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弗里敦 >> 弗里敦交通 >> 唐小林建立现代汉语宗教诗学导论
建立现代汉语宗教诗学，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当代文化批评和研究的题中之义。中国文学百年的现代性运动，已经为建立这门诗学奠定了坚实的史实基础，同时也使其具备了充分的学理依据和学术条件。带着终极问题进入具体问题，带着当下问题进入历史问题，带着自我问题进入他者问题，是建立现代汉语宗教诗学应有的方法论自觉。
01“现代汉语宗教诗学”，是我在年“首次中国现代诗学研讨会”上第一次提出，次年又出版拙作《看不见的签名：现代汉语诗学与基督教》以为响应和尝试。距今已过去十多年了，但关于建立这门诗学的史实基础、学理依据、学术条件和方法论问题，还需要进一步重申和强调。
宗教诗学出现在学术视阈中，还是一个陌生的概念。它喻示了一个诡秘而颇富想象力的学术空间。
诗学，是一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术语，其内涵既难以把握，又相对确定。古代华夏诗学，是经学的一支，指《诗经》之学，直到《宋史》中所列范处义的《诗学》和《毛郑诗学》，仍取其义。其间，晚唐裴庭裕称李商隐“诗学宏博”，诗人郑谷《中年》诗称自己“衰迟自喜添诗学，更把前题改数联”中的“诗学”，虽已不同前义，但亦不具今日“诗学”之意涵。前者是说义山很会作诗，诗作宏富；后者尽管作为完整的“诗学”概念在汉语文学中第一次出现，依然与文论层面的“诗学”相去甚远，意指学习做诗。直到明人遁园居士的《伤逝记》和叶秉敬的《敬君诗话》中，作为艺术门类和诗话专章的“诗学”，才大致有了今日诗学之内涵。
在西学中，诗学（Poetics）一词，源于希腊的Poiētikēs，是Poiētiketekhnē的略写形式，后者意指作诗的技艺，旨在经典文本中，抽取规则，以为后世做诗的规范和评诗的标准。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是其奠基之作，虽然论述的对象是诗，尤其是悲剧与史诗，但就其实质而言，乃是指文学理论与艺术理论两维。此后，贺拉斯的诗体书简《诗艺》、布瓦洛的诗体论著《诗的艺术》中的诗学，就更加专注于文学理论。十九世纪以降，雪莱的《诗辩》、艾伦·坡的《诗的原理》，更是收缩野线，诗学成了诗歌理论。于是，关于诗学，就有了文学和艺术理论、文学理论、诗歌理论的涵义。
法国诗人瓦莱里进入二十世纪，有两位学者关于诗学的界定值得重视。一位是法国的瓦莱里，他在教学计划书中这样写道：“从词源学的角度看，即把诗学看成是与作品创造和撰写有关的、而语言在其中既充当工具且还是内容的一切事物之名，而非狭隘地看成是仅与诗歌有关的一些审美规则或要求的汇编”，“诗学指文学的整个内部原理（toutethéorieinternedelalittérature）。”另一位是美国比较文学学者厄尔·迈纳，他在《比较诗学》中认为，“‘诗学’可以定义为关于文学的概念、原理或系统”。
关于诗学的言路，古代中国往往从具体的诗歌文本出发，通过直观、感悟等体验的方式，言说诗性智慧或诗歌技艺。这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后，西方诗学复兴后的言路有一致之处，即诗学力求逼近个体阅读中的审美经验。托·斯·艾略特的几篇极富洞见的诗学论文，就是作家评论。巴赫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问题》，是从解读陀氏的几部重要作品得出诗学结论，并进而提出“对话诗学”的。他的“狂欢理论”，也是在解析法国作家拉伯雷的长篇小说《巨人传》中的“民俗化的笑”时升华出来的。当然，这之前海德格尔的《荷尔德林和诗的本质》就走的是此一路向。
曹顺庆教授著作《中西比较诗学》统观古今中外，诗学的言路大致有三条：一是，提出某个诗学命题，结合创作实践，进行逻辑推演，创构诗学体系，如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二是，对既有文论予以梳理、研析、归类，揭示某些诗学规律，以图抵达文学本质，如曹顺庆的《中西比较诗学》。三是，从解读大量的文学作品及其经典文本，总结诗学原理，建构原创诗学，如巴赫金的“复调理论”与“狂欢诗学”。换言之，诗学可以是文学理论研究，也可以是文论话语分析，还可以是文学作品的理论阐释。我认为，最好的诗学言路，应是这三者的有机统一，即诗学理论与诗学阐释的统一。由此，在研究具体文本和既有文论中，抽象出原创性文学命题，建立起与之相匹配的文论体系，即谓之诗学。简而言之，诗学是关于文学的学问。
要对宗教进行界定，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从不同的视角观照宗教，会有不尽相同的定义。麦克斯·缪勒从宗教信仰的层面认为，所谓宗教就是对某种无限者的信仰。威廉·詹姆士从信仰主体个人的宗教体验出发，指出宗教是个人在孤单的时候，与神圣对象保持关系所发生的感情、行为和经验。米尔顿·英格从社会功能的角度，把宗教描述为“人们藉以和生活中的终极问题进行斗争的信仰和行动体系”。保罗·蒂利希则认为，宗教“是一种终极的关切”，“是人类精神生活所有机能的基础，它居于人类精神整体中的深层。”他从宗教与文化的关系入手，绝然地说：“宗教是文化的实质，文化是宗教的形式。”按照《辞海》的说法，宗教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相信并崇拜超自然的神灵，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歪曲、虚幻的反映。”这些关于宗教的不同定义，可以帮助我们从各个不同的侧面加深对宗教的理解。
现代汉语宗教诗学拟采用汤因比的宗教定义。在他看来，所谓宗教，“就是指这样一种人生态度：能在某些大问题上，像宇宙的神秘性、人在宇宙中的作用等，令人的精神得到满意的答案，并为人的生存提供切实的训诲，从而使人们能克服人之为人所面临的诸多困难。”从这一概念出发，现代汉语宗教诗学言说的宗教，既包括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这样的三大世界性宗教，又包括曾经取代这些神圣宗教，而实际上成为人们的信仰，主宰人们的思想、意志和行为的某种“学说”、“主义”等世俗宗教。有趣的是，在现代汉语文化语境中，后者较之前者更位居于文化的中心，并且成为特定历史时期整个文化精神的底色。回望年以后的当代文化史，个中人会对此心领神会。这两类宗教，看似相去甚远，但它们都有一些共通点，比如：形而上学性、超越性和神圣性等。
宗教诗学的概念，在类型上与宗教人类学、宗教社会学、宗教心理学、宗教语言学、宗教文化学大体相当，不妨也可以说成是宗教文学学。但也有截然不同的地方，后者属于宗教学的分支，而前者属于诗学的一部分，它的出发点和归宿，不在宗教而在诗学。宗教诗学主要研究宗教与诗学的关系，宗教对诗学的影响，宗教在现代诗学建构中的功能和作用，等等。
现代汉语宗教诗学中的现代汉语，为这门学科划定了范围。现代汉语的第一层含义是，它只把现代汉语文学与文论中的宗教因素作为考察对象。我认为现代汉语文学自年的文学革命始，至今仍在延续，它大致包括了今天所谓的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不涉及文言写作的部分。这是从时间上看。从空间上看，现代汉语文学涵盖了大陆、台湾、香港、澳门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汉语写作的文学，不涉及同一历史时期其他民族语言写作的文学。现代汉语的第二层意思是，只考虑汉传宗教、汉传学说和主义与现代汉语诗学的关系。比如基督教的《圣经》元典，长时期以来都是希腊语写成，后来又有拉丁语等各种版本，现在世界最为通行的是英语本。但我认为，对现代汉语文学发生实际影响的是现代汉语本，因此它是这门学科研究的重点。伊斯兰教和其他学说或主义的情况亦作如是观。
归结起来，现代汉语宗教诗学，就是在现代汉语的范围内，研究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这三大神圣宗教和信仰性质的主义、学说等世俗宗教与诗学关系的学科。
02现代汉语宗教诗学，是建立在坚实的历史基础之上的。
从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这三大宗教来看，尽管在现代汉语文化中居于边缘地位，但承接晚清佛学复兴的余波和基督教、伊斯兰教在现代社会中的曲折发展，一大批现代汉语作家，还是不同程度地受到了这些宗教文化的影响，出现了一批与此相关的宗教题材，或表现宗教生活、宗教情绪的作品，以及有关的文论。它们构成了现代汉语诗学的事实基础。
从现代汉语作家来看，受佛教文化影响的有：梁启超、夏曾佑、陈独秀、胡适、鲁迅、周作人、郁达夫、许地山、俞平伯、宗白华、废名、瞿秋白、丰子恺、徐志摩、夏丏尊、老舍、高长虹、施蛰存、沈从文、无名氏、徐吁、高行健、贾平凹、汪曾祺、马丽华、虹影、阿来等。受基督教影响的有：胡适、鲁迅、郭沫若、茅盾、林语堂、苏雪林、赵紫宸、田汉、曹禺、废名、巴金、艾青、钱钟书、张资平、陈梦家、冰心、许地山、赛珍珠、庐隐、闻一多、老舍、陆志韦、郁达夫、徐志摩、周作人、赵景深、萧乾、施蛰存、熊佛西、余上沅、胡也频、穆旦、朱维之、王蒙、礼平、舒婷、顾城、张洁、张抗抗、竹林、陈映真、王鼎钧、张晓风、蓉子、刘小枫、史铁生、余秋雨、程乃珊、王小波、海子、北村、于坚、施玮、夏宇、斯人、余杰、摩罗、江维藩、丹羽、黄礼孩、鲁西西、苇岸、海啸、齐宏伟、胡燕青、陈德锦、吴美筠、陈伟洛、卢劲驰、郑政恒、刘伟成、周汉辉、谢傲霜、吴嘉榆、罗药敏、萍凡人、唐睿、梁匡哲等。受伊斯兰教影响的有：翦伯赞、少陆墟、霍达、马瑞芳、张承志、王延辉、郝斯力汗、艾克拜尔·米吉提等。现代汉语的主要作家，都包含在这一长串的名单里了。一些作家，同时受到了两种甚至多种宗教的影响，比如许地山，除佛教、基督教外，道教的浸染也不可谓不深。
从现代汉语作品而言，与佛教有关的作品相当丰富，代表性的有：鲁迅的《野草》，周作人的《山中杂信》，陈独秀的《〈绛纱记〉序》，郑振铎的《云冈》，俞平伯的《鬼劫》，丰子恺的《缘缘堂随笔》，陶晶孙的《尼庵》，叶圣陶的《两法师》，王统照的《印空》，巴金的《鬼》，沈从文的《月下小景》，唐弢的《摩罗小品》，废名的《五祖寺》，方令儒的《琅琊山游记》，许地山的《空山灵雨》，施蛰存的《鸠摩罗什》，徐志摩的《天目山中笔记》，倪贻德的《佛国巡礼》，无名氏的《海艳》，老舍的《正红旗下》，杜运燮的《寒山寺》，扎西达娃的《西藏，系在皮绳结上的魂》，央珍的《无性别的神》，北岛的《菩萨》，贾平凹的《白夜》，汪曾祺的《受戒》，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马建的《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荡荡》，马丽华的《走遍西藏》，熊尚志的《人与佛》，方杞的《人生禅》，李英棣的《风》，黄靖雅的《花》，王静蓉的《雪》，林新居的《月》，等等。
与基督教文化有关的代表性作品有：胡适的《耶稣诞节歌》，鲁迅的《复仇（其二）》，周作人的《歧路》，许地山的《缀网劳蛛》，冰心的《晚祷》，郑伯奇的《圣处女的出路》，徐玉诺的《与现代的基督徒》，朱自清的《自从》，郁达夫的《南迁》，张资平的《约檀河之水》，郭沫若的《落叶》，穆木天的《复活》，王独清的《圣母像前》，茅盾的《耶稣之死》，陆志韦的《黑影儿》，方玮德的《晚祷》，向培良的《暗嫩》，汪静之的《灰色马》，冯至的《禅与晚祷》，陈翔鹤的《大姐和大姐圣经的故事》，白采的《被摒弃者》，徐志摩的《卡尔弗里》，滕固的《石像的复活》，叶灵凤的《拿撒勒人》，李金发的《上帝》，蒋光慈的《耶稣颂》，冯文炳的《亚当》，陈梦家的《圣诞歌》，邵洵美的《花一般的罪恶》，刘延陵的《悲哀》，沈从文的《冬的空》，胡也频的《圣徒》，殷夫的《东方的玛利亚——献母亲》，冯乃超的《岁暮的Andante》，梁宗岱的《晚祷》，戴望舒的《乐园鸟》，闻一多的《南海之神·中山先生颂·祈祷》，徐雉的《上帝》，臧克家的《罪恶的黑手》，巴金的《田惠世》，老舍的《老张的哲学》，曹禺的《雷雨》，艾青的《一个拿撒勒人的死》，萧乾的《皈依》，勒以的《校长》，方玮德的《祷告》，穆时英的《圣处女的感情》，李健吾的《使命》，李劼人的《死水微澜》，于赓虞的《晚祷》，欧阳山的《谁救他们》，章衣萍的《深誓》，胡思永的《祷告》，冯至的《艰难的工作》，徐吁的《晚祷》，阿垄的《犹大》，罗洪的《祈祷》，朱雯的《逾越节》，石评梅的《祷告》，蒲风的《牧师的祷告》，绿原的《重读〈圣经〉》，贺敬之的《在教堂里》，陈荒煤的《在教堂里歌唱的人》，汤雪华的《南丁格兰的像前》，程育真的《圣歌》，邢禾丽的《上帝的信徒》，刘宇的《西乃山》，何葭水的《没有结尾的故事》，陈汝惠的《女难》，张行健的《田野上的教堂》，礼平的《晚霞消失的时候》，张晓风的《常常，我想起那座山》，史铁生的《务虚笔记》，北村的《施洗的河》，施玮的《放逐伊甸》，阿成的《上帝之手》，余杰的《香草山》，齐宏伟的《彼岸的跫音》，李锐的《张马丁的第八天》，等等。
与伊斯兰教文化有关的代表性作品有：张承志的《心灵史》、《西省暗杀考》，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马瑞芳的《祖父》，郝斯力汗的《起点》，艾克拜尔·米吉提的《迁墓人》，等等。
现代汉语文论与宗教有关的也不少。与佛教有关的代表性文论有：胡适的《中国文学过去与来路》，陈独秀的《答李大槐》，鲁迅的《三闲集·叶永蓁作〈小小十年〉小引》，周作人的《立春以前·十堂笔谈·佛经》，废名的《中国文章》，许地山的《创作的三宝与鉴赏底四依》、《叙〈野鸽的话〉》，宗白华的《我和诗》，丰子恺的《谈自己的画》，闻一多的《〈冬夜〉评论》，瞿秋白的《社会科学概论》，郭沫若的《致郁达夫》，沈从文的《论落花生》，朱光潜的《丰子恺先生的人品与画品》，俞平伯的《重刊〈浮生六记〉序》，朱自清的《文艺之力》，徐志摩的《眉轩琐语》，林清玄的《随喜菩提·自序》，林新居的《〈风〉、〈花〉、〈雪〉、〈月〉·总序》，方杞的《人生禅·自序》，赵毅衡的《建立一种现代禅剧》，等等。
与基督教文化有关的代表性文论有：章太炎的《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演说辞》，陈独秀的《基督教与中国人》，周作人的《雨天的书·托尔斯泰的事》，庐隐的《或人的悲哀》，朱维之的《基督教与文学》，刘小枫的《拯救与逍遥》、《沉重的肉身》，刘铁的《忏悔是一种贞操》，杨戈的《救赎之路》，鲁西西的《你是我的诗歌》，北村的《我与文学的冲突》、《神格的获得与终极价值》、《神圣启示与良知的写作》，史铁生的《病隙碎笔》，施玮的《灵性文学丛书总序》，杜商的《更高意义的表达》，齐宏伟的《牛虻与蜜蜂：知识分子使命再思》，杨剑龙主编的《灵魂拯救与灵性文学》，等等。
还有一批研究《圣经》，考察基督教文化与西方文学关系的成果和刊物，也为现代汉语宗教诗学的建构，提供了史实支撑。梁工主编的《圣经与欧美作家作品》、《基督教文学》（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年），卜昭慈的《天路·天路：英国近代文学与基督教思想》（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年），王汉川、谭好哲主编的《基督教文化视野中的欧美文学》（北京：中国盲文出版社，年），刘建军的《基督教文化与西方文学传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年），梁工、程小娟编著的《圣经与文学》（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年），莫运平的《基督教文化与西方文学》（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年），陈召荣、李春霞编著的《基督教与西方文学》（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年），廖廉斌主编的《西方文学中的圣经故事》（北京：农村读物出版社，年），齐宏伟编的《目击道存：欧美文学与基督教文化》（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年），张欣的《耶稣作为明镜：二十世纪欧美耶稣小说》（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年），夏茵英的《基督教与西方文学》（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年），肖四新的《欧洲文学与基督教》（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年），等等。
这一长串名单，只见冰山一角。至于受到某种主义、学说影响，而具有世俗宗教性质的作家、作品、文论就更多了，它有时甚至是一个历史时期的“共相”。兹不一一列举。
上述丰富的文学史实，为现代汉语文学与宗教关系的研究，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和广阔的学术想象空间。而一批学者，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降，在此一领域的辛勤耕耘，又为现代汉语宗教诗学的建立，筑就了较为厚实的学术基础。
建立现代汉语宗教诗学，首要的学术基础是，对现代汉语文学与宗教的关系进行历史还原和梳理，对现代汉语文学作品和文论中的宗教因素进行诗学阐释，对现代汉语作家的宗教精神进行深入发掘。只有在这些学术准备大体上完成以后，关于现代汉语宗教诗学的理论建构才有可能有效进行。可喜的是，在这方面，尤其是关于三大宗教与现代汉语文学关系的研究方面，已出现了不少学术成果，有的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比如，LewisStewartRobinson的Double-edgedSword:Christianityand20thCenturyChineseFiction（HongKong:TaoFongShanEcumenicalCenter,，中译本见路易斯·罗宾逊：《两刃之剑：基督教与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傅光明等译，台北：业强出版社，年），马佳的《十字架下的徘徊：基督教宗教文化和中国现代文学》（上海：学林出版社，年），刘勇的《中国现代作家的宗教文化情结》（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年），杨剑龙的《旷野的呼声：中国现代作家与基督教文化》（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年）、《基督教文化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对“五四”时期一个角度的回溯与思考》（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基督教文化思潮》（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年）、《文学的绿洲：中国现代文学与基督教文化》（香港：学生福音团契出版社，年），王列耀的《基督教与中国现代文学》（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年）、《基督教文化与中国现代戏剧的悲剧意识》（上海：三联书店，年）、《宗教情结与华人文学》（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年），胡绍华的《中国现代文学与宗教文化》（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年），王本朝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基督教文化》（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年），宋剑华的《基督精神与曹禺戏剧》（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年），喻天舒的《五四文学思想主流与基督教文化》（北京：昆仑出版社，年），许正林的《中国现代文学与基督教》（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年），唐小林的《看不见的签名：现代汉语诗学与基督教》（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年），谭桂林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佛学》（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年），谭桂林、龚敏律的《中国当代文学与宗教文化》（长沙：岳麓书社，年），马丽蓉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伊斯兰文化》（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年），哈迎飞的《“五四”作家与佛教文化》（上海：三联书店，年），丛新强的《基督教文化与中国当代文学》（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年），斯洛伐克汉学家马利安·高利克的《影响、翻译与平行——〈圣经〉在中国》（MarianGalik,Influence,TranslationandParallels:SelectedStudiesontheBibleinChina,SanktAugustin,Germany,），刘丽霞的《中国基督教文学的历史存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年），齐宏伟的《文学·苦难·精神资源：百年中国文学与基督教生存观》（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年），季玢的《野地里的百合花：论新时期以来的中国基督教文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年），陈奇佳、宋晖的《被围观的十字架：基督教文化与中国当代大众文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年），区应毓、权陈、蒋有亮、董元静的《中国文学名家与基督教》（北京：九州出版社，年），郭晓霞的《五四女作家和圣经》（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年），等等。此外，还有一批相关的学术论文。这些学术专著和论文，在此一学术领域的筚路蓝缕之功，不可小觑。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谭桂林的《百年文学与宗教》一书（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年），从宗教价值理念与中国现代文学传统建构的角度，论述了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和其他区域宗教的价值理念，对于构建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的意义，已经具有了宗教诗学的意味。当然，如何在明确的宗教诗学观念的引领下，从现代汉语文学的整体视角，穿越事实描述或诗学阐释的层面，并将受到某种主义、学说影响而具有世俗宗教因素的文学现象，也纳入考察范围，建立系统的现代汉语诗学，还是一项长期的任务。
03建立现代汉语宗教诗学，具有充分的学理依据。
从宗教与文化的关系来看，宗教是文化的核心。何谓文化？泰勒认为：“文化或文明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具有的其他一切能力与习惯。”而在更为广泛的意义上，文化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它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个层面。一言以蔽之，文化是“与社会相关的一切表意行为的集合”。说宗教是文化的核心，一方面是说，在人类文化史上，宗教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就是整个文化系统，比如人类的原始社会和西方的中世纪。另一方面，在宗教世俗化以后的历史阶段，宗教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形式，渗透到了文化的方方面面，涵盖了社会心理、意识形态、行为方式、生活习俗，乃至单个的器物和整个的社会制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宗教与文化的问题是一个错综复杂而涉及范围很广的关系网，它把社会生活方式同被社会接受为生活的最高法则和个人与社会行为的最高准则的精神信仰和价值统一了起来”，宗教是历史的钥匙，更是文化的钥匙。
按理说，欧洲的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是一场较为彻底的反宗教运动，是把人从神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以世俗主义和自然主义为其主要特点，宗教应该被放逐到文化的边缘。但据当代著名的宗教哲学家道森研究，宗教仍然居于这个时代文化的核心地位，其突出的表现在于，宗教是人文主义兴起的基本文化动因。道森发现，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宗教并非一种抽象的意识形态，也不仅是一种古老的精神资源，而且是一种绵延历史的文化传统和潜移默化的文化习俗。”也许，我们在业已创造或力图创造的外在秩序中无法一目了然地找到宗教了，但是，在西方人变化了的心灵世界中，我们却可以察觉到它的存在。这种存在是如此的顽固，以致永远也不可能消除，除非全盘否定或彻底毁灭西方人本身。马克斯·韦伯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问题的研究，也证实了道森的结论。资本主义精神的特征是“理性化”，而理性化是一种科学精神，与被视为“神秘主义”的宗教精神是背道而驰的。但是，马克斯·韦伯通过其卓越的研究发现：“近代资本主义精神的一个基本要素，或者说，不仅是指近代资本主义精神而且包括整个近代文化精神的一个基本要素——以职业观为基础的理性行为，就是从基督教的禁欲主义精神中产生出来的。”
↑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代表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汤因比认为：“一种文明形态就是其宗教的表达方式”。也就是说，宗教是文化的核心还表现在，人类各大文化系统、文明形态，不仅有其深厚的宗教背景，而且是以宗教为特征彰显出来的。汤因比自己就把现存人类的文明社会形态划分为：西方基督教社会、东正教社会、伊斯兰教社会、印度小乘教社会和远东大乘教社会。美国当代著名的社会学家塞缪尔·亨廷顿在他引起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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