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国际关系》

年第5期

《非洲政治多元化趋势探析》

黎文涛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非洲研究所副所长

内容摘要

近些年来，非洲政治生态发展呈现新的特征和趋势。西式政体形式与本土政治传承之间的碰撞、磨合是非洲政治发展的一条主线，非洲国家通过自我调适和改良，推动两者之间的融合，缓解了非洲政治中的一些痼疾，多党选举、政党政治以及军政关系均出现积极变化。但是，西式政体和本土政治文化的结构性矛盾短期内难以消除。同时，随着政治和经济社会的加速转型，非洲多国出现“第三任期”问题以及大规模的社会运动，对其政治稳定造成冲击。非洲政治转型的影响也在逐步显现，并在改变、重塑非洲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中国是非洲最重要的域外合作伙伴之一，非洲政治转型的内生性和自主性要求中非关系与时俱进，为中非关系的深化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

冷战结束以来，非洲国家政治进入新的转型期，外来的西式政体与本土政治传承之间的碰撞、磨合是非洲政治发展的主线。当前，多党民主制已在非洲全面落地，但非洲政治发展态势并不是线性的，更非单一的，更多国家积极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政治发展之路，融入了更多的非洲元素。近些年来，非洲国家与地区组织加强了自我政策调整和机制建设的实践，长期困扰非洲政治生态的一些老问题有所缓解，但亦涌现出不少新问题。非洲政治生态如此诸多的变化对外部的影响逐步显现，也不可避免地牵动着中国与非洲的关系。

非洲政治转型的多元化趋势

当今，多党民主政体的制度性安排是非洲政治的共性，长期以来，这种西式外来制度与非洲传统政治文化不断碰撞，成为影响非洲国家经济发展和安定团结的结构性因素，这种结构性矛盾成为影响非洲政治的“阿喀琉斯之踵”，也进而衍生了外界对非洲政治转型消极与悲观的论调。近些年的实践表明，非洲国家虽然有相似的制度外衣，但政治发展呈现出复杂和多元的态势，54个非洲国家的政治发展路径并未“模式化”或“单一化”，更重要的是非洲国家政治上在努力自我调适与改革，既推进外来制度与本土政治的交融，尽可能地减少和抑制内外政治文化的矛盾、冲突，着力提升两者的互补性，又积极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政治理念和治理模式，强调对世界不同政治发展路径的综合性学习与借鉴，因而推动非洲政治在选举政治、政党政治、军政关系、国家治理模式等方面向稳改革和发展。

（一）非洲国家的选举政治趋于理性。目前，非洲54个国家里52国实行了多党选举制。在非洲国家普遍实行多党民选制度的背景下，选举政治的成熟度是衡量非洲政治生态的核心指标之一。长期以来，在传统部族政治影响下，因选举引发的部族冲突和社会动荡是冲击非洲政治与安全稳定的痼疾，非洲一度被贴上了“逢选必乱”或“逢选易乱”标签。近些年来，非洲的选举政治发生积极变化，因选举引发的部族冲突和社会动荡大幅下降。~年，非洲国家的总统和议会大选共有67场，基本上都实现了平稳过渡，仅年布隆迪、年加蓬等少数几场选举引发了一定规模的社会动荡。值得注意的是，除南非外，非洲的地区大国尼日利亚、肯尼亚、刚果（金）都曾是部族政治和“逢选易乱”的典型国家。近些年，这些地区大国的选举暴力问题明显减弱，尼日利亚年和年两次总统大选都平稳过渡；年肯尼亚出现了非洲首例司法机构推翻大选结果的情况，虽然几番折腾且令国际社会担忧会因此爆发冲突，但仍保持总体稳定；年，在各方斡旋下和政治磋商后，刚果（金）也实现了其历史上第一次国家权力的和平更迭。可见，非洲“逢选必乱”或“逢选易乱”的说法开始被打破。冷战结束后30年来，非洲多数国家经历了4~6次选举，多次的制度化实践不断重塑着非洲政治生态和社会认知，非洲政客、精英、民众对选举政治的态度变得更加理性，而非盟、地区组织以及国际社会对非洲选举政治已建章立制。非洲社会在此过程中对选举暴力的集体排斥心理日益成型，人心思稳渐成主流。从总体上看，在外来制度与本土政治的交融过程中，非洲国家并没有停滞在水土不服阶段，而是努力减少和抑制两种政治文化融合中的矛盾和冲突，提升两者的互补性，寻求非洲政治良性发展路径。

（二）非洲政党政治朝着多元和成熟的方向发展。近些年来，非洲的政党政治稳定发展，呈现出明显的非洲特色。一是多元化态势。据不完全统计，非洲国家政党在20世纪80年代末只有约个，90年代中期增至多个，当前仅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就有个左右,在一轮又一轮的政治分化、组合中，非洲国家政党大体形成了“一党独大型”、“朝野势均力敌型”以及“碎片化型”等几种类型。“一党独大型”以东非和南部非洲国家为主，这些国家执政党多由革命党转型而形成，执政根基较为扎实，其中不少政党信奉“枪杆子出政权”或强人政治，如在南非、纳米比亚、莫桑比克、安哥拉、卢旺达等国；“朝野势均力敌型”受西方民主化影响较深，政党间的政治竞争较为激烈，不少政党还具有部族政治色彩，如在尼日利亚、肯尼亚、加纳、塞拉利昂等国；“碎片化型”则指多个党组成执政联盟，没有强力的执政党，以致国家不时出现政治危机，如战乱和政权垮台，政党的碎片化结构反映的是国家权力的碎片化，如在莱索托、刚果（金）、利比亚、中非共和国等国。

二是政党现代化建设加强，“部族政党”逐步改造成“国家型政党”。部族政治是长期困扰非洲政党政治的痼疾，不少非洲国家的党派是建立在部族基础之上，政党政治因此曾时常沦为部族间权力竞争的工具。近些年来，非洲多国都明令禁止政党在宣传时涉及部族问题，之前部族色彩较强的一些政党在选举中也很少再公开拿部族问题做文章，并且努力推动其政党从部族性政党向包容性政党转型，从部族、宗教和地域层面提升党员结构的多元化。以肯尼亚为例，部族政治长期影响肯政治生态，年大选曾引发大规模部族冲突，至此之后，肯尼亚全国痛定思痛，加之国际社会监督，年和年大选中，虽然执政党和反对党都带有部族化特征，但竞选领导人不再拿“部族问题”说事。尼日利亚是部族矛盾最尖锐的非洲国家之一，但尼主要政党正逐步打破部族和地域界限，朝着“包容性”和“全国性”政党转型，尼总统布哈里在竞选期间，就把三个部族与区域化鲜明的政党撮合成当前的“全体进步大会党”，使该党更能体现尼国家整体利益。

三是政党革新意识增强，运作和决策机制建设趋向民主化、科学化。非洲政党政治起步晚，并掺杂了当地传统政治中的威权思想和家族观念，“强人压过政党”和“家族党”的现象在不少地方存在了很长一段时期，严重干扰了政党机制化的运作和健康发展，导致政党作用的不断退化。同时，非洲不少老党、大党尚未适应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角色转换，党的思想和组织建设滞后，自我认知与社会认知的差异拉大，党内分裂、思想涣散和人才青黄不接的现象突出。面对上述挑战，不少非洲政党开始自我革新和纠偏，强化党的领导，强调“以党领政”。例如，南非祖马总统的“私宅案”、“古普塔家族案”等丑闻严重影响到执政党非洲人国民大会（“非国大”）的形象，致使其支持率屡创新低。“非国大”为确保执政地位，年2月通过党的集体决策把祖马从总统职位上“召回”，推举形象和声望俱佳的拉马福萨为新领导人。安哥拉被认为是腐败问题严重的非洲国家之一。年，在安哥拉掌权38年的多斯桑托斯让出总统宝座，外界普遍认为，这是缘于执政党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内部的高度共识，而新总统洛伦索在党内的支持下，大力实施反腐，重点是对多斯桑托斯家族把控的石油和金融部门开刀，此举也是向安哥拉国民表明态度，即国家和政党不是为某个人或家族服务。

（三）非洲国家军政关系逐渐正常化。军政关系长期以来一直是非洲国家政治发展的关键影响因素，在长达5个世纪的殖民统治下，非洲国家政权的现代化建设滞后，不成熟的政府文官体系根本不足以对整个国家实施有效的管理，而军队则成为管控国家、维护社会稳定的主要力量，军人阶层由此逐步演化成了一种特殊利益集团，其行为已不单单限于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而是全面介入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军人干政现象屡屡出现。近些年来，随着非洲政治安全形势的变化，非洲国家的军政关系逐渐转向。在近10多年里，非洲的安全形势明显好转，战乱与冲突的频次、烈度下降，军人在非洲国家政治中的作用和影响力下降。同时，非洲联盟和非洲次区域组织在减少或消除解决军人干政的问题上不断发力，近年来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在非洲国家的一致支持下，被赋予较大权力，可对非洲政变、冲突和战乱采取强制维和行动，尤其对“非宪法的方式来变更政府的行为”采取零容忍的态度；在非盟的引领下，非洲次区域组织如西非经济共同体、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等都坚决执行相关政策，对通过军事政变上台的政权采取不承认政策，取消政变国的成员资格。在此推动下，过去长期困扰非洲政治发展的军人干政和军事政变问题目前已经明显消解（参见表1）。非洲国家政变发生频次目前降到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年基本没有发生过成功的军事政变。这标志着长期困扰非洲国家的军政关系逐步正常化，是非洲安全局势中的重大利好动向。

表1非洲政变情况

（四）非洲政治理念突出“内生性发展”。从历史看，外部的影响和干预深刻影响了非洲国家的政治生态。殖民时期欧洲宗主国把“现代国家”的概念和实践引入非洲，冷战时期美国和苏联让非洲国家进行政治体制选择，冷战结束后欧美则在非洲强推西式民主。因此，非洲国家对于探索符合自身政治经济社会实际的非洲发展道路怀有强烈意愿。进入21世纪后，随着非洲经济的发展和国力的提升，非洲国家加快了政治自主实践的步伐。在面对传统和现代的政治理念、东方和西方的政治模式，非洲在学习中扬弃，以便在治国理政中契合和彰显非洲元素。迄今，非洲国家鲜有建立起完善的国家制度和政府治理模式，尤其是与亚洲国家近几十年的巨大发展相比更显治理能力的缺失。近些年来，非洲不少领导人和精英对长期影响非洲的一些治理理念进行了深刻反思。一是对以“华盛顿共识”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反思，逐步认识到“有为政府”的重要性、政府不能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消极退出。二是对传统计划体制的反思和调整。冷战期间，不少非洲国家有过社会主义实践，但未得要领，多是照搬苏联模式，没有和本国国情相结合，平均主义、指令性经济和外资剥削论的思想遗留至今。在当今全球化和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这些非洲国家逐步认识到其消极影响，进而加大改革力度，盘活体制机制，以适应新的形势需要。三是对萨米尔·阿明等人的“依附论”和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提出修正，认识到这类理念忽略了非洲自身的能动性，把失败多归结于外部因素或历史因素，带有“宿命论”的观点。在此基础上，非洲“内生性发展”和“发展型国家”的政治理念脱胎而出并受到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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