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弗里敦 >> 弗里敦机场 >> 三位中国记者讲述我的非洲故事
哈拉雷-比勒陀利亚-约翰内斯堡,12月1日至5日,习近平主席对津巴布韦、南非进行国事访问,并主持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在非洲广袤大地上,中国和非洲正书写着团结、奋进、合作、共赢的时代篇章。
此时,正是非洲大陆发展的关键时刻,也是中非合作登高望远的重要节点。而《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正是这些历史的忠实记录者和见证者。
如果真能重逢
——MH留尼汪搜寻采访手记
本报记者张川石发自约翰内斯堡年3月28日晚上,正在开普敦出差的我通过手机推送获悉了MH失联这条让人心碎的新闻;年7月29日晚上12点左右,恰好又在开普敦出差的我昏昏欲睡间收到一条手机推送——疑似MH残片在一个印度洋小岛上被发现。不知道是不是这种巧合,让远在非洲之南的我那一刻觉得自己会和一年多以前发生在亚洲的这件重大新闻事件产生冥冥中的联系。
我地理算不错,但彼时确实无法在脑海中定位这个英文叫做Reunion的小岛,甚至不知道它的中文名字留尼汪。直到在地图上查到留尼汪的位置,我忽然意识到这条从个人情感上牵动了自己一年多的新闻,也许真的将亲身参与其中了。
果真,第二天总分社决定派我去前方报道。迅速压缩开普敦的出差行程,改签机票、订赴留尼汪的机票、联系酒店、签证事宜……连夜赶回约堡,打包好预计一周的行李,带全相机、摄像机、三脚架等所有报道设备,第二天一大早大包小裹地独自奔赴留尼汪。
留尼汪这个地名一夜间声名大噪。蜂拥而至的全球媒体让当地媒体有些受宠若惊,甚至当地一份报纸把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记者从机场出来的照片登上头版,称“留尼汪现在成了全世界焦点”。
对我来说,这是到非洲以来继报道曼德拉葬礼之后参与过国际媒体最多、最全的“新闻大战”,在与各大媒体同场激烈竞争的同时,我深知我与他们的不同——失联的飞机上有我的名同胞。
去程的一路上,我暗暗告诉自己,作为中国记者,纵然无法保证凭借一己之力找出真相,但一定要尽最大限度接近现场、接近事实,写出最准确、负责任的报道,才是对失踪者的告慰和对亲属的抚慰。
然而,随着事态的发展,在留尼汪的国际媒体报道开始流于捕风捉影,一时间草木皆兵、混杂一团。部分媒体甚至故意夸大一些无从考证的传言,对每天层出不穷的“一惊一乍”不加辨别地报道,这些报道经过国内很多未到现场的国内媒体编译,对前方所谓的“紧张气氛”牵强附会,对搜寻结果过度渲染,似乎陷入了一种飞机会在此发现、真相会在此大白的投机,甚至一度引起了部分家属要来留尼汪等亲人的冲动。
此时的我,更感身上责任重大。我深知,这种炒作是对家属脆弱感情的再度伤害;我深知,其实随着时光的推移,前方有实质信息量的内容会越来越少;我也开始相信,那片残骸只是基于一定范围内的小概率事件,如果死守一滩一岛,不外乎刻舟求剑。
但我更知道,比起新闻头条的意义,那时候这个印度洋小岛上的消息更重要的意义,是成为受害者家庭的情感寄托和纽带,这也让我继续留在小岛上。回程的机票改了又改,计划中的一周出差最终待了整整半个月,直至签证无法再多待一日之时才离开。
在心中,我为自己设定好“不煽动、不炒作、不渲染、不伤害”的报道态度,采写了大量稿件,对我所见、所闻进行准确、全面的呈现和描述,不进行主观的推断或演绎,英语报道中更是针对外媒的各种有关“中国派遣调查组赴留尼汪”等传言进行澄清报道;同时,即便知道很大程度不会再有实质性内容,我仍利用唯一中国记者的身份,以“情报换情报”的方式与多位外媒记者建立起了“联盟”,确保自己在任何可能重大消息上不落外媒之后。
这是我独撑时间最久的报道,却也是最难忘、收获最大的采访经历之一。留尼汪的美,气质独特、妙不可言,若不是在这里的繁重工作,定会沉醉其中。它的英语名字“Reunion”更是有着重逢、团圆的美好寓意。
直到现在,我都多么希望,那架神秘消失的飞机上的人们,能和我们在这样一个美丽的地方,重逢。
撒哈拉沙漠的“精神绿洲”
——探访中国驻马里维和军营
本报记者潘思危发自内罗毕黄沙、大漠、高温、疾病,这些是我到马里之前对这个传说中“很落后”国家的想象。当听说我要到马里出差,肯尼亚籍的朋友反复叮嘱我“注意安全”。然而当我走进中国维和军营,发现那里是一片精神的绿洲。
年10月底我和同事前往马里,探访中国第三批赴马里维和部队官兵。这批维和部队有警卫、工兵、医疗三支分队,共名官兵,驻地在距首都巴马科约公里的东部城市加奥。加奥地处撒哈拉南缘,终年酷暑黄沙。这里形势紧张,时有恐怖袭击发生,是联合国最危险的任务区之一。
来到中国维和军营,我走进警卫分队一中队三班。这是一个“年轻”的集体,所有的战士都是“90后”,最小的战士还不满20岁。我看到墙上贴着“青春热血”四个字,问道“你们理解的青春是什么样?”战士们告诉我,青春要充满激情活力,对工作有百分百的热情;也要懂得冷静思考,理性判断。这让我想起他们在实弹战术演练中的表现:卧倒、匍匐、呈战术队形搜索推进,动作敏捷,行动有序。
正午时分,医院外维和医疗分队官兵们整齐列队。当礼兵肩抬棺椁缓步走过,官兵们以军礼告别殉职的友军人士。每有友军人士遗体转运,医疗分队都会主动举行这样的仪式,以示尊重。仪式结束后,医疗分队的官兵们并未休息,他们稍作整理便奔赴居民区,为当地村民开展义诊。“在加奥,人人都说中国医生好,因为他们对我们当地人真诚、慷慨,”中国医疗分队的当地翻译蒙苏赫跟我的同事说。
烈日高照下,工兵分队的官兵们挥汗如雨。机场维修、板房搭建、阻绝壕挖掘……长时间的户外作业让官兵们的胳膊出现了“断层”——裸露皮肤的比较黑。该分队道桥中队指导员韩刚算过这样一笔账:以道桥中队为例,41名官兵每天要喝掉多升的水,在施工的多天里,一共喝掉了2.4万升水,相当于一个三口之家,近11年的饮水量。艰苦的环境抵挡不住“中国速度”。工兵最近在联合国超级营地架设板房,三个月就搭建了19套六合一板房,创下联合国马里多层面综合稳定团(马里稳定团)搭建板房的纪录。
来到营区1号哨位,执勤的战士们正专注地观察营区外的情况。我拿出气温计,屏幕上显示“39.6℃”。而战士们站岗时则要全副武装:防弹衣、防弹头盔、弹夹背心、步枪……“你们全套装备大概多重?”“15公斤吧。”“会觉得热吗?”“现在开始进入凉季啦,旱季的时候每天都50度以上呢。”战士们笑着说。
恐怖威胁、酷暑狂沙、蚊虫疾病,这些都不能影响中国维和部队的顽强战斗作风和高效执行力。在远离祖国的西非马里,中国维和官兵以每天的行动践行着“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军人标准,在撒哈拉沙漠旁筑起中国军人的“精神绿洲”。
身处没有硝烟的战场
——塞拉利昂埃博拉疫区纪行
本报记者林晓蔚发自阿克拉年8月12日,西非国家塞拉利昂宣布因埃博拉疫情蔓延进入紧急状态后的第12天,我奉命从加纳首都阿克拉飞往塞拉利昂首都弗里敦,报道埃博拉疫情。
在肯尼亚航空的KQ航班上,我“逮”到了同机的中国援塞公共卫生专家组一行三人。入关时,塞拉利昂移民局官员知道我们的身份,大手一挥开了绿灯,除了按指纹之外毫无盘问。他说,疫情快过去了,我笑着答,但愿如此吧。
两天后,年8月14日,我随着中国援塞医疗队队长王耀平,走进了他们工医院。7月底这里接诊过一个后被确诊为埃博拉患者的病人,几天后不幸死在前往治疗中心的救护车上。一次性防护服、手套、口罩、眼罩,这些刚从中国搭乘专机而来的个人防护设备,是对抗埃博拉病毒的基本装备。我和医疗队队员一起戴好N95口罩,把自己套进防护服,拉上拉链直至领口,最后套上手套。密不透气的防护服里温度直线上升,不到十分钟,我就是一身淋漓的大汗。
年8月18日,我和两位同事来到了离首都多公里的凯内马埃博拉疫情治疗中心,这里是塞拉利昂的重疫区。医院大门紧闭,司机鸣笛几声,门卫打开了门,一瞬间我们看见院子里挤满了表情晦暗的病人,帐篷里几乎看不到光,因为挤满了排队登记、等待血样检测的患者。埃博拉治疗中心的隔离区与院子之间是缓冲区,有个病人蹲在通道里虚弱得无法站立。
身处没有硝烟的战场,那是我非常难忘的一天。我们和医生、护士交谈,他们的脸上写满了疲惫两个字,没有人表示乐观。很多人被救护车呼啸着送过来,医护人员搀着他们走上一条铺满碎石的路进了病区,其中不少人也许再也没能够出来。护士约瑟芬告诉我,她这几个月内有23个同事去世,同时她的脸上竟毫无表情。回弗里敦的路上我们通过了6道军队把守的关卡,警察局长得知我们是中国记者之后很爽快地签发了通行证。
年8月19日,肯尼亚航空和我开了一个莫大的玩笑。那天早晨,我拖着行李到弗里敦码头,准备乘去往机场的快艇,却意外得知肯尼亚航空已经宣布停飞。我在市内各大航空售票点转了一圈,不是已经停飞(肯尼亚航空、冈比亚航空),就是近期售罄(法航、布鲁塞尔航空、摩洛哥航空)。几经周折,机票代理于21日终于替我“刷”到了一个离开塞拉利昂的座位。
时隔一年,疫情趋缓,今年8月我再访塞拉利昂。一个本地小孩冲着飞驰而过的机场接驳巴士笑着大喊“HelloChinese”,而车里其实只有我一张亚洲面孔。出售船票的代理套着一件无国界医生组织的工作背心,仿佛是这座城市磨难的缩影。
最令我高兴的是,弗里敦街头又响起了震耳欲聋的音乐,沙滩足球如火如荼,新修的海滨人行道上各种肤色的人们在夕阳的余晖中慢跑,咖啡馆餐馆个个开张,工人们正在合力翻修此前废弃的旧屋。我见到了一年前带我们进凯内马的本地司机穆萨,真高兴,他还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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