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城市化是人类应对贫困、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并共享文明成果的重要路径，但城市的集聚性、规模性、连通性却为传染病的泛滥提供了天然温床。全球生物性公共安全事件的高频爆发及其所引致的隔离或将成为新常态，人类正面临着一个前所未有的充满风险与不确定性的未来。有必要改变过去单纯地由经济效率思维所决定的大城市化模式，选择规避风险且有利于应急治理的城镇化路径。适当放弃过密城市化所付出的经济效率代价，远不及疫病及其次生灾害所带来的伤亡、心理恐慌、财产损失以及秩序混乱所导致的社会成本。一个有效率且能够规避风险的新型城镇化模式，应该是既能够化解疫病风险，又分享聚集经济红利，同时有助于促进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的发展模式。因此，促进县域及中心城镇发展是人口大国应对疫情风险常态化的重要策略。

关键词：城市化；疫情风险；风险规避；农村城镇化

文章来源：《人文杂志》年第2期

作者单位:罗必良，华南农业大学国家农业制度与发展研究院;张露，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华南农业大学国家农业制度与发展研究院

《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以年为拐点，乡村人口出现下降趋势。—年，乡村人口的年均增长率为1．26%，而—年乡村人口以年均1．83%的速度下降。与之对应的是，城市人口表现出持续的增长态势，—年城镇人口的年均增长率为3．92%。其中，年的城市化率约为17.8%，年提高到29．04%，年则达到60．6%;—年平均每年提高0．66个百分点;—年则年均上升1．32个百分点。中国不仅历史性地结束了数千年以农业为主的传统社会，而且快速步入到城市导向的发展轨道。

工业化与城市化是所有发达国家都经历过的标志性历程。按照经济学家钱纳里的工业化阶段理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通常表达为工业化进程，而工业化与城市化具有相互关联性。所以，经济增长不仅表现为工业化的高级化，而且还表现为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升。①城市地理学家纳瑟姆则基于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提出了“诺瑟姆曲线”。他把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城市化过程描述为一条被拉长的S型曲线，并由此将其划分为三个基本的阶段性进程。在初始阶段，城市化水平达到10%就表明城市化进程开始启动，但却发展缓慢，区域依然处于传统农业社会状态;在成熟阶段，即城市化水平超过70%以后，经济体进入工业化高级阶段或后工业化时代，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将会明显减弱。最为重要的是第二个阶段即加速发展阶段，一旦城市化水平越过30%的门槛，农村人口将迅速且大量进入城市，工业化进程加快，经济增长进入快速扩张时期。

城市化最突出的特征是农业人口转化为非农业人口尤其是城市人口的过程。其伴生现象一方面表现为人口向城市的集聚，另一方面表现为由第一产业向第二、第三产业的职业转换。从要素流动来说，职业转换与地域上的集中能够有效促进经济增长。人口流动的内生根源在于城乡工资率的差异，城市的高工资能够不断吸引收益率相对较低的农业剩余劳动力，从而形成要素流动的动力源。索洛的新古典增长模型表明，经济增长取决于资本和劳动力的有机结合，并且跟技术水平成正比。由此，剩余的劳动力会吸引资本并与之相结合而创造经济增长。②问题是，农业与农村中业已存在的剩余劳动力为什么没有能够吸引追求高收益的资本进入呢?或者说，如果资本与劳动力结合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为什么资本没有流向劳动力资源更加丰富且成本更低的欠发达区域?这一质疑被称为“卢卡斯悖论”。卢卡斯基于对美国与印度的研究发现，年印度的资本边际报酬率是美国的58倍，如此大的报酬差异却没有导致美国的资本流向印度，从而揭示了制度环境、经济结构、金融体系与人力资本在要素流动及经济增长中的作用。③从城乡关系来说，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则在于城市经济所具有的规模经济与分工网络。经济规模所决定的市场容量会诱导分工的深化，而分工的深化不仅有助于就业空间的拓展，会诱导技术进步，而且还会带来资本的集聚与投资的报酬递增。

正是因为城市所蕴含的集聚效应、规模经济与分工效应，所以一个基本的共识是，推动一国的经济增长，必须在工业化的同时推进城市化。其中，发展大城市尤其受到众多发展中国家的重视。王小鲁基于中国城市化发展进程的阶段性分析与经验教训的总结，认为中国的大城市尤其是万人口以上的城市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他主张中国应该改变限制大城市而重点鼓励小城镇发展的政策，优化城市规模，由此改善资源配置效率，加速经济增长。④陆铭等人也主张，中国经济的发展不应牺牲大城市的集聚和扩散效应，城市体系的调整应该向大城市尤其是东部大城市进一步集聚。⑤不仅如此，城市化还被视为改善国民福利的重要方式。段巍等人基于—年中国个地级市数据的研究表明，城市化的福利效应在此期间使中国城镇居民的福利水平增长了．92%。

经济全球化更是凸显了城市在跨国经济网络中的重要性。从世界经济体系层面来说，经济全球化在本质上将全球视为统一的市场，突破疆域界限而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从空间区域角度而言，经济全球化则意味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将超越国界，与国际经济的联系尤其是国际分工不断扩展和深化，进而达到相互融合而形成分工网络经济。其中，城市因其中枢地位、影响力与连接性而在全球化进程中扮演着支撑性作用。那些在全球经济网络具有节点性质的城市甚至被称为“全球城市”。⑦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分工、经济结构转型尤其是经济重心向以金融业等为代表的高端服务业转移，赋予了作为服务创新核心载体的大规模城市以全新重要性。

可以认为，无论是工业化的发展历程，还是全球化的已有进展，都充分证明了城市在要素聚集、信息流动、产业转型与分工深化等多方面的引领性作用。以集聚性、规模性、连通性为表征的城市化，成为所有国家与地区谋求经济增长与国民福利的战略性选择。

二、新的挑战:疫情风险、阻隔效应与城市脆弱性

已有研究强调，收入增长、城市化和全球化作为三个相互关联的世界趋势，可能正在加剧新出现的人畜共患病风险。收入增长会使得发展中国家动物蛋白的消耗量增加，进而增加人畜共患病的可能性;城市化意味着人们更加集中和联系更加紧密，从而加快了新感染传播的速度;全球化通过贸易和旅行的增长促进了病原体在各国之间的传播。从黑死病、禽流感到SAＲS，尤其是COVID－19等新兴传染病的频繁爆发，均表明由城市集聚而相互连接的人类社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新威胁与新挑战。

1．从环境问题到病毒传播

尽管中国的城市化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但关于中国到底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城市化道路却并没有因为城市化的快速推进而达成共识。应该说，是优先发展大城市还是中小城镇，一直是存在着众多的争议。单从要素的流动性、聚集的规模性与分工网络的连通性来说，大城市往往更能够满足新古典意义上的经济增长所需要的条件。经验事实也证明，现代经济增长总是与城市化的快速推进相伴随，大城市的崛起常常被视为成功的经济增长的标志性事件。经济增长在大多数经济学家的头脑里被视为人类进步的同义词，城市导向的经济模式因带来了显著的经济增长而一直备受赞誉。

虽然以交通堵塞、环境污染、居住拥挤、节奏紧张等为代表的城市病已经受到人们的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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