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埃博拉是地球上死亡率最高的瘟疫，历次疫情中死亡率最低的一次也高达53%（年，苏丹），死亡率最高的高达%（年，扎伊尔即现在的民主刚果），一般流行的说法，是埃博拉大规模疫情的死亡率，约在90%左右。自从年夏天，人们在扎伊尔东部埃博拉河附近发现这种可怕的恶性传染病至今，已过去38年，这一瘟神的可怖丝毫未曾缓解：今年3月起在西非几内亚、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三国开始爆发的埃博拉疫情，据WHO的最新报告，截止10月5日已在塞拉利昂、几内亚、利比里亚、尼日利益、塞内加尔、西班牙、美国7个国家造成人确诊感染，其中人死亡，最严重的利比里亚，死亡人数高达人。迄今为止，人类对埃博拉疫情的了解和掌握依然是十分有限的，尽管各方不断传出“有所突破”的消息，但实际上直至今日，这种恶性传染病尚无一种确认有效的疫苗或特效药可以应对，甚至，对于其宿主、来源、传播途径，人们也不敢说已全部了然于胸。9月28日，美国达拉斯德克医院确诊刚从利比里亚返回的托马斯.埃里克.邓肯（ThomasEricDuncan）感染埃博拉，10月4日邓肯医治无效死亡，他也成为第一例在非洲以外被确诊感染并死亡的患者（尽管仍是在非洲感染的）；10月7日，44岁的西班牙医院女护士特雷萨.罗梅罗（TeresaRomero）被确诊在照顾一名已故埃博拉患者时被感染，10月12日，美国联邦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确认，此前一天已确诊，一名曾护理过邓肯的护士感染埃博拉，他们二人也成为第一、第二名在非洲以外被确认受到埃博拉病毒传染的患者。消息传出后，国际舆论一片大哗：接连出现的非洲以外传染病例表明，埃博拉并非如此前人们所想象的，是“非洲特有的传染病”，而是同样可能威胁自己的健康、甚至生命，正因如此，国际间媒体、公众乎一下从对埃博拉的掉以轻心，切换到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模式。然而中国似乎依然是个例外：尽管早在本轮疫情开始之初，中国就向疫区捐钱、捐物，一些公派或参加民间组织的医护工作者也早已投身埃博拉斗争一线，但国内舆情、网络，对此却有些半冷不热。这究竟是为什么？

觉得瘟神尚远

中国人对埃博拉疫情实际上早有认识。年，香港导演王晶推出三级片《埃博拉病毒》，是时适逢埃博拉疫情在多媒体时代第一次大规模爆发，这部赶时髦的急就章通过正版、盗版一时间风靡内地，令许多人生动形象（当然远未准确）地了解到这种“世界杀伤力最强瘟疫”的可怕。但毕竟疫情“远在天边”，中国人并无切肤之痛，随着时过境迁，如今已很少有人记得这些曾经令人恐怖的镜头——更不用说记得那些真正的、曾经的恐怖了。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非洲和中国间的经贸关系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中国产品、工程队和技术人员遍布非洲大地，而在中国广东、浙江等地，也工作、生活着数以万计非洲人。尽管如此，中国人与非洲人间的关系，却远非看上去那么亲密。一些非洲当地人曾抱怨，中国人在非洲虽然努力工作，但“不带家属，不积极参与社区活动，不打算在当地定居，也不怎么和当地人通婚”，很多时候过着“关起门来，自成一统”的生活，对非洲人及其生活既不了解、也不打算了解；而在中国，也的确有许多人一方面从中非经贸关系中直接、间接得利，另一方面有意无意地对非洲和非洲人隔膜、歧视，将非洲看作“野蛮之地”，将非洲人看作“未开化的人”，而本轮疫情之前一直在非洲境内传播的埃博拉疫情，自然也成了“野蛮人的瘟疫”。令人哭笑不得的是，这种看似残忍的说法，在某种程度上并非一点道理都没有：世界卫生组织和许多一线志愿者都表示，糟糕的卫生状况、卫生习惯和医疗条件，是埃博拉疫情在非洲一而再、再而三肆虐的帮凶，而在工业化国家，甚至许多发展中国家，上述情况要好得多，埃博拉疫情的传播也就自然受到抑制。不仅如此，埃博拉潜伏期短（2-21天，但通常仅5-10天），致死率又特别高，许多证据都表明，这种高致死率和快速发病特质，加上病毒孵化期过短的特点，反倒抑制了其传播，因为大多数感染者还未来及再感染他人，就已死于非命。这种特质让此前的疫情总是很容易被“封闭”在非洲本土，个别包括中国人在内的洲外人士偶有感染，也都是因各种原因深入疫区所致，这也让许多中国人觉得，埃博拉于己无关痛痒。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然而事实证明，这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姿态是错误的，甚至危险的。一如不发达地区其他种种社会痼疾一样，埃博拉疫情总是在“落后的非洲”爆发，并不能单纯责怪非洲和非洲人：他们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历史上社会发展的被外力强行中断，和现实中被“全球化”浪潮甩在“社会食物链”低端，都令他们的不幸雪上加霜，而对于此，“文明世界”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们曾经把自己的“文明开化”，建立在非洲不幸的基础上，如今又每每对帮扶、援助义务口惠而实不至。撒哈拉以南非洲气候炎热，雨季降水集中，而据联合国《年千年发展目标报告》，全球未被改良改良饮用水源人口共计7.83亿，其中40%以上居住在撒哈拉以南非洲，该报告根据撒哈拉以南35个国家（占该地区总人口84%）的数据分析显示，这一地区城市人口中最富有的20%，改良水源普及率高达90%，自来水普及率有60%，而在农村最穷的40%家庭中，改良水源普及率不足50%，自来水普及率近乎为零。而厕所问题甚至比水源更严重——撒哈拉以南大多数国家户内厕所普及率只有5、6成，农村更只有四成左右，且这些所谓的“厕所”，大多缺乏最基本的卫生设施，高温、雨水和多户使用，无不会成为包括埃博拉在内，各种疫病的“助推器”。中国发展起来也仅是近几十年的事，因同样的症结而导致瘟疫、地方病肆虐，成千上万国人被殃及，许多老人记忆犹新。抚今追昔，思己及人，中国人也不应刚过上几天好一点的日子，就对昔日“穷兄弟”的疾苦不闻不问。9月底、10月初猝然发生在西班牙、美国等地的非洲以外传染病例表明，即便是发达国家，在应对恶性传染病疫情大规模蔓延方面，也仍然存在许多漏洞和薄弱环节，如隔离区设施简陋，隔离措施马虎，医护人员个人防护设备不到位，护理经验匮乏，操作不当等，人们原本以为可以倚仗、万无一失的完善医疗卫生体系、发达社会文明程度，事实上也未必总那么保险。与这些工业化国家相比，中国无论在医疗卫生体系或公共卫生习惯等方面，都尚有很大差距，就更没有理由对埃博拉疫情麻木不仁，盲目乐观。一如许多专家所分析的，包括中国在内、非洲以外世界此前的乐观，很大程度上基于“防护到位就可高枕无忧”心理暗示，但马德里、达拉斯刚刚发生的“自传染病例”表明，这一认识是错误的、片面的。从某种程度上讲，埃博拉的确比艾滋病更危险，因为后者只要生活检点、注意防护即可避免被传染，而前者则只要有接触就可能感染，且可以通过航班在一夜间传播到千里之外，中国和非洲虽然相距万里，但近十多年来双边人员往来日益频繁，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在疫区工作、生活，在中国同样有为数众多的非洲人来来往往，埃博拉疫情离中国人、中国社会，同样是既遥远、又不遥远，一旦出现类似马德里、达拉斯的情况，中国能否自信地表示“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或“中国人不会成为第三例非洲以外埃博拉传染的受害者”？

对救援的定位

对此次埃博拉疫情，中国官方和民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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