绘图：MichelleThompson

原文杂志页面截图。

原文网页截图。

本文作者蒂莫西·加顿·艾什。

译按

本文作者蒂莫西·加顿·艾什（TimothyGartonAsh）年生于伦敦，现任牛津大学欧洲研究教授、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研究员，同时担任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个人著作包括：《‘UndwillstDunichtmeinBrudersein…’DieDDRheute》()、《ThePolishRevolution:Solidarity》()、《TheUsesofAdversity:EssaysontheFateofCentralEurope》()、《WethePeople:TheRevolutionof’89witnessedinWarsaw,Budapest,BerlinandPrague》()、《InEurope’sName:GermanyandtheDividedContinent》()、《档案：一部个人史》(，有中文版)、《自由世界》(，有中文版)、《事实即颠覆:无以名之的十年的政治写作》（，有中文版)、《FreeSpeech:TenPrinciplesforaConnectedWorld》()等。

本文原题“TheFutureofLiberalism”，原载英国《展望》杂志（Prospect）年1/2月号。作者于本文中认为，自由主义固然生机盎然，但仍需加以改造，眼下需要一种“新型自由主义”。这种自由主义将坚定捍卫自由主义的基本要素，如人权、法治和有限政府；对学习保守主义和社会主义等其他传统持开放态度；依旧保持普适主义、个人主义特色；依旧坚持平等主义取向；依旧相信世界向善。

正文约字，正文中的插图和图说以及主图均为原文所有。译者听桥，对译文有多分段，略有删节，无法确保理解和表达准确。点击文末“阅读原文”可达原文页面。

自由主义的未来

蒂莫西·加顿·艾什（TimothyGartonAsh）

论者以不同方式解读自由主义的失败，但关键是改造它。自我批评是一种宽宏大度的力量。已有相当多著作诊断了自由主义之死，恰是这一事实证明，自由主义依旧生气盎然。但眼下，我们必须行动起来，从条分缕析走向建言擘画。

这刻不容缓。乔·拜登在美国总统选举中获胜，赋予自由主义新生以脆弱的开端，但有超过七千万美国人将选票投给了唐纳德·特朗普。在英国，民粹主义保守党政府面对的是新任左翼自由派党魁凯伊尔·斯塔默尔（KeirStarmer）领导的工党。在法国，马琳·勒庞（MarineLePen）依旧是欧洲首屈一指的自由派新生领袖伊曼努尔·马克龙的严重威胁。在匈牙利，欧盟有一个愈发不自由、不民主的成员国。

新冠肺炎大流行病可能造成的经济后果，如失业、动荡、公共债务剧增，或许还要加上通货膨胀，有可能催生第二波民粹主义。已是超级大国的中国从这场危机中收获了新的力量，峥嵘初展，其发展模式正在挑战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本句有删节——译注）。在人口超过一百万人的国家当中，民主政体的数量少于非民主政权，是本世纪以来第一次。

新生的自由主义就像海王（Neptune）的三叉戟，会有三个分叉。

分叉之一，是捍卫传统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和制度，如自由言论和独立司法，既反对民粹主义者，又反对赤裸裸的威权主义者。

分叉之二，是纠正过往三十年间自由主义所经历的重大失败：一种单一维度的经济自由主义，最坏情况是教条式的市场原旨主义，其对人类现实的把握就像辩证唯物主义或教皇绝对正确的教条那样微乎其微。这些失败驱使数百万选民投向民粹主义者的怀抱。这样，我们必须对民粹主义采取强硬态度，对民粹主义的源头采取强硬态度。分叉之三要求我们以自由主义的方式迎接我们这个时代那些令人生畏的全球性挑战，包括气候变化、传染病和中国崛起。所以，我们的新型自由主义必须瞻前顾后，内外兼顾。

我们用那三叉戟的第一个分叉所要捍卫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和制度是众所周知的，也是任何名副其实的自由主义的核心。在波兰和印度这样的国家，这是一种日常斗争。一名法国教师在巴黎郊外遭野蛮斩首，这提醒我们，纵使在历史最悠久的自由社会，自由言论也不得不与其否定权苦苦缠斗，那否定权不只来自诘难者，还来自刺杀者。民粹主义痛恨多元主义，因之，在形形色色独立媒体和强大公民社会之外，我们的多元主义、反多数主义制度必须加以夯实。

特朗普拒绝承认大选失败，鲍里斯·约翰逊在年试图宣布议会休会，这都显示，我们不能像过去那样，依赖托克维尔所称的民情即传统、习俗和良好举止中所蕴含的自我克制。但假如说有些威胁是新的，那么，那些理念和制度则是人们所熟稔的，在黑暗时期为它们挺身而出的使命也是自由主义者过往经常面对的。

第二和第三个分叉有赖于更多的新思维。在转向这些话题之前，先让我澄清一下我说的自由主义是指什么。

没有自由，就没有自由主义

用朱迪丝·施克莱（JudithShklar）富于启示性的阐发来讲，自由主义是“传统之传统”。

将一个包括历史实践、意识形态集群和哲学作品在内的大家庭称作自由主义的，或许是正当的。它们的核心承诺都是个人自由。（只有在当代美国政治的怪异语义世界中，才有可能将自由主义与自由分开。）此外，正如约翰·格雷（JohnGray）所说，自由主义还包括个人主义、精英主义、平等主义和普适主义（universalism）元素。但这些成分在定义、比例和组合方面显得千差万别。（朱迪丝·施克莱，生于年，卒于年，美国哲学家、政治理论家。约翰·格雷，生于年，英国政治经济学家，伦敦经济学院退休教授。——译注）

自年代起，人们开始将“自由（主义的）”（liberal）当形容词，更广泛用在“自由民主”这个组合，以及自由社会、自由世界、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这样的同源表达中。在小写形式(“小l”)中，它描述的是自由民主政体与全能主义政权和后来的威权主义政权的不同之处。自由民主政体始于跨大西洋的现代西方核心地带一些国家，全能主义政权包括纳粹德国和苏联，威权主义政权则包括弗拉基米尔·普京的俄罗斯（本句有删节——译注）。确切来讲，如同英国人说的语言有成为自己专业用语的奇特历程那样，随着英语成为世界语言，各路自由派政党的“大L”自由主义成了自由保守派、自由天主教徒、自由社会主义者和自由社群主义者也在使用的一种更普遍政治语言的专业用语。

这有所裨益。要更新自由社会的基础，必须实施深刻的变革，这有赖连贯一致的执行，任何单一集团都无法做到这一点。在一个自由民主国家，由一个政党维持连续掌权的局面，即使这个党完全由宽宏大量到最无可挑剔的“大L”自由派组成，也行不通。自由主义的一党统治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术语。因此，如同年后基督教民主党人在西欧帮助建立福利国家那样，自由主义的复兴有赖于各党派达成一定程度的共识。

但自由主义也憎恶那种认为每个人都应同意什么的主张，因为这会消除那种维持社会生机所必须的观念之战。当代西方提供了两个可成鲜明对比的案例:在高度极化的美国，共识太少;在德国，共识可以说太多了些。因为金发姑娘（Goldilocks）希望她的粥不要太热，也不要太冷，所以我们需要在必不可少的共识和同样不可或缺的冲突之间寻求平衡。

没有什么比将“自由主义”化约为约翰·罗尔斯（JohnRawls）的理论抑或高盛公司的实践更荒诞不经的了。自由主义奉献了一段极为丰富、历时四个世纪之久的实验性历史，关乎永无止境地探求为各色民众以及各民族寻找在自由状况下和谐共处的最佳方式，是一座理论宝库和实践经验宝库。相比之下，所谓“后自由主义”甚至连一个自己的适当名目都想不出来，这是多么富于启示意义;恰恰是这一称谓本身，反映了它的追随特征。近期批驳自由主义失败的几本最好著作也终究没有主张我们应放弃自由主义，而是主张我们需要一种更优质的自由主义。

平等与团结

要是我们早听皮埃尔·哈斯纳（PierreHassner）的话就好了。早在年，这位生于罗马尼亚的杰出法国政治哲学家就警告说，我们固然应当庆祝自由在冷战结束时获胜，但必须记住，人类不只是依托自由和普遍性生活。他预言导向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那些憧憬笃定会回归，然后给它们命名:一方面是对社区和身份的渴望，另一方面是对平等和团结的渴望。（皮埃尔·哈斯纳，生于年，卒于年，法国政治哲学家、历史社会学者。——译注）

哈斯纳的两组配对颇有先见之明，人们据此可以诊断许多自由民主国家内部的问题，随后开出许多药方。社区和身份是保守主义思想中经常强调的价值观（和人的需要），而社会主义传统则特别注重平等和团结。年，波兰哲学家莱谢克·柯拉柯夫斯基（LeszekKo?akowski）写下一篇广受赞誉的文章，题为《如何成为一名保守主义者-自由主义者-社会主义者》（HowtoBeaConservative-Liberal-Socialist），本着这种半开玩笑的精神，我提议，我们理当成为保守主义者-社会主义者-自由主义者。（莱谢克·柯拉柯夫斯基，生于年，卒于年。波兰哲学家。——译注）

先说平等和团结。一个老生常谈是，在许多发达社会，我们已目睹不平等现象急剧增加。生活机会中越来越大的鸿沟始于生活本身。在伦敦一个绿树成荫的角落即泰晤士河畔的列治文区（Richmond），一名65岁男子平均可期待再有13.7年的健康生活，这是同一城市的另一端即纽汉姆区（Newham）男子预期寿命的两倍多。自年代以来，美国45岁至54岁、拥有学士学位的白人男性的死亡率下降了40%，但同年龄段没有大学学位白人男性的死亡率上升了25%。假如死去，你不可能自由。

为减少始于最基本生存机会的生活机会上的不平等，自由派需要同时着手处置多重不平等问题：财富、医保、教育和地理（铁锈地带与美国东海岸、英格兰北部与大伦敦）方面的不平等，以及代际之间的不平等最最为凸显，权力和注意力方面的不平等则不那么显见。消除这种多维度的不平等，要求我们支持的措施，要比大多数自由主义者自年以来即未雨绸缪，思考了三十年以上的那些措施更为激进。

自由主义的进路不是从天花板开始，而是从拉尔夫·达仁道夫（RalfDahrendorf）所称的“共同地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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