竞争性多党制所开放的政治空间将原本可能在战场上对抗的反对派政治势力转化为选举舞台上互相竞争的反对党。尽管非洲的选举常常存在各种缺陷和不足，但不可否认的是，选举领域的开放确实吸引了原本可能的叛乱者从枪炮丛林走向选举政治舞台。第二，任期制的普及及其所带来更规范更定期化的领导权轮替，给有政治抱负的反对派提供了通过合法手段实现其参政的更大希望和预期,这无疑有利于权力的和平更替和国内政治稳定。从结果看，如前所述，年至今，非洲国家各派政治势力从竞争蜕化为内战、总统权力的暴力更替等现象确实已大幅度下降。当然，与竞争性多党制相关的选举暴力现象在不少非洲国家仍时有发生。总体看，非洲国家的大部分选举是在大致和平稳定的环境下进行的，只有少部分国家（20%）出现造成人员伤亡的选举暴力情况，而且这种趋势还在下降。第三，政党政治的制度化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族群政治、身份政治等非正式政治的暴力性。在马里、布隆迪、中非共和国、刚果民主共和国等11个较常发生军事政变甚至内战的国家，其内部冲突动荡的根源不在于政党政治，而在于族群认同、宗教派系、本土身份或外部干预等方面问题的政治化。相反，多党选举政治规范和制度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约束并缓解了族群和派系的冲突斗争。它通过选举投票、权力分享和联合政府等机制为族群争斗和权力争夺提供了一个和平解决方案。例如，利比里亚、科特迪瓦、几内亚、塞拉利昂、几内亚比绍等国，正是通过多党选举政治之路走向和平与稳定。（二）竞争性政治和行政权约束的结合促进了非洲国家发展政策环境的改善多党政治对非洲发展和良治所需要的政策环境起到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第一，它使非洲国家从一党制时期的相对封闭式政治走向了不同程度的多元开放式政治。尽管来源于非洲殖民时期遗产的威权传统在非洲依然广泛存在，政治权力依然集中，选举体制下常常形成一党独大局面，但不可忽视的是，竞争性已经是非洲政党政治的基本特征，甚至那些威权政体的国家领导人也不得不认真面对定期竞选所带来的压力。非洲政党政治的竞争性首先表现在总统竞选上。在非洲大陆转型期首次总统选举中，获胜者得票率的均值为60%，到第4次及以后的选举时下降到一半以下，均值为47%。很多国家在没有候选人获得过半选票时采用决胜投票的办法，使得竞争更显激烈。尽管反对党依然孱弱且或者分裂，但超过30%的国家经历了行政权或立法多数的轮替。政治竞争性还表现在议会选举上。不仅碎片型政党体制国家中议会席位争夺激烈，而且即使在一党主导型的国家，反对党也赢得越来越多份额的议员席位，对主导政党构成了严峻挑战。第二，出现行政权力的制度化趋势。在政治多元化日益发展背景下，不仅在开放自由程度较大的国家普遍存在对总统行政权的制度性约束，而且在开放多元度较低的国家，也存在对总统权力的一定制约。相关研究表明，政治竞争性和行政权限制的结合明显提升了政策的连贯性和公共政策的效果，降低了政府腐败的程度。即使在政治竞争远未达到真正民主水准的情况下，行政权的制度化仍能改善非洲发展所需要的政策环境。从非洲国家实际表现看，政治竞争性使许多非洲国家政府对经济表现更加负责，同时对政策和公共职能进行了一些制度上的制衡，甚至一些威权性政权在多党竞争制压力下逐步走向了制度化发展方向。在埃塞俄比亚、卢旺达、乌干达、安哥拉和布基纳法索，当政者都在努力追求经济改革议程，并将其作为增强执政合法性和政治稳定的战略选择。（三）从族群或地区政党向全国性政党的成长推进了非洲国家政党治理体系的现代化第一，一些由民族解放运动发展而来的政党在长期斗争和执政中发展为全国性政党。这些政党包括坦桑尼亚的革命党，南非的非国大、纳米比亚的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津巴布韦的津巴布韦民族联盟等。它们因反殖民斗争一开始就拥有较好的民意基础，在一党制时代实施包容性战略建立了广泛的社会根基，在多党制时期又加强了全国性组织建设。这类政党无疑已发展为全国性政党。第二，即使没有这种历史遗产的国家，执政党在获得执政地位后，为了增强其执政地位或胜选的把握，也会努力建立和扩大全国影响力。研究表明，随着选举周期的反复，大部分执政党都成功发展为全国性政党，即使存在明显族群分裂或地理条件障碍的国家也是如此。反对党可能因资源和政治地位限制、族群认同与分布区域、城市化的影响而难以成长为全国性政党。即便如此，并非反对党都是族群或地区政党，它们也会尽力赢得更多地区和族群的政治支持。在一些有良好劳工阶层和劳工运动基础的国家，反对党还在劳工运动基础上进行跨族群政治动员，建立起强大的具有全国性组织和全国性影响的政党。第三，随着非洲国家普遍实行族群政党禁令，加之民主进程推进和选举周期的反复实践，族群认同的相关性也出现逐步弱化的迹象，跨越族群的政党动员日益增多。超越族群或地区的全国性政党对国家治理的积极作用至少体现在两方面：其一，全国性政党有利于超越狭隘的地区或族群利益，站在全民立场、基于全民利益考虑来制定政策。大量研究表明，与决策者相关联的选区范围与其提供广泛公共产品的倾向之间存在正相关性。决策者回应的选区范围越广，制定全国性政策的动机就越强；相反，拥有数量少而地域狭窄的选民支持者群体的决策者往往选择只针对其特定选民的公共政策和服务。其二，在主要由全国性政党组成的政党体系内，就全国性政策展开的辩论和竞争更有可能使政党竞相提供有利于全国大多数地区选民的较为均衡全面的政策。相反，政治竞争发生在基于狭隘的地区族群选区的政党之间时，政策结果往往令某些选区受益而国家总体效率和福利受损，发展所需要的全国性公共产品供应不足。总之，20世纪90年代以来，非洲政党的全国化趋势有利于非洲国家形成更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从而推动了非洲国家政党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进程。（四）纲领政治的兴起与发展有利于提升执政党的治国理政水平组织纲领性孱弱、意识形态淡漠、组织实力弱小，往往被视作非洲国家政党的普遍特征。事实上，随着竞争性选举的反复，非洲政党尤其是起源于革命运动的政党，为了加强其竞争优势，稳固其执政地位，越来越注重政党组织建设。例如，坦桑尼亚革命党为了增进党内凝聚力和组织力，不仅不断发展新党员，进一步强化广大农村基层党组织网络，而且还不断完善党内选拔和晋升程序。埃塞俄比亚原执政党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民主阵线，一方面派驻党员骨干掌管基层政府的治理机构，另一方面在基层建立新的群众组织，此举也强化了政党组织建设。纳米比亚、坦桑尼亚等非洲国家执政党还借鉴中国共产党的党建经验，从思想、组织、作风、反腐倡廉、制度等方面加强建设，强化政党实力。在实力势均力敌、政党竞争激烈的国家，如加纳和塞拉利昂，更具竞争性的定期选举促使国内政治精英超越地方性差异，深化纲领倾向，改善内部治理。这些国家的政党不仅组织建设逐步强化，而且表现出越来越多的纲领或政策差异性。非洲政党纲领政治的发展还体现在选举动员中共识性议题的兴起。所谓“共识性议题”，指民众所期待且各政党意见一致的议题，包括免除地方税收、推广免费初等教育等等。对于这些议题的争论往往不涉及政策立场，主要涉及如何落实此类公共政策的承诺、哪个政党更有能力贯彻落实共识性政策。这类围绕公共政策落实的争论和承诺，无疑将有利于非洲经济社会发展和治理水平提升。尽管纲领型政党在非洲还处于发展初期，但是伴随多党政治实践，纲领型政治成分则在日益增长，为非洲国家经济社会治理的进步提供了新的动力。其一，纲领性较强的政党能更有效地汇集民众利益，增强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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