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的柏林，希特勒已经上台，纳粹势力日益猖獗，历史的不幸正缓缓拉开序幕。在这样的年代里，伊舍伍德前往柏林，他像一部“快门常开的相机”，记录下了希特勒在德国的兴起和笼罩在纳粹阴影下的德国人恐惧、压抑、疯狂和病态的生活。

《别了，柏林》节选

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

孙法理译

柏林日记

一九三〇年秋

从我的窗户看出去，是一条庄严而幽深的大街，几家地窖商店灯光日夜长明。带阳台的建筑物有点头重脚轻，在它们门面的阴影下，有卷轴与纹章图案雕刻在肮脏的水泥门面之上。整个地区都是这样，一条街接一条街，每栋房屋都像个破败的有重大意义的保险箱，塞满了失去光辉的贵重物品和从破产后的中产阶级家里弄来的二手家具。

我是一部快门常开的相机，不假思索地消极地拍摄着，拍下了对面窗户里刮胡子的男人，也拍下了穿着睡衣洗头的女人。这一切有一天都是会冲洗出来，细心印好，配上相框的。

晚上八点，满街的门就关上了。孩子们吃晚饭了。商店也关了。街角小旅馆悬在夜钟上的灯光招牌却亮了，你可以去那里租钟点房。口哨声随即就会响起，小伙子在呼唤姑娘。他们站在下面的寒气里，对楼上亮着灯的温暖的房间吹着口哨—房里的床已经放下，准备过夜了，小伙子们想进去。他们的口哨在空洞深邃的街道上回响。挑逗、亲昵，却也悲凉。因为这口哨声，我很不乐意在这里过夜，因为它让我想起自己远离故土，只身住在异国。有时我也决心不理会这闲愁，拿起书来想读，但是召唤声又进来了，那么刺耳，那么坚持，深情得叫人绝望。我终于只好站起身来，从软百叶窗的缝隙望出去，想确定他呼唤的并不是我—虽然分明知道不可能是我。

我这房子生好炉子关上窗户就有一种特殊的气味，是熏香和陈面包的混合气味，也不是很难闻。高大的火炉贴有色泽鲜明的彩砖，像个祭坛。盥洗槽像座哥特式神龛。柜橱也是哥特式的，镶有教堂式的雕刻橱窗，彩色玻璃画面是俾斯麦与普鲁士国王的会晤。我最好的椅子是有资格作主教宝座的。屋角还有中世纪长戟的仿制品，三根拴在一起作帽架用，是从巡回剧团里弄来的道具么？施罗德小姐每过一段时间就要拧下矛头擦洗。矛头很沉重，很锋利，是真可以杀死人的。

屋里的一切都如此，不必要的结实，不正常的沉重，不安全的锋利。这儿，在这张书桌上，我也面对着一大堆金属用品：一对金属蜡台，像两条蛇绞在一起；一个烟灰缸，里面伸出个鳄鱼脑袋；一把裁纸刀，是佛罗伦萨匕首的复制品；还有一个黄铜海豚，尾巴上翘起一个破败的小时钟。这些东西以后会怎么变？它们怎样才会毁坏？说不定会千百年不朽呢。人们有可能把它们送到博物馆珍藏，也有可能遇见战争把它们熔铸成枪炮。施罗德小姐每天早晨都要把它们小心翼翼地放到固定的地方，让它们站在那里。它们仿佛就是她的宣言，她对资本、社会、宗教和性问题永不妥协的宣言。

她整天在这套昏暗的大房里悄悄地转悠。她无影无踪，但是警惕地在一间间的房里蹒跚着，趿拉着毡拖鞋，穿着有花的晨袍—那袍子用别针很巧妙地别着，不露丝毫内裙或胸衣。她挥动着掸子东瞧瞧，西瞅瞅，把她那短而尖的鼻子伸进柜橱和房客的行李里。她有一双总在探索的明亮的黑眼睛，还有一头她引以为骄傲的漂亮的棕色卷发。她一定是五十五岁左右了吧。

很久以前，也就是在大战开始和通货膨胀之前，她的生活原是比较富裕的。暑天她要去波罗的海度假，家务事全由女用人做。而近三十年她却一直住在这里，拿房屋出租。她是因为喜欢有人做伴才拿房屋出租的。

“‘莉娜，’我的朋友常对我说，‘你怎么能这样？怎么能让陌生人住到你的屋子里来，损坏你的家具呢？何况你的钱已经够你独立生活了。’我总是给她们同样的回答：‘我的房客不是房客，’我常说，‘而是客人。’”

“你看，伊塞伍(Issyvoo，施罗德小姐是德国人，伊舍伍德先生（Isherwood）是英国口音。施罗德小姐说不清英语，误读成了伊塞伍。)先生，以前我对想住进来的人很挑剔，我可以选择，只接纳社会背景好、受过良好教育的上等人、正派人，像你这样的，伊塞伍先生。我接受过一位男爵、一位上尉、一位教授。他们常常给我礼物。干邑白兰地、巧克力，或是鲜花。他们里头但凡有人去度假，是一定会给我寄明信片的。可能是伦敦，可能是巴黎，也可能是巴登巴登，那时我常常收到很精美的明信片……”

可是现在呢，施罗德小姐甚至连自己的房间都没有了。她只好住在小客厅里，在屏风背后断了弹簧的小沙发上睡觉。而跟柏林许多的老式套房一样，我们这小客厅连接着套房的前半和后半。前半的房客要去浴室，非得穿过这小客厅不可，因此施罗德小姐晚上常常受到打扰。“但是我马上又睡着了，干扰倒也不大，我太疲倦。”家务事都是由她亲自做的，占去了她大部分的白天时间。“如果二十年前有人叫我自己擦地板，我是会扇他耳光的。但是，你非得习惯不可，而一切都是可以习惯的。嗨，我还记得我宁可砍掉自己的右手也不愿腾出房间的时候……可是现在呢……”施罗德小姐一边说一边表演，“我的天呀，对我说来腾个房间并不比泼掉一杯茶困难！”

她喜欢向我指出住过这屋的房客所留下的印痕和污迹。

“对，伊塞伍先生，这儿就是能让我一个个地回忆起他们的东西……你看看这儿这地毯，不知送洗衣店洗过多少回了，总是洗不掉。那是内斯克先生在生日宴会后呕吐的地方。真不知他吃了什么怪东西，弄得那么乱七八糟？他是到柏林来读书的，你知道。他的父母在勃兰登堡州，是个第一流的家庭，我保证！有一罐一罐的银子！他爸是外科医生，当然希望儿子走他的路……多么可爱的小青年！‘内斯克先生，’我常对他说，‘不怕你见怪，你真该多用点功了，你那脑子是多聪明呀！想想你爸爸妈妈吧！他们给你那么多钱，你就那么胡乱花掉了，真是说不过去的。哪怕让它掉进施普雷河(Spree，柏林城边的河，最早的柏林城就是沿此河边而建的。)也好一些，毕竟还能听见水响嘛。’我对他就像妈妈一样。他非常没有脑筋，每一回手上没钱了就径直跑来找我，‘施罗德阿姨，’他总说，‘你别生气……我昨儿晚上玩牌，把这个月的钱全输光了。我不敢告诉爸爸……’然后他就瞪着大眼睛望着我。我明白他的心思，那个调皮鬼！我狠不下心来拒绝，于是坐下来给他妈妈写信，求她就原谅他那一回，再给他寄点钱来。他妈妈也总是……当然，我是女人，我懂得怎样打动妈妈的感情，虽然我一个孩子也没有……你在笑什么呀，伊塞伍先生？对对对！犯错误的事总是会有的，你知道！

“那就是上尉先生老是打泼咖啡的地方，泼在这儿的壁纸上—他常跟未婚妻一起往长沙发上坐。‘上尉先生，’我总对他讲，‘请原谅我这话，喝咖啡请务必坐到桌子边去，别的事喝完再办，时间有的是……’可是不行，他偏偏要往长沙发上坐。然后一动感情就打泼了咖啡，十拿九稳……那么漂亮的一位先生！他妈妈和姐姐有时来看我们—他们喜欢上柏林来。‘施罗德小姐，’她们常对我讲，‘你就不知道自己有多幸运呢，住在了这地方，正在中心地带。我们都成了乡下佬了，真羡慕你呀！现在，你给我们谈谈宫廷里的最新丑闻吧！’当然，她们只是开开玩笑而已。他们住在哈茨山，离哈尔伯施塔特不远，有一套最精美的房屋，常给我看那屋的照片。一个十全十美的梦啊！

“你看见地毯上那墨迹了么？科赫教授老喜欢在那里晃自来水笔。我对他说了一百遍，最后甚至在他椅子边铺上了吸墨纸，可他总那么满不在乎……多么可爱的老先生！那么单纯，我非常喜欢他。我给他补了衬衫或织了袜子，他就会含着眼泪向我道谢。他也很喜欢逗乐儿，有时候听见我来了，就急忙关掉灯，躲到门背后，然后像狮子一样对我咆哮，想要吓唬我。简直就像个小娃娃……”

施罗德小姐可以这样讲下去，一讲几个钟头，没有重复。我听了她一会儿就会发现自己陷入一种奇怪的沮丧情绪，像是走了神儿，感到一种深沉的忧郁。现在那些房客都到哪里去了呢？十年以后我自己又会到哪里去了呢，我自己？肯定不会在这儿了。要到达那遥远的日子我还得渡过多少海？走过多少国境线？我得步行、骑马、开车、骑自行车、坐飞机、坐轮船、坐火车、乘电梯、乘自动扶梯、坐电车走多远？那一场遥远的旅行需要多少钱？在路上我还得一顿顿疲劳地吃掉多少东西？穿坏多少鞋？吸掉多少烟？喝掉多少茶、多少啤酒？那远景是多么枯燥可怕呀！而且，我还得死……突然，一种模糊的恐惧造成的阵痛攫住了我的肚肠，我只好告罪，往厕所里跑。

她听说我学过医，就向我说些体己的话：她因为胸脯太大而很觉得累赘。她有心悸的毛病，她深信那是心脏受到过大的压力造成的。她不知道是不是该开刀。她的朋友有人建议她开，也有人反对。

“天呀，成天那么腆着，多么沉重呀！你再想想看，伊塞伍先生，我原来可是个细高个儿，跟你一样呢！”

“你当年怕有不少人喜欢吧，施罗德小姐。”

对，喜欢她的人有好几十，但是男朋友只有一个，是个结了婚的人，跟他妻子不住在一起，他妻子却不愿跟他离婚。

“我们在一起过了十一年，然后他就害肺炎死掉了。我有时半夜冷醒了，真希望他就在那里。一个人睡觉，从来就似乎暖和不起来。”

这一套房里还住了另外四个房客。我隔壁的大前屋住的是柯丝特小姐。对面那间可以俯瞰院子的房里住的是美尔小姐。小客厅背后那一间住的是波比。波比的房后面，从浴室过去的楼梯顶上，有个小亭子间，由于某种深奥的理由，施罗德小姐把它叫作“瑞典式亭子间”。她把那屋租给了一个行商，月租二十马克。那人整天不在家，晚上也往往不回来。星期天早晨我常在厨房里碰见他，穿着长裤和背心拖着脚走路，道着歉找火柴。

波比在西区一家叫作“三套车”的酒吧里做调酒师，我不知道他的真姓名。他用这个名字是因为英国姓名目前在柏林的风流妇女界很走红。他是个衣着漂亮的青年，面色苍白，带点忧郁，一头油光可鉴的薄薄的黑发。他下午一两点起床，然后就穿着衬衫、戴了发网在屋里走来走去。

施罗德小姐跟波比很亲密，他挠她痒痒，还拍她屁股，她用煎锅或洗碗刷敲他的脑袋。我第一次撞见他俩打来打去时，他俩还相当尴尬，现在他俩已把我的在场看作理所当然了。

柯丝特小姐是个金发白肤的姑娘，面色红润，傻呵呵的蓝色大眼睛。我们穿着浴衣进出浴室时碰见，她总羞怯地回避我的目光。她微胖，但是身材不错。

有一天我直接问起施罗德小姐：柯丝特小姐干的是哪一行？

“干哪一行？哈哈，太好了！这话绝妙！啊，对，她干的是很好的一行，像这样……”

她摆出非常滑稽的样子，两个指头小心地捻着个掸子，在厨房里扭扭捏捏，像鸭子一样走到门口再转过身来，像挥舞丝巾一样舞着掸子，对我模拟地亲亲手，飞了个吻。

“没有错，伊塞伍先生，她们就是这么做的！”

“我还是不大明白，施罗德小姐，你是说她靠走钢丝过日子么？”

“嘻，嘻，嘻！真是太对了，伊塞伍先生！对，你说得很对，就是这一行！她靠在大街上干这一行过日子。你用这话说她恰到好处！”

随后的一天晚上，我在楼梯上遇见柯丝特小姐跟一个日本人走在一起。后来施罗德小姐就向我解释，说那人是她最好的一个顾客。她问过柯丝特小姐，在他俩没有上床时，时间是怎么打发的，因为那日本人几乎不会说德语。

“啊，是这样，”柯丝特小姐说，“我们一起听留声唱片，你知道，还吃巧克力，然后就笑。我们常常笑，他很喜欢笑……”

施罗德小姐确实很喜欢柯丝特小姐。她肯定没有从道德的角度反对过她的职业。不过，在柯丝特小姐碰破了茶壶嘴，或是到小客厅打电话而没在石板上划叉时，她就要生她的气了。那时她总会说：

“说白了，你还能希望她是什么别的角色呢？就是那样的女人嘛，下贱的破鞋。嗨，伊塞伍先生，她原来干啥你知道么？女用人！后来跟老板搞到一起，到了某个好日子，发现自己出情况了……小麻烦搞掉之后就只好乖乖走人……”

施罗德小姐向我谦恭地保证：美尔小姐是音乐厅一个约德尔调(Jodlerin，德语，一种流行于瑞士和奥地利的民歌唱法，唱时真假嗓陡然互换。)歌手，是全德国唱得最好的。施罗德小姐并不完全喜欢美尔小姐，但对她总是肃然起敬。美尔小姐的下巴像斗牛犬，胳臂肥壮，头发的颜色像麻绳，而且很粗。她说巴伐利亚土话，带着张狂的强调口气。在家时她就像战马一样坐在小客厅的桌子边，帮施罗德小姐摆牌。她俩都很会算命，都认为要是不先算个命，一天的日子怎么开头就连梦也梦不出来。她俩现在主要想知道的是：美尔小姐什么时候才会有人请去唱歌，对这个问题施罗德小姐跟美尔小姐同样关心，因为美尔小姐已经拖欠了房租。

天气好的时候，默茨街街角会有个人站在一个便携式帆布货摊旁边。那人眼睛鼓突，衣衫褴褛。他的货摊四面挂着星相图和感到满意的顾客的签名推荐信。施罗德小姐只要省得出算命的钱，就要去咨询他。事实上那人在她生活里扮演着一个重要角色。而她对他的态度则是甜言蜜语与武力威胁相结合。她说，如果他答应她的好事应验了，她就要亲他，请他吃饭，还给他买一只金表；要是没有应验，她就要卡他脖子，扇他耳光，还要到警察那里去告他。那位星相师为她作了好些预言。其中之一是：她买普鲁士州彩票可以赢一笔钱。那好运到目前为止她还没碰上，但是她一直在讨论着赢来的钱怎么花。当然，我们都会得到礼物。我得到的将是一顶帽子，因为施罗德小姐认为受过我这种教育的绅士不戴帽子走来走去很不合适。

没有摆牌的时候美尔小姐就喝茶，给施罗德小姐讲述她当年在剧院的胜利：

“经理对我说，‘弗里齐，你一定是老天爷送给我的宝贝！我的女主角病了，你今儿晚上就得上哥本哈根去。’而且他根本不容许我拒绝。‘弗里齐，’他说（他一向就那么叫我），‘你总不能让一个朋友下不来台吧？’我就只好去了……”美尔小姐回味着，品着茶。“一个很有魅力的人，那么良好的教养，”她微笑了。“对人很亲热……但是很懂得行为的规矩。”

施罗德小姐急忙点头，把她的每一个字都吸收下来，非常快乐。

“我估计有的经理脸皮会很厚的—再吃点香肠怎么样，美尔小姐？”

“谢谢你，施罗德小姐；只要一小截儿—对，有些经理……你简直就不能相信！可我总是能照顾好自己的，即使我还是个苗条的姑娘时也一样……”

美尔小姐那裸露的肥胖的手臂晃荡起来很叫人倒胃口。她下巴往前一伸：

“我可是个巴伐利亚人，巴伐利亚人受到伤害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昨天晚上我走进小客厅时发现施罗德小姐和美尔小姐双双趴在地上，耳朵紧贴着地毯。每过一会儿就交换一个得意的笑，或是彼此快活地揪上一把，同时叫一声：嘘！

“听！”施罗德小姐悄悄地说，“那男的把家具全砸了！”

“还打得她鼻青脸肿！”美尔小姐非常快活，叫着。

“砰！你听听！”

“嘘！嘘！”

“嘘！”

施罗德小姐快活极了。我问是怎么回事，她爬了起来，摇摇晃晃走了几步，伸手搂住我的腰跳了几步华尔兹：“伊塞伍先生！伊塞伍先生！伊塞伍先生！”直跳得她气喘吁吁。

“究竟是怎么回事？”我问。

“嘘！”美尔小姐下了命令，“嘘！他俩又干仗了！”

我们这套房正下方的套房里住了一位叫格兰妲内克的小姐，是个加利西亚的犹太人。光凭这一点美尔小姐就已把她当作仇敌了，因为美尔小姐不用说是个狂热的纳粹，而跟这问题完全无关的似乎还有一件事：有一回格兰妲内克小姐在楼梯上因为美尔小姐唱的约德尔调吵了起来。也许因为自己不是雅利安人吧，格兰妲内克小姐就说她还不如听猫叫去。这样，受到侮辱的就不仅是美尔小姐自己，而是全体巴伐利亚妇女，甚至是全体德国妇女了。而美尔小姐欣然承担的义务就是为全国妇女报仇雪恨。

大约半个月前，邻居们听说，丑得像巫婆的六十岁的格兰妲内克小姐在报纸上登了个征婚启事。更有趣的是，已经来了个应征的。那人是哈雷的一个屠户，死了老婆。跟格兰妲内克小姐见面后，两人就准备结婚了。这时美尔小姐的机会来了。她拐弯抹角打听到了那屠户的姓名和住址，写了封匿名信给他，问他知不知道：1）格兰妲内克小姐住的房里有臭虫？2）格兰妲内克小姐因为诈骗曾经被捕，是因为有精神病才被释放的？3）她把自己的房间租给别人进行不道德的活动？4）然后她不换被单就往那床上睡？现在屠户来了，要找格兰妲内克小姐核实那信。两人的声音她们听得清清楚楚：大发雷霆的普鲁士人的咆哮；犹太妇女的尖叫；拳头打在木头上的声音，和偶然出现的玻璃破碎的声音。他们已经闹了一个多小时。

今天早上我们听说邻居们因为那吵闹在向看门人的老婆抱怨，还说看见格兰妲内克小姐给打青了眼睛。这桩婚事就告吹了。

这条街上的居民对我已经很眼熟。我到杂货铺买黄油，人家已不再因为我那英国腔调回头看我了。黄昏后我路过街道角落时，那三个妓女也不再低声嘶哑地叫“来呀，亲爱的”了。

三个妓女显然都已是五十开外。她们倒不隐瞒年龄，脂粉口红也搽得不显眼。她们穿松垮垮的毛皮外套，过长的裙子，戴太太们戴的帽子。我偶然跟波比谈起她们，他向我解释说，对舒适型妇女有需求，这是公认的事实。许多中年男性就宁可选择她们，而不选择姑娘。她们甚至能吸引十多岁的小伙子。波比解释说，小伙子跟同龄的姑娘在一起会感到害羞，但是跟年龄可以作他妈妈的女人在一起，就无所谓了。跟大部分在酒吧做事的人一样，波比是个性问题专家。

那天晚上我在营业时间去找了他。

我到达三套车时，时间还早，大约才九点。那地方比我估计的要大得多，也气派得多。一个把辫子梳得像大公一样的侍应生，怀疑地打量着我这没戴帽子的脑袋，直到我用英语向他说话为止。一个机灵的衣帽间女仆坚持给我脱掉了外套—那外套刚好遮住了我那松垮垮的法兰绒长裤上几个最难看的污渍。一个男侍应生坐在吧台边，不想站起身来给我开里面的门。幸好波比就在一个蓝银两色的吧台后面上班，我像找老朋友一样向他走了过去，他非常友好地招呼了我：

“晚上好，伊舍伍德先生，很高兴在这里遇见你。”

我叫了一杯啤酒，在一个角落的凳子上坐下。我背对墙壁一坐，整个大厅就尽收眼底了。

“生意怎么样？”我问。

波比那张常过夜生活的饱经忧患的扑了粉的脸绷住了。脑袋伸过了吧台，对我严肃地、讨好又机密地说：

“不太好，伊舍伍德先生，我们现在接待的这类顾客……你简直就难以相信！哼，要是在一年以前，早在大门前就给赶走了。他们只叫了一杯啤酒，却以为有权在这里坐一个晚上。”

波比口气极为尖刻，我感到尴尬了：

“你喝什么？”我歉疚地喝光了啤酒，问—为了不引起误会，急忙加上一句：“我还想要一杯汽水威士忌。”

波比说他也要一杯。

大厅差不多全空着。我望了望几位客人，尝试着用波比那感到幻灭的眼光观察。吧台前坐了三个衣着漂亮的迷人的姑娘。离我最近的一个穿得特别高雅，带了浓厚的浪迹天涯的气味，但是我在谈话间隙却听见了她跟另一个吧台人员的几句话，带着一口强烈的柏林土腔。她耷拉着嘴唇，非常疲劳、厌倦。一个青年来到她面前参加了讨论。那是个宽肩膀的漂亮小伙儿，穿一件剪裁时髦的宴会夹克，俨然是英国某公学的班长，来这里度假的。

“不，不，”我听见他说，“我可不行!”他咧开嘴笑了笑，做了个街面上那种又失礼又粗鲁的手势。

那边角落里坐着个小听差，在跟一个穿白夹克的小老头说话，老头是厕所管理员。小听差说了句什么，笑了，然后突然住了嘴，打了个大哈欠。台上的三位乐手在聊天，显然要等值得他们演奏的听众出现才肯表演。我觉得那桌子边倒有个真正的听众，是一位健壮的、留八字胡的男性。但是片刻以后我望见他的目光时，他却微微地鞠了个躬。我明白了，他一定是经理。

门开了，进来了两男两女。两个女的年龄都偏大，粗腿，短发，穿昂贵的晚礼服。两个男人昏昏欲睡，苍白，很可能是荷兰人。毫无疑问有钱可赚了，三套车转瞬间改变了形象。经理、烟童和厕所管理员同时站了起来。厕所管理员不见了。经理对烟童愤怒地低声说了句什么，烟童也不见了。这时经理鞠着躬微笑着来到客人桌前，跟两位先生握了手。烟童捧了香烟盘回来了，后面跟着侍应生。侍应生急忙上前递上酒类名单。这时那三个人的乐队也匆匆地演奏起来。吧台边的三位姑娘们在板凳上转过身来，微笑出个不太直接的邀请。两个男妓向她们走去，仿佛对完全陌生的人一样郑重地鞠了个躬，用很有教养的语气邀请她们跳舞。整洁的小听差谨慎地笑着，摇晃着上身捧着香烟盘穿过大厅，“香烟！香烟！”他嘲弄地模仿着演员的声音，嗓子清亮。侍应生也用同样的语调，只是更大声，更欢乐且嘲弄意味更重，好让我们听见，他在波比这里点着：“覆盆子牌香烟，专卖！”

跳舞的人复杂地旋转着，热情，郑重，却很可笑，每个动作都表明他们很懂得自己的角色。萨克斯手放松了带子，让萨克斯管挂在脖子上，拿着小麦克风来到演奏台边：

你会笑的，

我的爱，

只属于我的妻……

他意味深长地乜斜了眼唱着，把听众当做了对象。声音带着暗示，转动着眼珠，作出哑剧式的狂欢动作，仿佛癫痫病发作了。年轻了五岁的波比优雅地殷勤地调着酒。这时那两位懒洋洋的先生开始了谈话，谈的很可能是业务，根本不理会自己所寻求的夜生活。他俩的女人则沉默地坐着，露出被冷淡而惶惑的样子，很不愉快，极为厌倦。

我的第一个学生希皮·.伯恩斯坦住在绿色森林。那是幢差不多全玻璃的建筑。柏林最富有的家庭几乎全都住在绿色森林。其中奥妙很难理解。他们的别墅有各式各样的著名风格，花钱不少，却未必好看。从独特的洛可可风格的愚蠢，到立体主义的平顶钢架大玻璃盒，全都挤在潮湿阴暗的松林之中。养得起大花园的人家没有几个，因为地皮贵得不近情理。从他们的屋子望出去，只能见到邻居的后院。每家每户都靠铁丝网和凶猛的狗来保卫自己。入室抢劫和革命的恐怖已把这些悲惨的人四面包围，没有隐私，也没有阳光。事实上那地区就是个百万富翁的贫民窟。

我在花园门口按铃时，一个年轻的听差拿着钥匙出了屋，后面跟着一条咆哮着的阿尔萨斯大犬。

“有我在这儿，它不会咬你的，”听差笑着向我保证。

伯恩斯坦宅院大厅的门有金属的钉头装饰，墙壁上挂了个轮船形的时钟，用螺杆固定。几套现代派的灯饰设计得像压力计、温度计，或是配电盘上的指针表面，加上家具跟房间和设备不协调，那地方简直就像座发电站—工程师想弄得舒服点，从很受尊敬的寄宿学校搬来了些老式的桌椅板凳。简朴的金属墙壁上挂了些十九世纪的风景画，画幅用浓重的清漆覆盖，固定在厚实的金画框里。这套别墅很可能是伯恩斯坦先生在莫可奈何的时刻向一位前卫派的建筑师定做的。老先生一见这格局吓了一大跳，于是尽可能用家里的东西加以掩饰。

希皮·.伯恩斯坦小姐是个漂亮的胖姑娘，大约十九岁。光泽的栗色头发，一口漂亮的牙，母牛样的大眼睛。笑起来懒洋洋的，很快活，很自我陶醉。胸脯也匀称。她说一口女学生式的英语，带点美国腔，很甜，她自己也十分满意。她显然是什么功课也不愿做的。在我略微暗示我们的上课计划时，她就不断地打岔，把巧克力、咖啡或是香烟往我面前递。“请原谅，我要耽误一下，没有了一些水果(thereisn’tsomefruit，这是德国式的英语。)。”她微笑着拿起家用电话，“安娜，请送点橘子来。”

女佣送上了橘子，她又不理会我的推辞，强迫我拿起刀叉在盘子里用了一顿正规的午餐。这就把我们装扮出的一点最后的教学关系也打破了。我感到自己成了个受到妖娆的厨娘吸引，到厨房里吃饭的警察。希皮小姐带着懒洋洋的和蔼的微笑坐着，望着我吃。

“请告诉我，你到德国为什么？”

她总在探索我，但也只像头母牛，虽然把脑袋往栅栏门的栏杆间懒洋洋地挤，却并不太需要开门。我回答说我发现德国非常有趣：

“德国的政治和经济形势，”我用教师的口吻权威性地临时作答，“比欧洲其他任何国家都有趣。”

“当然，俄国除外，”我还尝试着补充一句。

但是希皮小姐没有反应，她只不知所云地笑了笑。

“我猜想你在这里一定很沉闷，是吧？你在柏林朋友不多，不是吗？”

这好像叫她很高兴，也觉得好玩。

“你没有结识到几个可爱的姑娘么？”

这时电话铃响了，她懒洋洋地笑着拿起话筒，但似乎并没有听里面那微弱的声音。倒是隔壁房里她妈妈伯恩斯坦太太的声音我听得清清楚楚。

“你把你的红书丢在这儿了么？”希皮小姐嘲笑地重复着，对我笑笑，好像那是个必须和我共同欣赏的笑话。“没有，没有，我没有看见。一定是在下面书房里。给爸爸打电话吧。对，他在那里工作。”她像演哑剧一样，又递给我一个橘子。我客气地摇了摇头。我俩都笑了。“妈咪，我们今天午饭吃什么？是么？真的？太好了！”

她挂上话筒，回过头继续盘问我。

“你认得不一些可爱的姑娘？”

“你认得一些可爱的姑娘不，”我含糊其词地纠正她的语法。但是希皮小姐一味笑着，等候我回答。

“对，有一个，”我终于只好回答了，想的是柯丝特小姐。

“只有一个么？”她抬起眉毛，作出一个滑稽的吃惊表情。“请告诉我，你觉得德国姑娘和英国姑娘不同么？”

我脸红了。“你觉得德国姑娘……”我又想纠正她，却及时住了嘴，意识到自己并不确定大家一般说“和什么不同”还是“与什么不同”。

“你觉得德国姑娘比英国姑娘不同么？”她重复道，微笑着坚持问。

我的脸更红了。“有不同，有很大的不同，”我大胆地说。

“什么样的不同？”

救命的电话铃响了，是从厨房打来的。说是午饭提前一个小时吃—那天下午伯恩斯坦先生要进城。

“很抱歉，”希皮小姐站了起来，“今天我们的课只有暂停了。星期五再见到我们，是么？那么，再见了，伊舍伍德先生，我很感谢你。”

她在她提包里掏出个信封，递给了我。我笨拙地塞进了口袋，直到伯恩斯坦家的人再也见不到我时才拆开。里面是一张五马克的钞票。我把钞票扔到天上，钞票飘走不见了，我找了五分钟才找到，原来落到了沙里。我一口气跑到电车站，一路唱着歌，踢着石子，觉得非常内疚，非常兴奋，像是搞小偷小摸有了收获。

即使假装想教希皮小姐一点什么，也是白费工夫。她遇见不知道的字就用德语说，我纠正了她，她仍然用德语说。她偷懒我当然高兴，我只担心伯恩斯坦太太发现女儿进步太小。但那发现的可能性不大。大部分有钱人一旦决定了要相信你，你就几乎可以欺骗他到无论什么程度—踏进门是做家庭教师的唯一困难。

至于希皮么，她似乎很喜欢我去。从她那天说的一些话我归纳出了一点：她对同学们吹嘘自己请了个地道的英国家庭教师。我们彼此心照不宣。我接受水果作为贿赂，不再拿英国话惹她讨厌。她对她爸爸妈妈就说我是给她请来的最好的老师。我们用德语闲谈她感兴趣的话题。而每过四五分钟我们都会受到干扰，因为她在家庭的游戏里扮演着接线员的角色，在电话上传达种种琐碎的信息。

希皮从不为未来担心。她跟柏林的每个人一样，不断地谈着政治形势，可也只有短短几句，带着人们常有的忧伤，跟谈宗教时一样。政治对她来说不太真实。她打算上大学、旅游、快活一段时间，然后，当然，就结婚。她已经有了许多男朋友。我们花很多时间谈她的男朋友。其中一个有一辆车，有一个有一架飞机，有一个已经决斗过七次，还有一个找出了个让路灯熄灭的窍门：在某个地方巧妙地一踢。有天晚上跳完舞回家，希皮就和那男朋友把附近的街灯全踢灭了。

今天伯恩斯坦家的午饭开得早，于是请我停了“课”去吃饭。全家人都到齐了：健壮文静的伯恩斯坦太太，颤颤巍巍的狡猾的小个子伯恩斯坦先生。还有小妹，一个十二岁的小女生，很胖。她不断地吃着，希皮玩笑似的警告她别撑破了肚子，她却满不在乎。全家人都似乎相亲相爱，那方式虽然亲密，却缺少情趣。出现过一次家庭争论，因为伯恩斯坦先生不愿让妻子那天下午开车出去买东西—最近几天城里出现过多次纳粹骚乱。

“你可以坐有轨电车去的，”伯恩斯坦先生说，“我可不愿意别人往我漂亮的车上扔石头。”

“要是他们向我扔石头怎么办？”伯恩斯坦太太温和地问。

“啊哈，那有什么！他们向你扔石头我就给你的脑袋买橡皮膏。只花我五个格罗申。可他们要是往我的车上扔，说不定就得花我五百马克。”

问题于是解决了。伯恩斯坦先生把注意力转移到了我身上：

“在这儿你可不能抱怨我们对你不好，年轻人，是吧？我们不但请你美美地吃了一顿，而且因为你吃了饭还给你钱！”

我从希皮的表情看出，这玩笑即使对伯恩斯坦家族的幽默感而言，也过了分。于是我哈哈大笑，说：

“那么，我每多吃一份菜，你就多给我一个马克怎么样？”

这话叫伯恩斯坦先生非常开心。但他也小心表明：他知道我说的那话并不当真。

上个礼拜我们这套套房闹了个天翻地覆。

事情是从柯丝特小姐找到施罗德小姐，告诉她她有五十个马克被盗开始的。她特别生气，解释说那钱是她存下来，准备交房租和电话费的。那张五十马克的钞票放在柜橱的抽屉里，就在她自己房间进门的地方。

施罗德小姐的说法是：那钱是柯丝特小姐的某个客人偷的。这话也不是没有道理。柯丝特小姐却说那绝对不可能，因为这三天她就没来过一个客人。她还说，她的朋友都绝对无可怀疑，全是些阔气的绅士，可怜巴巴的五十马克在他们眼里一文不值。这话却惹恼了施罗德小姐：

“我看她的意思是：钱是我们中间的某个人偷的！真不要脸！嗨，伊塞伍先生，我真恨不得把她剁成肉酱！你信不信？”

“对，施罗德小姐，你真有可能剁的，我相信。”

于是施罗德小姐推导出了一个理论：谁也没偷钱，那故事是柯丝特小姐搞鬼瞎编的，为了赖房租。她把这话隐约地暗示给了柯丝特小姐。柯丝特小姐勃然大怒，说，她怎么样也要在几天之内就弄到钱。她把钱弄到了，而且通知说月底退房。

与此同时我也注意到—非常偶然地注意到，柯丝特小姐跟波比搞上了关系。有天晚上我进到屋里，却偶然发现柯丝特小姐屋里没有了灯光—这情况你总可以注意到的，因为她房门上有块磨砂玻璃，她屋里一有灯光就会照进厅里。后来，我躺在床上看书，却听见柯丝特小姐的房门开了，然后是波比的说话声、嬉笑声和耳语声。在床板的大量吱嘎和强忍的笑之后，波比又蹑手蹑脚出了套房，在身后尽量轻地关上了门。可过了一会儿，他又进屋了，弄出许多声响，直接进了小客厅，我还听见他在那里对施罗德小姐道了晚安。

即使施罗德小姐对此并不确切知道，至少也已经产生了疑心。这也解释了她对柯丝特小姐大发雷霆的原因。事实是，她这人极为嫉妒。于是出现了一些非常奇特、非常尴尬的意外。有天早晨我想进浴室，恰好柯丝特小姐正在使用。施罗德小姐便闯到门口，我还来不及劝阻，她已在叫柯丝特小姐马上出来。柯丝特小姐当然不会服从，施罗德小姐就不顾我的阻拦用拳头使劲地擂门。“马上从我的浴室里滚出来！”她尖叫，“马上出来，否则我就叫警察把你抓出来！”

然后她就放声大哭，哭得心跳加速。波比只好扶她坐进了沙发，让她去喘气，抽泣。大家无可奈何，只好在一旁呆望。这时美尔小姐在门口出现了，那张脸像绞刑手，她对柯丝特小姐恐怖地说，“你该觉得自己运气，没把她给气死！”然后她就完全控制了局面，把别的人赶出房间，叫我去杂货店买了一瓶包得灵药水。我回来时她正坐在沙发边搓着施罗德小姐的手，非常凄怆地喃喃着，“莉娜，我可怜的孩子！……她们怎样欺负你了？”

作者: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年:-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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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王富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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