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罗宾逊

本文不仅要讨论经济政策建议在忽视政治因素时存在的风险，还会讨论由于一些系统性力量的存在，当政治因素较经济因素占上风时，好的经济学就会演变成坏的政治学。当然，这并不是说让经济建议偏离发现市场失灵并提供创造性解决方案的轨道，也不是说好的经济政策不掺杂偏见。相反，我们的观点是，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经济分析都需要搞清楚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在什么情况下会陷入冲突，在考虑这种冲突及其潜在后果的基础上，再来评估政策建议。本文原载《比较70》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制定政策的基本方法来自对市场失灵的认识，诸如外部性、公共产品、垄断、不完全竞争等问题的存在，为旨在提高社会福利而精心设计的公共干预提供了可能。这个传统方法由庇古（）首先明确，之后萨缪尔森()对此进行了详细的阐述，至今大多数经济学家在提出政策意见时仍然以此为理论依据。例如，在20世纪50年代，最早的发展经济学家们就以市场失灵论为理论基础，提出政府干预在推动落后国家发展中的重要性(Killick，)。虽然人们对政府的能力或者扶持效果将信将疑，但是，当前解决发展问题的方法与传统方法仍有很多相似之处。尽管目前的方法越来越复杂，比如，在政策设计时会结合信息摩擦来识别次优问题（例如Townsend，）；主张根据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制定政策（例如Rodrik，）；强调严格运用经验研究方法来判断哪种干预方式会更有效（例如，Banerjee和Duflo，）。但无论是上述何种方法，都缺少对政治因素的考虑。

忽略政治因素往往被认为是不无道理的，原因有三：其一，认为政治家们基本上或多或少地对提升社会福利感兴趣，因为在社会中行之有效的政策能够帮助他们继续掌权或者获得连任，正如惠特曼（Whitman，，）以及穆里根等人(Mulligan和Tsui，，)的模型所描述的。

其二，视政治为随机因素，它对经济政策制定的影响，就如同车轮沾上了星星点点的砂砾，可能会导致潜在的风险但无伤大碍［例如，Sachs（)或Banerjee()指出，利比里亚独裁者塞缪尔·多伊的经济政策是灾难性的，因为他不知道当总统应当做些什么］。

其三，虽然承认政治经济学很重要，但同时也认为“好的经济学就是好的政治学”，这意味着好的经济政策必然会放宽政治约束。其含义与前两点是一致的：政治家们能够坚定地支持那些既能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又能释放有益政治力量的经济政策。

本文不仅要讨论经济政策建议在忽视政治因素时存在的风险，还会讨论由于一些系统性力量的存在，当政治因素较经济因素占上风时，好的经济学就会演变成坏的政治学。当然，这并不是说让经济建议偏离发现市场失灵并提供创造性解决方案的轨道，也不是说好的经济政策不掺杂偏见。相反，我们的观点是，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经济分析都需要搞清楚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在什么情况下会陷入冲突，在考虑这种冲突及其潜在后果的基础上，再来评估政策建议。

我们的基本观点很简单：当下的政治均衡可能难以避免市场失灵的影响，甚至有赖于市场失灵。面对工会利用垄断来提高其成员工资的行为，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建议消除或者限制工会的垄断权力，这在某些情况下无疑是正确的政策。但是，工会不仅影响着劳动力市场运行的方式，也同时影响着政治体系。纵观历史，工会在全世界很多地方尤其是西欧地区的民主建设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它们曾经建立、资助和支持过政治党派，比如英国的工党、斯堪的纳维亚的社会民主党等，这些政党极大地影响了公共政策、课税范围和收入再分配政策，还常常影响商界和政界之间的政治力量平衡。因为人们加入工会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工会能为其成员争取更高的工资，削减工会的市场力量很可能导致去工会化。然而，进一步强化那些已经在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团体及其利益，会导致更多的效率损失，从而改变政治均衡。这个例子揭示了一个更为普遍的结论，也是我们的核心观点：即使我们有可能通过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来消除市场失灵，然而一旦考虑到对政治均衡的可能影响，我们不一定会这么做。一项政策是否值得实施，我们必须考虑它可能导致的政治后果，而不仅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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