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关于高福院士和CDC的流言甚嚣尘上，社交媒体极尽挖苦嘲讽，甚至认为“罪大恶极”，要将其“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还有谣传他被“调查”的来又出来辟谣道歉。我认识他将近十年了，工作中有过一点接触，我谈一谈自己所了解的高福及事实真相。一、高福其人关于高福院士的一切，这段时间网上炒的很火，在此不再细述，只补充和纠正几点。一是，有人说他“拥有8个重量级院士头衔，发表余篇SCI论文”，这不准确，实际上他在SCI国际刊物上发表论文余篇，院士头衔有7个。二是，他的学术功底和科研水平是毋庸置疑的！获过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当然一等奖、二等奖也获过）、40岁就在牛津大学当博导，中科院的科学家们对他评价很高：“没在牛津和哈佛白待，他得了真传”。三是，他带队参与了抗击埃博拉的斗争。四是，他为人诚朴，待人谦和，对年轻人很关心。有的人以发论文多质疑他，言下之意似乎科学家发论文多反而是可耻的。也是岂有此理！要知道，总有些人的勤奋和天资是超出你的想象的！虽然目前科研评价体系有很多问题（作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高福院士也讲过要推动这方面的改革），但也不能说发论文多有罪吧？照这个逻辑，中国各个科研院所的专家、院士都有罪了！文盲反而好！以高福的资本，也犯不着“抢着发论文”，根本没有必要。另外有人以“兽医专业”出身来污名他，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能说出这样的话，层次太低！不是蠢就是坏。高福生于年11月，年考上的本科，开始的确是山西农业大学畜牧兽医系，注意！山西农业大学是改革开放初全国99所重点大学之一！而且谁还没有个起点呢？特别是遭遇过“十年”的这一代人，他们这些50后甚至60初的，能考上大学已经非常难了！别忘了，那时候即使考上最一般的高校，也被称为“天之骄子”！何况人家上的是重点！当时重点大学的录取率多么低！而且高福后来正经在牛津上的博士，还在哈佛实习过。能从考上重点大学，又进入牛津，甚至在牛津当博导，这是多么励志、多么令人尊敬的奋斗！只强调“兽医”这个词，进而质疑高福的资格，只能证明某些人心理阴暗，用心险恶，人品卑下！况且英雄不问出身，国家领导人也有做木匠出身的，那又何妨！你知道吗？名满天下的钟南山院士只是本科学历，真的只是本科学历，那又何妨！即使居心叵测的人借此做文章，也丝毫不影响钟院士的伟大！高福院士曾在援助非洲抗击埃博拉病毒的战争中立下大功！年埃博拉在西非快速蔓延，疫情超乎想象，其魔爪继而伸向了美国、欧洲和南亚，全球的公共卫生安全面临巨大的威胁和考验！埃博拉是人类历史上致死率最高的病毒之一，致死率达90%！！！面对如此凶险的疫情，美欧和日本的援助组织撤走了大批医务人员及志愿者，而高福院士率领中国医疗和疾控团队迎难而上，前往疫情最严重的塞拉利昂。因为不可预计的危险，此行很悲壮，颇有“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意味，甚至有人在出发前写好了遗书。因此高福院士是当之无愧的“逆行者”。两个多月，他们历经生死考验，出色地完成了使命，得到国际上高度认可。彼时塞拉利昂疫情之危险、条件之艰苦都远远超过今天的武汉！连90%致死率的埃博拉都不怕的人、舍生忘死跑到非洲重疫区的人，难道不是勇士吗？不是“逆行者”吗？难道比钟南山院士差得远吗？二、此次疫情中的是非功过（一）关于海外发表论文高福院士和国家CDC的主要罪名是“瞒报新冠肺炎疫情”，其论据主要是世界著名医学期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JM)的两篇学术文章，1月24日的《年中国肺炎患者的冠状病毒研究》；1月29日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在中国武汉的初期传播动力学》（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冯子健是作者之一）。有些公号质疑说，杂志出版周期很长，说明专家早就得出结论，对外投稿，却迟迟不对国内公布。如果早公布，疫情就不会如此严重，甚至指责说，专家们为了抢先发表论文，连人命都不顾了。CDC早已作出回应（《人民日报》官方微博消息）：这个质疑被《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推翻，其总编辑埃里克·鲁宾（EricRubin）披露，论文是1月27日提交，因涉及紧急公共卫生事件，48小时内发表的。另外，疫情发生以来，其他专家和团队也在国际期刊上发了文章，也是有意义的，无可厚非。而高福及其团队迄今并未独立发表过属于他自己成果的任何一篇科研文章。24日的文章，第一通讯作者是CDC谭文杰教授的应急中心实验室，高福院士作为应对疫情单位的法人，仅为共同责任作者。高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表示：“这是一篇回顾性分析！12月中旬还不知道是什么病，病原不清，都是调查四百多例流行病学的推论！”回顾性调查的工作正是CDC的职责之一，找到元凶，回顾性调查，指导未来防控。其实我们应该感谢CDC团队发表的论文，让我们知道，在年1月1日至11日期间，有7名与医护人员感染了新冠肺炎。这些信息对指导后面的斗争是非常重要的（可惜好多喷子不懂这些，只知道骂）。并且，这些论文对国际专家了解一手资料、加强研究力量、帮助其他国家抗击疫情，都很有价值。这也是这次国际上赞扬我们科研透明度高、分享资料快，以及世卫组织始终在各种场合力挺中国的重要原因。（二）是谁在隐瞒疫情贻误战机？作为CDC主任，高福最早得知疫情竟是自己上网看的。让我们也来回顾一下时间线。12月1日到30日，医院发现不明原因肺炎病例，未根据法律将病例录入直报系统，而是逐级上报：医生→院领导→武汉市卫健委→市委→省委。12月30日夜间，高福院士通过网络新闻了解到的武汉不明原因肺炎疫情（幸好他有夜里睡觉前搜索有关传染病信息的习惯），迅速响应，并促成国家卫健委次日即派专家组和调查组赴武汉调查。请注意，如果不是高福主动从网上查到此消息，武汉方面还不知道打算瞒到什么时候！1月1日，国家卫健委成立以马晓伟主任为组长的疫情应对处置领导小组。1月2日，CDC拿到疫情相关临床标本(而据其他信源，武汉病毒所12月30日即得到样本，复旦大学张永振团队通过特殊渠道12月27日即获得标本)。CDC拿到临床样本后，立刻开展组织攻关，并迅速上报。1月6日，CDC启动二级紧急响应。1月8日，CDC正式宣布发现一种新型冠状病毒是此次疫情的病原体，国家卫健委据此确认疫情病原为新冠病毒。1月10日，CDC发布新型冠状病毒的基因序列，并完成PCR诊断试剂的开发和测试。1月11日，CDC开始向武汉提供新型冠状病毒检测试剂。1月12日，世卫组织在一份声明中说，已从中国卫健委获得更多有关武汉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的详细信息，包括从病例中检测到的新型冠状病毒基因序列信息，这对其他国家开发特定诊断工具有重要意义。1月15日，CDC启动一级紧急响应。1月18日，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到达武汉。钟南山为组长，组员依次为高福、李兰娟、袁国勇、曾光等。1月20日，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记者见面会上，组长钟南山发言，确认了人传人和医务人员感染现象。在答记者问中，高福明确“现在看来（疫情）已经经历了三个阶段（即专家们通常所说的动物跳到人、变异适应有限传人到最后人传人的传染病三阶段），并指出“我们的防控措施和对病毒的认识，就是和病毒做一场赛跑”。1月22日，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卫健委应急办主任许树强表示，国家卫健委指导湖北省武汉市卫生健康委于年12月31日和年1月3日、5日、9日发布了疫情和防控信息。1月25日，中央成立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根据《传染病防治法》第三章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八条之规定：先由CDC向政府报告，然后政府向社会公布。可见疫情应该是由国家卫健委指导或授权武汉卫健委发布，CDC作为科研单位无权向社会发布疫情，如果发布就是违法！高福院士及CDC的同事们很好地履行了自己的法定职责，及时向卫健委递交了报告，并且在1月6日启动二级紧急响应,1月15日启动一级紧急响应，这样才会有后面政府所做的一切，和我们现在所知道的一切。可以说他们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反应及时、应对得当。至于疫情发生以来，荆楚大地上发生的种种闹剧和丑陋表演，相信大家也都耳熟能详。无论是F4及底下的……，都露出百般丑态。中央英明，F4已被撤职，足以证明江城乃至鄂省之庸碌无能、懒政怠政及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最高法的新解释，成为对武汉警方作风的间接批评，中央媒体及世卫组织对李文亮医生褒奖和翻案，也折射出武汉方面的错误。武汉市长周先旺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说：“对于疫情披露不及时，希望大家理解，作为地方政府，我获得信息之后，受权之后才能披露”。他自己说的“披露不及时”，当然是他们的责任；又说“受权之后才能披露”，那么是谁给他们授权，为什么没有及时授权？我们的应急管理体系、响应策略和相关机制没有问题吗？面对突发事件，我们各级官员和民众的心理准备和素质够吗？单纯一个高福就可以误国如此吗？另外，高福的学生表示，高老师是第二批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不是第一批。且浙大的教授怎么知道疾控中心没有上报？科学家与疾控人员并没有决策权。（三）关于“人传人”高福从未说过“不会人传人”。高福根本不是第一个专家组的成员，1月20日前也未就此事接受过任何媒体采访。高福和钟南山一样，都是“逆行者”。科学需要不断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没有获得足够证据，就不能轻易下结论；没有充分的同行评议，没有科学家共同体的充分讨论、质证，就不能轻易断言“人传人”。正如钟南山院士介绍的，疫情发展很快，情况一天一变。即，在20号之前，谁也不敢确定。也正如CDC副主任冯子健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时所说，CDC早期已经有“人传人”的看法，但受当时条件限制，谨慎作出“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不能排除有限人传人的可能”等结论，“我们从最早开始，就把它当作有高度传染性的疾病来对待，第一时间采取了密切接触者管理等措施。”而武汉卫健委还一再发布通告说“未发现明确人传人证据、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并不符合CDC的结论。所以这个高级别专家组很快形成一致意见：疫情已经很严重，肯定发生了人传人包括医务人员感染的情况。1月20日的新闻发布会上，钟南山院士发布疫情信息，这当然是国家卫健委授权的结果，也当然是专家组集体智慧的结晶。发布会上高福也在，钟南山是组长，他的发言也代表高福等人的意见，总不能五位一起说。结论由钟南山发布，并不意味着只有他一个人在四处奔波。CDC的科学家们和高福院士做了大量工作。请不要忘记专家组的排序：钟南山、高福、李兰娟、袁国勇、曾光。认识总是要有个不断深化的过程。最初谁也不可能把握那么准，就连钟南山也有过“传染性没有SARS那么强”的判断，1月28日又说“疫情一周或十天左右达到高峰，不会大规模地增加了”，那么应该在2月4日到7日达到高峰。事实上呢？到了2月4日，他又说“10天出现最高峰”。当然没人怀疑钟南山院士的权威性，我们也不能求全责备这位民族脊梁。因为新冠病毒的传染性和致病力超出了所有人的预估，现在大家都知道新冠比SARS厉害多，可这是研究和实践不断深化的结果，这背后高福院士和CDC做了大量繁重而艰苦的基础工作。高福对外展现出充足信心，表现出乐观主义精神，其实并没有错。我们不能咬住他之前的判断失误不放，就像我们不能苛责钟南山院士一样。而且“新冠是可防可治的”这一论断现在看仍然是正确的。病例数已经出现了10连降，大面积爆发的风险极低。（四）高福和CDC都干了些什么？12月30日（李文亮在群里发消息的同一天），高福将此事报给了卫健委，是在国家层面最早的报警人。高福和李文亮一样，都是“吹哨人”。去年12月30日夜间，也就是武汉几名医生当天傍晚上在同行的朋友圈中刚刚提醒大家注意这个新型不明肺炎的同一天，由于高福有在睡前在网络上搜索有关传染病信息的习惯，偶然发现了武汉市卫健委内部发出了不明原因肺炎紧急通知的相关传闻，大吃一惊。他极为重视，随即打电话给武汉市疾控中心负责人了解情况，在得到肯定的答复之后，立即责问他们案例早已超过三例必报的预警门槛，为什么这么多天来从未向网络系统直报？都这样的话，国家重金打造的网络直报系统还有什么用？据知情人说，正是从对方含糊的解释中，凭着专业敏感，高福感到问题不小，自己责任重大，于是不顾时间已晚，连夜给国家卫健委多名领导分别打电话报警。据媒体报道，国家卫健委也可算行动迅速，第二天就由分管领导带领工作组、专家组到达武汉。高福与CDC及各单位科研人员共同努力，短短几天内就找到了元凶。中国科研人员的高水平和高效率，得到了国际上普遍的肯定。

与白衣天使医护人员相比，疾控工作者，更像是“战疫”中的“隐形人”，也是“守夜人”。他们的工作更多的是在喧嚣的背后默默进行，与细菌、病毒的战役未曾停歇，悄然无声，却力顶千斤。

疾控中心仅传染病所就已派出50余名专家直接参与疫情防控工作，他们中有疫情处置经验丰富的专家，有刚领结婚证毅然放弃蜜月度假的新娘，有年轻的小夫妻，还有下午接到命令傍晚就直接出发的刚入职博士。

“我们的防控一直没有停，一个月来大家都没有觉睡。”CDC的同志们对所有疑似和确诊的病例进行了详细的田野调查。他们通过对感染者、亲属、密切接触者和医务人员进行访谈的方式，收集了有关发病日期、就诊日期、住院日期和临床结局的信息。研究者访谈了每例感染患者及其亲属（如有必要），以确定发病前2周期内的暴露史，等等等等……数据一式两份录入中央数据库，并使用EpiData软件（EpiDataAssociation）进行核对。经过如此路径，获得了名病例的流行病学信息。

继钟南山、李兰娟院士团队分别宣布患者粪便样本成功分离病毒，2月13日，中国CDC团队从两省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便标本中成功分离到了两株新型冠状病毒。新冠肺炎患者粪便是否排毒一直是疫情防控的重点，在前期粪便样本中检出核酸的基础上，证明粪便中确有活病毒的存在，这种现象的存在与粪-口传播的关系需进一步的研究，对未来防控具有重要指导作用。

15日，科学网等媒体报道了《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正与世卫专家一同研讨沟通疫情防控》。《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了高福院士。他正接待从世界各地赶来的世卫组织专家，研讨、沟通新冠肺炎的防治工作。高福表示，世卫组织对中国此次战“疫”工作和成效给予了很大肯定。报道称，高福领导下的中国疾控中心连日来一直联合全国疾控中心的驰援团在湖北一线开展病人的检测和流行病学调查。中心也正在抓紧疫苗研发、药物测试工作，各种防控方案制定和科普宣传工作等也一直在有序进行中。三、为什么在网上遭到恶毒攻击？我大致总结了以下几个原因。一是，有些自媒体人急于蹭热点，煽动情绪、吸引流量，唯恐事不大、唯恐天下不乱、唯恐网民不怒。他们用辱骂、批斗、扒老底等方式迎合公众趣味，误导公众认识。二是，面对疫情带来重大损失和威胁，有人心里的怨恨无处宣泄。他们总要找一个出口，总要找一个罪魁祸首，正好第一类人给他们提供了现成的宣泄题材，高福院士俨然成了网民发泄情绪的靶子；三是，有些人闭门在家实在闲得无聊，加上仇富仇官等阴暗心理作用。越是大人物、成功者被身败名裂，他们越起劲、越高兴，而不去追究事实真相。攻击高福成了他们最简单、最安全的抹黑当局的手段。正如文章《怼高福院士的人不厚道》中所说“不要因为怼他最安全，就玩命怼他。”四是，公众科学素养及人文素养低下，反智主义盛行。美国托马斯·M.尼科尔斯教授在《专家之死：反智主义的盛行及其影响》一书中告诉我们：信息的民主传播（而非传统的教育培养），造成大量一知半解、充满愤怒情绪的公众横空出世。他们都认为自己是饱学之士，误将“反专家”当作坚持自我，公开指责智识的完善，沉浸在对无知的崇拜中，甚至产生一种错觉，“民主便意味着我的无知与你的博学一样优秀”。这与人类历史上棺木未朽的反智主义思潮不谋而合!人们可以在网上自由发布任何东西，这就让公众空间充斥了不良信息和半桶水的见解，泛滥成灾。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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