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格局，是从只有一个太阳的中心秩序，正在走向两个恒星互绕的双子星秩序，并且有一定概率进入三星互绕的“三体”乱纪元。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要理解国际政治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应当首先理解世界经济体系的百年大变局。年3月，中国和伊朗签署为期25年的战略合作协议，伊朗用人民币结算石油贸易，令人不禁想到年美国与沙特签订的石油美元协议。5月3日，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俄罗斯将逐步脱离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货币体系，令人联想到年美国拥抱中国进入世界市场经济体系，而苏联阵营失去最重要的盟友。同时，新冠疫情的全球肆虐与中国风景独好，又似中世纪欧洲黑死病的现代版，必将带来深远影响。种种迹象表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

一、冷战后，加入美国全球经济体系是国家发展必由之路。

全球经济体系，更准确的说法是全球市场经济体系。其特点一是市场经济，二是全球自由投资和自由贸易。二者缺一不可。

在冷战期间，世界有两个经济体系，一个是以前苏联为核心的计划经济体系，另一个是以美国为核心的市场经济体系。随着年苏联轰然崩塌，美国的市场经济体系取得决定性胜利，成为全世界唯一的经济体系。

冷战结束后，任何国家想要发展和富裕，必须要加入这个全球市场经济体系，而被排除在这个体系之外的国家，必然陷入贫困落后。

最典型的是伊朗。年，美国特工克米特.罗斯福（美国第26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之孙）潜入伊朗，成功策划了对伊朗摩萨台政权的颠覆，扶持巴列维国王重新登基亲政，巴列维随后发动“白色革命”，其本质是伊朗版的“改革开放”，加入了美国主导的市场经济体系，成为美国在中东最重要的战略支点（沙特当时只能靠边站）。在年代，伊朗人均国民收入位居世界第9名，大概和当今的丹麦一个水平，日本最牛的时候也才混到20名上下。

年霍梅尼发起的伊斯兰革命胜利后，伊朗被美国踢出了这个经济体系，其人均GDP在年已跌到世界第98位，和委内瑞拉、伊拉克大约是一个水平，也就能在索马里、阿富汗身上找点自信，可谓从天堂跌落泥坑。

中国经济奇迹的内因固然是中国人民的勤劳勇敢以及国家的正确领导，内因固然是主要原因，但光有内因可不行。最关键的外部因素，就是中国在年尼克松政府任内与美国关系破冰，在年卡特政府任内中美建交，进行了市场经济改革，抛弃了苏联阵营的计划经济体系，加入了以美国为核心的全球市场经济体系。

在当时，这被认为是美国尼克松、卡特政府的重大外交胜利，震惊了全世界。在今天看来，这更是中国的重大外交胜利。中国依靠“三外路线”，即引进外资、对外出口、外汇锚定美元三大政策，完成了资本积累和工业化。特别是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中国经济坐上火箭，出现令世界震惊的两位数高速增长，在年GDP增长速度甚至达到恐怖的14.23%。不过，我国的人均GDP仅仅排名世界78，只有美国的六分之一，刚刚破一万美元，也仅仅是伊朗的两倍而已，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印度如今人均GDP才排名世界第位，还不如伊朗，其贫困主要原因固然是社会痼疾和政府治理能力低下，但也必须考虑外部因素。印度虽然是“不结盟运动”的发起国，但实际上却长期倾向苏联，属于苏联经济体系的外围成员。美国在冷战期间长期扶持巴基斯坦对抗印度，印美关系并不友好。

印度版的“改革开放”实际上是年才开始的，起步比中国晚，改革步伐又缓慢。印度在年就加入了WTO，但年后因为拥核被美国制裁，到年才结束制裁。随后历届美国总统都拉拢印度，年以后，印度的GDP增速在大多数年份都接近8%左右。虽然比不上中国怪物两位数的增长奇迹，但放在全世界也是足以自傲的经济成就。

那么，为什么美国为核心的全球市场经济体系拥有如此巨大的威力？

二、美国是全球经济体系的财富之源。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翟东升教授在《中国为什么有前途：对外经济关系的战略潜能》中，将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描述为一个同心圆。体系中包括四种国家：中央国家、准中央国家、外围工业国家、原料提供国家。

1.中央国家靠出售信心，躺着赚钱。

美国是唯一的中央国家，它的作用是为整个经济体系提供信心。二战结束后，全世界工业国都破败不堪，其货币毫无信用，只有锚定黄金的美元拥有信用。没有信用，市场交易就无法进行。

信心以货币的形式体现，货币又以资本的形式体现。在二战结束后，全世界工业国都被打烂，严重缺乏重建的资本，只有美国一个大国没有受到战争破坏，并且发了战争财，几乎将整个西方世界从大航海时代以来积累的财富收归囊中，以黄金的形式永久存储在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的金库中。因此，美国便成为整个西方世界及盟友的投资人、大股东、真正的资本帝国。

中央国家可以不需要劳动，却获取最大的收益。但中央国家可不是谁都能干的，正如一句名言“强大的货币，来自强大的政治”。大英帝国就曾长期担任过这个角色，二战后交棒给美国。美国之所以能够依靠出售信心来发财致富，原因是其强大的军事力量、两次世界大战及冷战胜利的威慑力、维护秩序的能力、国际对其制度优越性的信任等。美国得到的，是世界霸主不言自明的红利、世界经济最大块的蛋糕——铸币税和资本利差。

生产率的基本要素是资本、劳动力、生产资料。其中最稀缺的是资本，世界上劳动力、生产资料十分充裕，只要有资本，其他两者可以通过购买获得，资本因此控制世界生产。美国是世界货币的创造者，也即世界资本的中心，如同世界经济体系最大的水库，调节全世界的财富流向。

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因为国民贫穷，很难完成资本原始积累，因此缺乏资本进行生产投资。我们试过勒紧裤腰带搞“剪刀差”，然而不可持续。如果不能引进外资的话，只会与西方的差距越来越大，永远不可能伟大复兴。

因此，发展中国家必须依赖外资才能进入工业化、现代化，即便被剥削，但总体是受益的，蛋糕被做大了，我们与美国共同分配增量部分。虽然肉被地主吃了，但咱好歹也能喝碗汤补补身子。你还别不高兴，世界上廉价劳动力大把，不是谁都有给美国打工的机会，这都是老一辈人卧薪尝胆、韬光养晦争取来的。

与此同时，引进外资也必然会承接发达国家落后的科技转移，可以提升发展中国家的科技水平。生产率的升级还需要包括科技、管理在内的全要素生产率。美国控制了科技（含自然和社会科学）制高点，也就掌握了全要素生产率最核心的要素。就算你有资本，哪些科技能买，也还是得看美国人的心情。加入世界经济体系，也即加入了世界科技体系，也即获得了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机会。

2.准中央国家出售高科技产品，赚的是智力钱。

准中央国家是主要是西欧、日本两个美国盟友，韩国勉强也算1个。虽然他们的货币欧元、日元也是小型世界货币，也能获得一些“铸币税”，也能收获资本投资红利，但其金融体系受制于美国，国家经济主要依靠高科技产品和服务赚取高附加值利润，属于靠出售脑力生存的国家。

“准中央国家”均已完成了工业化、现代化，也可以称之为核心工业国家。他们工业实力强大，基本什么都能生产，但因为经济学“比较优势”的原因，只生产高附加值产品，把低端工业品外包给外围工业国。

准中央国家，严格来说或许算是美国的资本主义附属国。从资本源头来说，欧洲战后经济发展的起步资本大部分来自“马歇尔计划”以及美国华尔街的巨额投资，日本、韩国起步也是依靠美国资本。他们固然获得了发展机会，但其最优质的资产，却不可避免被美国资本攫取，以此长期剥削其劳动剩余价值。

比如韩国的“民族企业”三星公司，它的股份过半数被美国控制，过半利润要交给美国。实际上，准中央国家的优质企业发展到足够大的规模后，不可避免要面临三星的命运，即被美国的廉价资本收购或入股。所以，作为实现工业现代化的准中央国家，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资本的高级下蛋鸡。

准中央国家赚钱就不如美国人那么轻松了，永远都不能停下，并且头上有发展的天花板。他们的科技产品一旦领先美国人太多，也将面临被打压的命运。法国阿尔斯通公司前高管弗雷德里克·皮耶鲁齐的书籍《美国陷阱》，以他的亲身经历告诉世界：美国的“长臂管辖”有多么卑劣，逼迫阿尔斯通这样的高科技企业将其最优质的业务出售给溃不成军的美国竞争对手。阿尔斯通仅是欧洲、日本优质企业的缩影而已，类似事件层出不穷。

但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欧日早已放弃了跟美国称雄的念想，一心只想牢牢守住自己第二梯队的准中央国家位置。

3.外围工业国家出售低端工业品，赚的是血汗钱。

外围工业国，指的是以劳动力密集型工业为主的低端工业国。以中国、印度、墨西哥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唯一能被国际资本家看上的，就是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当然，这也是我们在世界市场经济体系中的“比较优势”，是我们最有竞争力的部分，可以把任何劳动密集型产品做到地板价。

这并不丢人。经济学中的最大效率，就是发挥自己最大的禀赋优势。比如，在《解读中国经济》中，北大教授、国务院参事林毅夫先生提到雪铁龙富康和本田雅阁的案例。在上世纪90年代，湖北从法国雪铁龙引进了全套的“富康”汽车生产线，造价亿元，自动化程度很高，属于高科技。而广东从日本引进了缩水的本田雅阁生产线，造价只有20亿元，因为大量的工序采用了廉价的人力来完成，科技含量比不上富康。

结果，富康有亿的投资要均摊在每辆汽车上，而雅阁只有20亿的投资需要均摊。因此出现了诡异的结果：作为中高端汽车的本田雅阁，其成本价比作为低端家用车的富康还要便宜，富康因此必然竞争失败。

经济学规律不可违背，发展中国家如果不发挥自己劳动力廉价的禀赋，产品质量比不过发达国家，价格又毫无竞争力，就无法在全球市场占有一席之地，外资就不可能投资赔钱的买卖，资本就永远不可能完成原始积累，现代化就永远不可能实现。

不过，在此过程中，发展中国家的企业科技含量必然逐步提升。一方面，外资为了追求最大利润，必然会转移技术适当提高生产率。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发展，劳动力成本必然提升，获得第一桶金的企业必然会提升科技含量来降低人工成本。所以，发展中国家不能着急，必须按规律慢慢来，实行“赶超战略”的国家，无一例外经济失败，如前苏联、中国前30年、印度90年代以前。

外围工业国家的发展过程中，人民必然要经历一个悲惨的“血汗工厂”阶段，这正是60、70、80三代劳工付出的惨重代价。富士康跳跳也不过是五六年前的事情。

劳动力充沛，导致劳动力价格低廉，工厂可以毫不在意工人的待遇，不爱干就滚，大把人排队要进厂。所谓“是福报”这种奇葩说法，正是“人口红利”就业形势的体现。直到近几年，随着“招工难”在沿海地区扩散、劳动保障监管加强，劳动者待遇才明显提升，最典型就是海底捞对员工的人性化管理。

外围工业国受到中央国、准中央国的资本剥削、智力剥削，人家吃肉，咱只能喝汤混个肚圆。贫穷的中国人在养活富裕的美国人。劳动力价格低到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生娃）都困难的地步，维持劳动力数量平衡，要求平均一对夫妻要生2.1个孩子。普通工人养的起吗？有时间教育孩子吗？留守儿童成了几代人心中永远的痛。

只有中国民族这样坚韧的品格，才能最终坚持下来，撑到产业“转型升级”，撑到国家积累足够的资源去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也只有中国这样的强力国家，才能确保这一艰难过程中的稳定和秩序。普通国家根本撑不过去，要么工潮遍地、烽烟四起，要么永远止步于对劳动力密集产业的依赖，跨不过“中等收入陷阱”。

美国资本最向往的模式，就是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永远停留在外围工业国的位置上。这种分工对美国极为有利，它可以不断强化美国的经济中心地位。

第一，发展中国家工人的血汗，大大降低了美国人的生活成本，使其可以低成本享受全世界顶尖的物质生活，有利于美国资本家“赎买”底层人民的忠诚，化解尖锐的阶级矛盾、种族矛盾。

第二，发展中国家注定要给美国上缴“铸币税”。如果说的更极端一点，就是美国印出花花绿绿的纸张，就把发展中国家几代人辛勤的劳动成果换走了，这是更广义的“铸币税”。但你没办法，因为只有美元有国际信用。比如我国，人民币是通过锚定美元才获得了国际信用。

第三，外围工业国的血汗钱加强了美国的资本中心地位。我们高达3-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不能轻动，只能把大部分用来购买稳健的美国国债，美国国债是发行美元的锚定，美国人就可以用中国人民的财富加杠杆发行数倍的美元。再加上很多中国人一发财就投资移民美国，或者安排配偶子女移民美国，又把中国人民创造的财富带到美国。结果就是美国的美元成本十分廉价，其利率长期维持在2%甚至0利率。华尔街的资本家可以从美国贷出接近0利率的美元，然后投资到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平均收益率不低于10%，再加上人民币稳定升值的长期套利预期，几乎是躺着赚钱。

外围国家加入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也即加入美国为王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被资本剥削是无可奈何的事情。只能说，跟自己以前比是更好了。

外围工业国的终极梦想就是当欧洲、日本、韩国，这也是在这个等级森严的体系中发展的天花板。但非常困难，原因不在于经济而在于政治。日本、欧洲的体量不足以威胁美国，而中国和印度一旦达到日本、欧洲的人均GDP水平，经济总量将达到美国的3倍。这种情况下，美国的中央国地位必然不能维持。

以人均GDP而言，日本在年代、韩国年代都达到了美国的50%，而中国现在才达到美国的16%。我国要到年，才能到日本年的人均产出水平。即便如此，美国已经开始对中国贸易制裁、科技制裁，并且美国两任总统特朗普、拜登已公然把中国当成头号竞争对手。中国已经到达了在美国世界经济体系中成长的天花板。

4.原料提供国出售资源，赚的是运气钱。

原料国数量最多，包括俄罗斯，中东的沙特、阿联酋、伊朗、伊拉克等，非洲的刚果、几内亚、坦桑尼亚、纳米比亚等，美洲的委内瑞拉、智利等，澳洲的澳大利亚。

原料国是靠天吃饭。投胎投的好，家里刚好有富矿，那就爽翻了，挖出来就是钱，而且还不用自己挖，入干股就行。

其中家底最厚的，就是俄罗斯，老祖宗是灭国夺地的专家，曾经抢了欧亚大陆42%的面积，解体后仍然占据了欧亚大陆的31%。俄罗斯是地球上矿产资源总量排名第一的国家，探明矿产总价值高达92兆美元（1兆=1万亿）。所以，即便把工业化的家底快败光了，靠卖资源依然能维持1.1万美元的人均GDP，世界排名第67，比中国还高5名呢，就这还是美国制裁着不给放开卖的结果。

澳大利亚人均GDP高达6.1万亿美元，是中国6倍。阿联酋人均GDP是中国4倍，科威特是中国3倍，沙特是中国2倍。

部分原料国虽然小日子可能过得不错，但基本没什么政治前途。主要原因在于以下方面。

第一，逃不脱的资源诅咒。

资源诅咒包括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

全球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下，必然会出现各国分别发挥各自禀赋优势的市场格局，资源国因为资源禀赋最优，所以若没有强力的政府介入，结果必然走向资源依赖，制造业很难发展起来。

在经济方面，经济学的“比较优势”，会导致资源国的资本、人力资源优先配置到利润最高的资源行业，形成“挤出效应”，影响其制造业发展，导致其经济畸形。比如其劳动力、土地价格等经济要素价格都会被利润高昂的资源行业拉高，货币也会升值，导致制造业失血，并且价格昂贵很难出口。

以澳大利亚为例，在年代以前，制造业占其GDP的比重仍然高达28%，但到了年，制造业就只占10%了。澳大利亚年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是5.6%，中国则高达26.8%。澳大利亚的支柱产业就是采矿业、农牧业，第三产业（服务业）虽然占GDP比重在80%以上，但第三产业永远是依附第一、第二产业的。

在政治上，原料国容易导致大国干涉，也容易导致腐败和军阀统治。

制造业不发达，必然成不了强国，只能依附强国。这是原料国的宿命。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在年秀了一次肌肉，为了制裁以色列和美国，把油价从3美元提到10美元，导致美国、西欧、日本陷入经济危机。随后第二年，年，美国与沙特达成“石油美元”协议，美元与石油结算绑定，并且在军事上保护欧佩克的核心国—沙特。结果是欧佩克被美国人分化瓦解。

对于不听话的伊拉克、伊朗等产油国。除了经济制裁外，美国在中东打了几十年仗，要么挑唆中东战争，要么亲自发动中东战争，总之是要搞得中东烽烟四起、民不聊生。虚弱的中东，才便于美国予以控制其石油资源。美国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公然称：“我参加过很多关于外交政策的会议，数年来和数代人以来的战争是为了争夺石油而打响的。”

委内瑞拉探明石油储量世界第一，占全世界约17.5%，然而其石油出口在90年代以前70%流向美国。查韦斯总统年上台后，胆敢要什么主权、独立自主，向美国石油企业征税，结果招致经济制裁、谋杀、反政府武装叛乱等各种颠覆手段，最终死于癌症，但继任总统马杜罗坚称查韦斯是被美国谋杀的。到现在，委内瑞拉频繁遭到疑似美国支持的哥伦比亚反政府武装攻击，陷入动荡和贫困。

即便没有大国干涉，发展中国家拥有大量资源也不是好事。很容易被军阀控制。军阀依靠资源收入供养军队，根本不需要看人民的脸色，容易形成暴政。比如盛产钻石的非洲塞拉利昂出军阀、盛产石油的尼日利亚出军阀。

所以，对贫穷的发展中国家而言，资源是“福兮祸所依”，逃不脱“资源诅咒”。

第二，经济不能自主，大起大落。

资源国的经济情况完全取决于国际市场的原料价格。每当全球经济萧条时，对原料的需求必然大大减少，而原料国的生产能力却没办法立即降下来，因此价格将大跌。其国民收入、财政收入来源过于依赖资源出口，一旦价格大跌，很容易经济崩溃、政府崩盘。

如遭遇年全球经济危机后，俄罗斯GDP增速从年的8.5%暴跌至年的-7.8%；委内瑞拉GDP增速从年的8.8%暴跌至年的-3.2%。

原苏联后期实际上已经开始出现资源出口依赖，目前主流观点均认为年-年国际油价暴跌是压垮苏联经济的最后一根稻草。年开始，油价从每桶39美元的高位开始自由落体，年跌至20美元一桶，年更是急速跳水至10美元，造成苏联脆弱的经济平衡崩溃，戈尔巴乔夫不得不进行经济改革，推倒了苏联解体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

掌握全球经济上游的中央国家和准中央国家，也即是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对原料国的经济具有生杀大权。如果美国愿意的话，可以通过控制资源价格来控制原料国的经济命脉。

随着中国的经济崛起，中国的天量采购实际上对原料国的独立自主和经济稳定形成了保护。比如伊朗和俄罗斯，甚至包括澳大利亚，在面对美国时多了一个“站着赚钱”的机会。可惜某些原料国看不清形势。

三、美国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开始动摇。

1.中央国的金融垄断不可持续。

自大航海时代以来，世界先后出现过西班牙、荷兰、英国、美国，共四个中央国。前三个均无一例外最终失去中央国地位，其原因在于市场经济的规律。

西班牙一度控制世界上83%的金银产量，是毫无疑问的世界货币中心。当西班牙因拿破仑战争受到削弱、其拉美殖民度独立后，世界金银产量下降了50%。连远东的中国明清两朝都依赖西班牙的银币输入，西班牙失去拉美，导致了清朝-年的通货紧缩、经济萧条，成为太平天国起义的经济导火索。（见《枢纽：年的中国》）

荷兰也曾经在一个世纪里是世界金融中心，原因在于其对外贸易积累的财富、最早的资本主义改革，以及商业银行、股票市场、期货市场等现代金融改革。大英帝国更是不在话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英镑是世界上最坚挺的世界货币，伦敦是世界金融中心。

但上述三国的金融中央国地位都不可持续。原因在于金融中央国既然控制了大量货币，必然要推动资本自由流动才能实现其价值。而一旦自由流动的话，资本必然流入新兴国家。中央国因为资本太多，其价值必然低廉，周边新兴国因缺乏资本，要素分配价格必然高昂。因此，中央国必然会大量向新兴国家投资，从而获取最高的资本回报。

因此，顺理成章的结果是：西班牙的金银，推动了英国的经济崛起；荷兰的金融资本，同样帮助了英国。英国在完成工业革命后，取代了西班牙、荷兰。

而英国的金融资本，则推动了美国、德国的经济发展和工业革命，并且帮助了沙俄的初步工业化。结果，在美、德、俄的合力下，日不落帝国谢幕，美、苏、德称雄。并随着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金银硬通货大量流向美国，最终形成美国的世界金融霸主地位。

在相同的逻辑之下，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在新中央国美国、准中央国日本的投资拉动，以及其巨大市场的需求拉动下，中国依靠外向型经济完成了工业化，实现了经济的崛起。并因此动摇了美国的中央国地位。

2.中央金融国必然制造业空心化。

中央国的金融中心地位，必然导致“脱实向虚”，制造业空心化。这种现象先后发生在西班牙、荷兰、英国身上，美国也未能避免市场经济的铁律。其原因在于，经济霸主要求自由贸易，但在自由贸易的全球市场经济体系下，各国会出现根据“禀赋优势”发生的产业分化，各自走向自己擅长的“比较优势”产业。

比如中国、印度因为劳动力价格低廉，从事劳动力密集行业优势最大、竞争力最强。而美国这样的金融帝国，从事金融行业优势最大、最具比较优势。金融的强大正如资源国的“资源诅咒”，必然导致“挤出效应”，其制造业必然不具备比较优势。并非美国人干不了制造，而是不划算，资本搞金融赚头更大，资本要么在华尔街搞“金融创新”，要么投向中国等获利更高的发展中国家制造业。

西班牙、荷兰、英国等中央金融帝国因强而富，但最终结果是富而不强，难以抵挡新兴强国的竞争。美国也很难摆脱这种宿命。即便以特朗普为代表的保守派已经意识到制造业空心趋势的危险，也很难加以改变，主要是涉及的金融利益集团过于强大。

3.穷人借钱给富人的金融秩序不可持续。

美国主导的金融秩序下，如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赚取的美元最终又大量流向美国资本市场，让中央国的资本更加低廉。其本质上就是穷国借钱给富国，穷人借钱给富人。

其结果正如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格局一样不可持续。交不起首付、供不起房的穷人只能把工资收入存入银行，储蓄令银行可以加杠杆发放更多贷款。而富人有能力再次加杠杆贷款，结果是富人通过资产升值获得10年10倍的财富膨胀，而穷人的工资收入增长幅度远远小于资产增值，贫富差距急剧扩大。最终，必然是整个社会需求动力不足。

不论是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还是按照新凯恩斯理论，货币政策只能改变经济的周期，它解决不了经济的基本驱动力——需求问题。长远而言，贫富差距过大，会导致穷人的消费能力大大下降，社会的总需求将难以扩张，因此经济动力将越来越弱。

国际金融秩序也是如此。华尔街的富人即便在疫情期间也可坐享财富升值10%，但财富向美国集聚的后果，是整个世界的需求不足，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下降。即便在美国本土也出现严重的贫富分化，最顶尖的50个富豪占有美国50%的财富，其长期经济增长的国内动力同样不足。

站在全球经济视角，美国的中央国地位也是不可持续的。

4.中国经济崛起带来世界百年变局。

年中国的GDP总量已达到15.7万亿美元，为美国的76%（美国为20.6万亿美元）。这还是人民币汇率被低估的结果，根据世界银行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口径，年中国GDP已达到24万亿美元,超过美国16.5%。

中国的经济体量，依然足以令美国感受到威胁，其中央国地位在短期面临“双核”格局的考验，在长期有可能进入“三体”格局——13亿人口的印度正在快速崛起。

中国的生存需求，使得中国不可能止步于依靠廉价劳动力的外围工业国位置。中国必须冲破现行经济体系的天花板，即打破了美日欧的科技垄断。

其原因在于两点。

一方面，随着中国物价成本，特别是房价成本的提升，劳动力价格上涨，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竞争优势将逐步消退，市场推动中国产业必须转型升级，否则贫富差距将进一步拉大、社会矛盾将进一步激化。

另一方面，人口红利期进入尾声，必须以科技红利、制度红利、金融红利取代人口红利，寻找高利润的新增长点。中国因为严格的生育政策，劳动人口和消费人口的比例达到人类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根据《渐行渐远的中国红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数据，中国在年的高峰期曾达到%的恐怖水平，远高于日本的巅峰水平%（年）、美国的巅峰水平%（年）。

劳动力的过剩、消费人口的不足，带来极为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巨额的财富剩余、高涨的资产价格。然而，这段“红利”时期已接近尾声。

中国在上世纪70年代，从6.0的生育率急速下降到3.0，又降到2.0以下。这意味着，中国的老龄化也将出现一个断崖式的快速老龄化阶段。如果我们不能实现转型，那么14亿人口将出现巨大的结构性矛盾：有限的财富如何在孩子、青年人、老年人之间分配，如何在劳动人口和消费人口之间分配。由此将引发巨大的社会风险。

并且，美国、日本都在人口红利期巅峰下落时遭遇严重的经济危机，日本是年，美国是年。若中国的转型不能完成，经济危机的规模和烈度，很可能超过美日，原因在于我们的人口结构是剧变而不是缓慢变化。

这意味着中国绝不可能接受美国的科技阉割，中国不可能永远在产业链下游赚血汗钱，也不可能坐以待毙。国家提出了“新发展理念”“高质量发展”战略。中国不仅将在高科技领域挤压欧、日等准中央国的市场份额，并且将在5G、人工智能等未来产业领域打破美国的科技霸主地位。未来还将通过人民币国际化，打破美元霸权对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剥削。

只要中国按计划在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也就是日本在年代的水平。以3倍于美国的经济体量，中国必然可以形成以自己为核心的区域甚至全球经济体系。中国将回到过去几千年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位置，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经济基础将奠定。

中国通过70年的努力，终于走到伟大复兴前夜。但“树大招风”不可避免，中国也走到了美国全球经济体系的天花板，遭到了美国的阻击。最典型的受害者就是华为。副董事长孟晚舟被抓捕至今未释放。华为也在美国的制裁下，手机全球市场份额从年的18%暴跌到4%，连国内市场份额也从50%暴跌到16%，可以说已经到了生死边缘。

在阿拉斯加外交会谈中，双方基本可以说是撕破脸了。双方存在结构性矛盾，不是外交官说几句好话、做点轻微让步能解决的。因此，中国也改变过去的“低调男神”作风，公开与美国的敌人进行战略合作。

5.中国崛起给边缘国家带来新生机遇。

在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中，有些国家因政治原因被美国边缘化。最典型的就是俄罗斯、伊朗了。这两个国家都是资源大国，并且有工业化基础，本来日子可以过得很滋润，却因美国的制裁过得苦哈哈。

俄罗斯在苏联解体后跪求加入美国主导的世界市场经济体系，在美国专家的建议下，进行了“刮骨疗伤”式的“休克疗法”，结果造成俄罗斯经济崩盘，几代人积攒的家底毁于一旦。

年普京上台后，俄罗斯成为世界经济体系最外围的能源供应国，但总算能“跪着”赚点钱了。经济总算开始起步，从-年，经济增速在5%-8.5%之间。但其经济也出现“资源诅咒”，因美国的经济波动而剧烈动荡。在年美国次贷危机引爆全球金融危机后，俄罗斯的GDP增速暴跌至-7.8%，从此进入低迷期。

年俄罗斯收回克里米亚后，引发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严厉制裁，连石油都不给卖了。其经济增速在年下滑至-1.97%，此后可谓一蹶不振。好容易缓过来，还没等喘口气，年又遭遇新冠疫情，经济再次负增长，-3.1%。

特朗普任期内，一度期待与俄罗斯和解，而俄罗斯求之不得，恨不得主动投怀送抱，全世界都能看懂普京与特朗普在隔空抛媚眼。结果特朗普被民主党的“通俄门”搞得灰头土脸，“通俄”计划破产。至拜登上台，民主党再举意识形态大旗，与普京这样的邪恶政权“正邪不两立”。俄罗斯终于死了“投美”的这条心。

俄罗斯的问题，一是体量过于庞大，占据了欧亚大陆的腹心地带，是全世界唯一无可争议的“陆权国”。二是大国雄心犹存，并且因其体量永远存在“复兴”的可能性。三是“腿脚不利索”，跪不下去。

伊朗与美国的矛盾也难解。

一是其体量在中东过于庞大，是中东最重要的边缘地带大国，若没有美国干涉，伊朗大概率会整合中东，形成一个强大的穆斯林共和国，导致中东摆脱西方的控制。

二是祖先的历史过于辉煌。波斯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帝国，极盛时期的疆土东起亚洲的印度、葱岭，西至欧洲巴尔干半岛，南至非洲的埃及，北至黑海里海。对波斯帝国辉煌历史的憧憬，使得其与中国一样，在面对欧洲、美国这些历史上的“蛮夷”时，没办法“跪着”赚钱。

三是无解的宗教冲突。基督教与穆斯林的圣战持续了上千年，美国要维持其世界帝国，必须借助宗教软实力，也就必须迁就国内右翼保守基督教势力。从小布什时期开始，美国总统为了“铁票”，放弃中间路线，名目张胆地声称美国入侵中东是“反恐十字军战争”。至特朗普时期继续延续小布什的策略，给美国政策涂上浓浓的宗教色彩。导致整个穆斯林世界的反美情绪高涨。其中最坚定的宗教堡垒就是伊朗。

自从霍梅尼推翻美国中央情报局扶持的世俗傀儡政权巴列维王朝后，宗教成为其统治合法性的最重要来源。再加上伊朗是民选制度，执政者必须迁就民间的宗教热情、反美情绪。伊朗政治家即便知道与美国和解会带来经济利益，实际上也很难实行，因为对美国的妥协，很可能终结其政治生命乃至其政教合一的体制。因此，伊朗成为美国在中东的死敌。

在奥巴马时期，美国一度试图将伊朗重新拉入西方阵营，伊朗温和派也期待重回世界经济体系，毕竟这是被历史验证的致富之路。因此，伊朗在核问题上进行让步。年7月20日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伊朗核协议，长达十年的伊朗制裁将被取消。

然而，右翼宗教分子特朗普上台后，在年单方面退出伊朗核协议，继续对伊朗进行制裁。可谓背信弃义，令伊朗人民丧失了对美国本来就脆弱的信任，温和派受到巨大打击。伊朗若想摆脱贫困落后，以及无时不在的被颠覆危险，必须寻求加入美国以外的经济体系。

俄罗斯、伊朗，其共同的特点都是被美国排斥在世界经济体系之外，欲加入而不可得，并且都是颇具实力的强国。中国，几乎是两国在这个地球上唯一可以信任及依靠的力量、打破美国封锁的唯一希望。而中国在美国的制裁与敌意下，也终于“亮剑”，不再回避与美国敌人的深度合作。

于是，原本如行星拱卫太阳般的世界经济体系，出现了“天有二日”的迹象。中国并非原苏联，即便美国也很难将中国排除在世界经济体系之外。这意味着，未来世界经济体系将有两个“太阳”，并且各自伴随一圈中小行星。

两个恒星相互绕转的星系，在宇宙中还是存在的，比如距地球光年之外的开普勒太阳系。双恒星最终还是有机会形成一个稳定的秩序。但世界还有另一个变量——印度。

中国人大多瞧不起印度，对印度的过度嘲讽，恰恰说明了潜意识里对印度的忌惮。理性的人必然能够看到，印度的名义GDP在年排名世界第5，但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仅次于中国，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并且在高速增长中。如果印度能够保持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有可能在年赶上美国，成为仅次于中国的第二大经济体。

生产力的三要素是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和劳动者，印度有13亿人口的庞大劳动者，如何能够小觑其生产力前景？并且，印度从年起就向美国靠拢，美国试图以印度替代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这意味着印度不会缺投资。既有劳动力，又有资本，劳动资料更是不在话下。生产力三要素齐备，其发展潜力如何能够等闲视之？

并且，印度的人口结构远远优于中国。根据年的统计数据，其20岁以下的年青人数量高达5亿人，而中国仅有3亿人，其年青人占人口的比例比中国高出60%。这意味着印度将有至少长达半个世纪的“人口红利期”，而中国的人口红利期已接近尾声。

一旦印度崛起，世界经济便有可能形成“三体”星系。读过《三体》的，都知道三个恒星的运动是毫无规律的、极不稳定的，行星根本无法生存。这意味着，世界经济将进入“乱纪元”。

不过，美国同样忌惮印度，印度也并不完全信任美国。再加个本次新冠疫情给印度带来的巨大冲击，其经济发展前景虽然基本面强大，但存在更多的不确定变数。印度的崛起，短期还可以暂时予以忽略。

未来30年，世界经济体系的主旋律必是双恒星相互绕转，理想的结局是形成双星并存的动态稳定星系；糟糕的结局是双星碰撞，整个星系灰飞烟灭。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世界的政治、文化，都将以经济体系的双星缠绕为核心，其格局亦如经济体系，两个核心文明博弈是自变量，多个外围文明参与博弈是因变量。

总之，世界迎来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稳定但不公平的秩序将动摇，公平但不稳定的新秩序将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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