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辰菲刚满5个月。之所以取名“辰菲”，是因为得知她出生的那个凌晨，父亲曲江正执飞前往非洲埃博拉疫区的特殊航班。

　　飞行13架次、投入人次、总航程30万公里，去年8月至今年3月，中国东方航空班机屡赴几内亚、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送迎医疗队员、运输紧急物资。不畏航程漫长、不惧病毒恐慌，只为捎去中国的援助。

翻山越岭4万公里“青蛙跳”

“尊敬的医疗队员：你们好，欢迎乘坐中国东方航空！今天，你们肩负祖国与人民的重托，前往西非疫区抗击埃博拉疫情，我代表全体机组人员，代表东航人，对你们表示敬意与祝福。能够执飞本次航班，我们深感荣幸，并将竭诚为您服务！”

　　一段特殊的广播词，一群特殊的乘机人，一条特殊的航行线，一个特殊的目的地。遥远的塞拉利昂与利比里亚，是白衣天使的“未知战场”，也是凌云壮士的“飞行盲区”。

　　“罗伯茨机场、隆吉机场，第一次在飞行计划上看到这些名字，压根不知道是哪里。”客机副驾驶孙嘉俊回忆，31岁的他先后三次参与该项任务。别说是“80后”，即使是拥有超过30年飞行经验的老机长，对西非同样近乎空白——此前我国航空公司从未执飞到过该地。

　　陌生，而且复杂。与以往直飞目的地不同，有人将援非航班比喻为“青蛙跳”：从北京起飞，先经停莫斯科或巴黎，随后降至利比里亚首都蒙罗维亚，然后飞往塞拉利昂首都弗里敦，返程时再在经停点完成补给，最后回到北京。

　　地中海畔的星座小镇、撒哈拉的广袤沙漠、西非海岸线的碧浪金沙……飞越18个国家、全程4万公里，舷窗外的景致令人惊艳，驾驶室内飞行员全神贯注。沙漠上空信号时有时无，他们需要密切联系空域管制，甚至通过其他飞机转报方位；降落机场设施简陋，仅有的一条跑道没有雷达和照明，他们只能根据身着反光衣、手持荧光棒的地面人员判断方位。

　　忙碌的还有客舱乘务。不仅增加服务次数，而且考虑到疫区生活条件恶劣，乘务员在保证回程基本需要后，将矿泉水、餐食、毛巾、卫生纸等都送给了下机的医护人员。“安全抵达，我们的使命告一段落，而他们的使命才刚开始！”

援非医疗队员登机赶赴疫区

义无反顾 　　兑现两月前的约定

“亲爱的，我刚接到紧急任务，明天执行援非抗疫特殊航班，去三天就回来。会有专家培训防护知识，不用担心我，家里要你多照顾了。”

　　“怎么又是你去？儿子要考试，妈刚医院，我也得飞航班，这怎么办啊？”

　　“上次我答应医疗队员会亲自接他们回家。克服克服吧，爸妈那里暂时不要说，免得他们担心。”

　　这段对话，发生在客舱经理曲元与妻子袁峥之间。在去年9月17日东航首次客运任务时，曲元就陪伴62名中国医疗队员驰援塞拉利昂，11月14日，新一批名医疗队员奔赴西非疫区。不过，这趟航程还有一项新的责任，将两个月前运送的医学专家接返回国。

　　往返载客，不仅意味着更长的服务时间，而且暗含更高的感染风险。但是，一想起与医疗队员曾经的约定，曲元没有丝毫犹豫。

　　主动请缨的，还有女乘务员陈颖。由于时间长强度大，首批援非航班中乘务员多是男性，得知医疗队员中有不少女性，第二批次航班她立刻报名。“起初父母反对，就做他们思想工作，我从事乘务工作13年了，很珍惜像这样的特殊机会。”

　　最两难的，还是副驾驶曲江。就在出发前一天，妻子比预产期提前半个月破水住进待产室。即将出生的孩子和援非包机的任务，无论怎样取舍，都将留下遗憾。

　　他选择执行任务。14日傍晚，询问完妻子的待产情况后，他关闭手机开始航前准备；15日凌晨，通过飞机卫星电话，他得知妻子顺利分娩一名女婴，母女平安。或许真是缘分，孩子降生在14日晚间9时50分——就在一分钟前，援非包机离地起飞。

　　“没能第一时间看到孩子，不会遗憾吗？”喜讯为机舱平添欢乐。祝贺之余，陈颖忍不住问曲江。

　　“不牵挂是假的，不遗憾也是假的，但是任务第一，谁让我们选择这个职业呢！”曲江把小辰菲视作上天给他的礼物，相信她长大后能够理解自己的选择。虽然，他没能亲手迎接女儿，但此行不也正是代别人的父母妻儿，迎接他们的亲人回家吗？

副驾驶孙嘉俊正为绕机检查做准备

舍己为人 　　50小时“空中马拉松”

往返时间长、搭载乘客多，11月的航班安排两套机组人员：一组负责从北京飞至莫斯科的航程，随后下机休息等待，由另一组往返莫斯科与西非疫区，待到回程再次经停时，第一组重新登机接替工作直至降落北京。

　　“与之前所说不同，返程医疗队员刚结束救援任务，还没来得及观察隔离，仍是可能感染埃博拉的高危群体！”方离开莫斯科，突如其来的消息让机组意外，“因此我们临时决定，第一组不再登机接替，而是由我们完成后续全程，将风险降至最低！”

　　出发前，航卫部门就邀请防疫专家，对飞行涉及的20余个环节制定“防疫航规”：哪些情况需要穿戴防护服、如何安排客舱座位、是否在经停点卸载垃圾……并为机组成员配备了防护服、口罩、手套、消毒液等。

　　但是，当医疗队员登上飞机，乘务组立刻意识到，戴口罩和手套是多么不合时宜啊！“专家们已经离家两个月了，我们是他们见到的第一批同胞与亲人，要是戴着口罩，感觉心的距离被拉得很远！”曲元感叹，防疫培训时强调埃博拉不会通过空气直接传播，眼前又是为他人安危赴汤蹈火的医务人员，自己还犹豫什么呢？

　　“曲元？真的是你啊！”在塞拉利昂，看着熟悉的笑容，有人在登机的第一时间就认出他，激动万分：“你真是说到做到，兑现了两个月前的承诺，遵守了我们的约定！”

　　返程的20个小时，曲元几乎没有合眼。为降低来自疫区的病毒风险，飞机在塞拉利昂停场时只加油，不上餐食与水。虽然去程在莫斯科，乘务组就将餐食配足、水箱加满，但回程还是免不了供应紧张。大家互相沟通勉励，不仅顶着饥渴减少用餐和饮水，而且贡献出配给机组的干点与水果。

　　“上了东航的飞机，感觉就像踏上祖国的土地。”至今，东航共运送援非医疗队员人次，接回前期抗疫人员名，这些发自肺腑的赞叹，无疑是对机组最好的肯定。

客舱经理曲元正送别医疗队员下机

争分夺秒 　　一天获7国许可

当医疗队员与机组成员在北京机场整装待发时，相距公里的上海东航运控中心，正陷于紧张与焦灼。

　　当晚7时，距离客机起飞仅2小时，西班牙的飞越许可还未获批！按照国际规定，对航程经过的每个国家，没有许可就意味着不能飞越！

　　为什么会如此紧迫？原来，就在11月13日夜间，东航运控中心刚收到来自欧洲控制中心的临时通知，由于法国境内航线变更，之前已规划的航路不能使用。虽然只是短短30海里的变更，但从莫斯科至非洲的航线要全线调整。

　　当时，离航班起飞已不足24个小时！对于正常航班，改航尤其是改变飞越国，也是棘手难题，更何况是复杂的特殊任务。航务管理部一边继续协调空管请求通融，一边筹划应急方案重新设计航路，确定变化的飞越国——白俄罗斯、波兰、捷克、奥地利、意大利、法国、西班牙，立刻递交所有飞越许可申请！

　　与时间赛跑，一点也不为过。“当时已是晚上11时，国内外交部已经下班，我们只能自行联络各国大使馆、民航局。”提起当时的紧张局面，运控中心航务管理部总经理施进喜记忆犹新。

　　电子邮件、电话、传真、电报，他们尝试各种可能途径。然而，其中多数国家处于零时区至东二区，还涉及时差问题。于是通宵达旦，赶在凌晨2时将所有申请发出。

　　14日下午，欧洲各国民航局陆续上班。至当晚6时，奥地利、波兰、意大利、法国、白俄罗斯、捷克等国相继批复，只差一个！然而，无论是西班牙民航局，还是中国驻西班牙大使馆，均无人应答，眼看时间一分一秒，每个人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不要因为一个国家，延误整趟航程！尽快联系西班牙，快快快！”电话这头，“90后”男孩丁骅一改平日腼腆，向外交部“请求支援”。

　　晚7时，外交部回复已通过专线与西班牙大使馆取得联系；7时40分，西班牙大使馆致电告知航班飞越批复号；15分钟后，传真机送来西班牙民航局的飞越许可：所有申请终于全部获批！

抵达疫区后机务人员检查飞机情况

抽丝剥茧 　　一周设计高难度航路

“哪段航程可能明显颠簸、哪个机场能够用作备降、哪些情况尤其需要注意……起飞前，我们拿到一本超厚的‘书’，这是为此次援非特制的‘航行手册’。”孙嘉俊坦言，充足的准备是保障飞行的关键。

　　而这本“书”的编制者，来自运控中心飞行情报部，从接到任务到航班起飞，航路规划、性能分析、载量评估，他们仅用一周时间，完成这个“不可能的任务”。

　　尤其是航路规划。摊开国际航图，带箭头的黑线交织密布，穿插代表危险限制区的红框，让人眼花缭乱。“航图就好比空中的高速公路图，规划一条航路，就是从错综复杂的网络中，抽丝剥茧走出一条最高效、最安全的道路。”

　　规划一条复杂的国内航线，一周时间都显得捉襟见肘，更何况是援非特殊航线：距离长、地形杂，限制多，面临各种问题。

　　“从中国起始，设计一条航路去西非，最直接的是向西飞行，但会遇到很多问题。”29岁的飞行情报员胡东一介绍，首先会遭遇青藏高原喜马拉雅山脉，随后在穿越西亚地区时将触及以色列、也门、黎巴嫩等局势不稳定的国家，最后还需要穿过整个非洲，遭遇“飞行盲区”。

　　平衡经济性能与安全系数后，一条经停欧洲的中非航路诞生！“从欧洲向南抵达非洲，不仅飞行条件良好，而且减少在非洲的飞越国。”

　　经停站是否有宵禁，机场保障能力如何，逐一细化。航班起飞后，运控中心还对飞行状态、目的地天气、沿途航行通告等持续监控，确保“空中高速公路”安全与通畅。

胡东一与丁骅正对照航图与地球仪研究航路

责无旁贷 　　38℃高温下的坚守

“今年3月，因为护照过期，我没能跟班接回1月送去的医疗队员，太可惜了！”张奇满脸遗憾，他是东航地面服务部一员，多次担任紧急任务的载重平衡员。

　　顾名思义，他们在航程中监控载重数据、保持飞机平衡。不过，特殊航班人员紧张，工作的外延可就不只这些。协调行李和物资，安排人员值机、指导当地装卸，他们身兼多职。

　　落后的西非地区，配套设施几乎为零，没有拖车叉车等驳运设备，没有能力卸下整块集装板物资，甚至没有人能说出上载行李的准确重量，平衡员们只能“各显神通”。

　　抵达疫区后，平衡员总是最早下机、最晚登机，与当地人的接触时间也最长，在38℃的高温下一站就是两个小时。张奇带了两套崭新的制服衬衫，“一套是工作时穿，还有那套是以防万一，留到被隔离时穿。但等我完成工作，准备登机时，发现身上这套已经不能穿，袖口、领子、胸口全部被汗染黑。”

　　“你没有穿防护服吗？”

　　“一方面是太热穿不上，另一方面是刻意不想穿。”张奇解释，正因为载重平衡员与当地人接触密切，所以更代表国家形象，“穿上防护服与人交流，难免给人产生抵触嫌弃、居高临下的感觉，这与我们此行目的相违背。”

　　他将疑惑向同行的医疗队员诉说，得知他们下机时只戴口罩与手套时，便决定也不穿防护服。“我是中国人，我的任务就是陪伴医疗队。驰援非洲，是国家对东航的信任，家长在外拍胸脯说这事儿我来，我们不可能躲在后面。未来，哪怕有一天把我派到更危险的地方，一样责无旁贷。”

　　看着医疗队员乘上卡车，慢慢消失在道路尽头，张奇心中不舍与敬佩油然而生：“这一刻，他们真是最可爱的人。”

　　当飞机逐渐驶离塞拉利昂，漆黑的非洲大地看不清一草一木，不远处却有零星亮光。在东航机组的很多人眼中，这就像是医疗队员用他们的大爱，在非洲燃起的希望。

装卸平衡员张奇与西非机场地面人员沟通装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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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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