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中药带到非洲

年9月初，作为全军唯医院，医院接到总后勤部和军委的命令，要组建一批医疗队前往塞拉利昂首都弗里敦，执行抗击埃博拉疫情的任务。

研究传染病多年，杜宁对埃博拉有一种本能的敏感。埃博拉是一种烈性传染病，从年2月开始暴发于西非各国，生物安全等级为4级，死亡率高达50%～90%，被列为对人类危害最严重的病毒之一。如果对此没有形象的概念，不妨以年的“非典”作比较。那场至今令国人心有余悸的SARS，生物安全等级也比埃博拉低一个级数。

参加非典防疫战时，杜宁就发现，医院在早期就把中药介入到非典防治中，效果十分明显。而后，禽流感、手足口病……每个突发性传染病一来，中药往往都在第一时间顶上去了。“知道有埃博拉的时候，我就想能不能用中药去治疗埃博拉出血热等症状呢。”杜宁说。

年9月15日，医院的第一批队员30人出发了，中西医结合肝病诊疗与研究中心的一位中药师也在其中。从组队到出发，短短十余天，仓促间，这位中药师只带上了一些中成药。此时，距离第二批队员出发尚有两个月，杜宁开始认真考虑中药防治埃博拉的可能性。他连续写了两封“建议书”给中西医结合中心主任、全军中医药研究所所长肖小河，直言：“一定要把中药带去非洲”。

10月23日，是为第二批队员开动员大会的日子，当天中午，杜宁忽然接到通知，他已经由院长点名成为第41位队员。这位最晚被提名的超龄青年当时就快到46岁生日，比带队的队长和政委还要大3岁。

任命来得突然，杜宁却很快淡定下来，毕竟“把中药带到非洲”的想法是他主动提出来了，思路上还比较清晰，“这是个很光荣的任务，错过这个时机，对中医药来说是一种损失。”

杜宁和他的队友们

用科学来防御危险

年11月15日中午，杜宁所在的医疗队抵达塞拉利昂首都弗里敦，进驻位于弗里医院。尽管已经做好了充足心理准备，也事先与第一批队员联线交流过，弗里敦的现状依然给杜宁造成了很大的冲击。

“我原来以为塞拉利昂就是个比较贫穷的国家。到了之后才发现，弗里敦的海滩很美，但海滩不远处就是贫民窟，甚至还有茅草房。大街上几乎看不到公共厕所，污水横流。”他用“卫生体系混乱”来形容弗里敦。医院是中国负责援建的，正式运行不到两年，就遭遇了埃博拉。“弗里敦的医生很少，来个注册医生，埃博拉来了半年，就有将近个牺牲。我们到的时候，医院基本没有医生，医院暂时改成埃博拉留观中心之后招收的。”

杜宁他们到达之前，这样的留观中心，弗里敦只有两三家。他们这家中心，刚开始也只能接收疑似病例，确诊两天后就转走，就是这样，他们的收容率也占了弗里敦的一半。

杜宁在煎中药

“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与塞方交流。”用杜宁的话说，科学防护是双方的，“他们要是不科学，咱们也一样危险。”于是，一场特别针对塞方医护人员的特殊培训开始了。从防护服的穿戴，到查房过程中的发药、输液和治疗，每一个动作都被标准化地重复了许多遍。

“12月，弗里敦就进入了旱季，平时温度就能达到三十六七度，太阳暴晒后都在40℃以上。病房里没有空调，穿上11件防护进去，不用等到查房，跟塞方护士交完班，浑身就全是汗了。”杜宁佩戴的口罩状如“猪嘴”，在留观中心闷热的病房里，他的汗水顺着口罩的缝隙很快就流到“猪嘴”位置。口罩将下巴兜得很紧，“猪嘴”位置根本容不下多少水，一会儿工夫，汗水就把嘴巴盖住了。杜宁很不舒服，只好不时往上抬一下脸，尽量不让嘴巴被汗水“淹没”。“有点像游泳时呛水窒息的感觉。”

尽管如此，中方和塞方都在严格遵守培训的每一项标准，以做到防微杜渐。12月30日，习近平主席以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名义发来一封慰问信，特别提到，要“打胜仗”“零感染”。从此，他们的防护工作更加严格了。

“你要穿11件防护，不进病房的伙伴会盯着你不要出错。到后来，索性都帮你一件件穿戴好，让你保留所有的体力进病房。”到了病房里，像杜宁这样更熟悉流程的中国医生，会时刻留意塞方搭档的动作，在保证自己动作精确的同时，也兼顾他们的规范。“每个医疗队都有防护措施，有些认为我们防卫过度，可在那种环境下，只要被感染，防护方案就会被否定。所以零感染的结果才是最重要的。”

在弗里敦两个月，每一周，世界卫生组织都会组织弗里敦会议。进驻弗里敦的各国医疗队都会派人参加，中国医疗队的防护工作备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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