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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记者徐学勤

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至今，全球累计确诊人数已逼近万，死亡人数超过68万，现有确诊人数仍存余万。病毒无差别地侵犯人类疆域，不会去区分国别、种族、阶层、贫富等社会标签，但人类似乎仍未足够警醒，由疫情引发的经济危机、政治冲突与文化撕裂，仍在世界范围内轮番上演。

从某种程度而言，人类的相互敌对要比隐形的病毒更加可怕，也更难对付。因为病毒是无意识的，只有寻找宿主求生的本能，而人类受缚于意识形态和利益算计，并不总能做出聪明理性的判断和抉择。要彻底战胜病毒，端赖于全世界政治、经济、科技、医疗的精诚合作，而非为了眼前的局部利益各自为战。

马克·霍尼斯鲍姆（MarkHonigsbaum），英国作家、医学史学者，现任英国城市大学讲师，曾执教于伦敦玛丽女王大学，主要研究方向为医学史，也曾担任《观察家报》首席记者。著有多部医学史作品，包括《人类大瘟疫：一个世纪以来的全球性流行病》《大流感流行史：死亡、恐慌和歇斯底里，—》《热病之旅：探寻治疗疟疾之路》《与恩扎一起生活：被遗忘的英国故事和年流感大流行》（年被提名为英国皇家学会的年度科学图书）等。

英国医学史学者马克·霍尼斯鲍姆（MarkHonigsbaum），从事流行病历史与科学研究多年，先后任教于伦敦玛丽女王大学和英国城市大学，著有《大流感流行史：死亡、恐慌和歇斯底里，-》和《人类大瘟疫：一个世纪以来的全球性流行病》等著作。他研究了人类历史上大量的流行病，包括鼠疫、流感、疟疾、鹦鹉热、蓝死病、军团热、艾滋病、埃博拉、SARS、寨卡，等等。

他发现，每次大流行病到来之时，人们几乎都会经历从傲慢无知到恐慌焦虑，再到歇斯底里的过程。在瘟疫面前，大多数人只能束手无策地陷入绝望或寻求宗教救赎，但也总会有人迎难而上，去寻找病原体的真相和攻克的办法。

尽管在这个过程中，微生物学、免疫学、疫苗学、医药学不断取得进步，人类的疾病防疫体系也越来越健全，但据估计，自然界有万种病毒具有流行或大流行的潜力，其中任何一种病毒溢出其原来的宿主，跳跃到人类身上，都可能酿成一场可怕的人间灾难。在全球化时代，瘟疫流行的速度也在急剧加快，一趟国际航班就可以让病毒跨越大洲和大洋，蔓延到全世界，传染性疾病的防控成为一项越来越紧迫的国际议题。

在《人类大瘟疫》中，霍尼斯鲍姆并未给出一个光明的预期，相反，他郑重地发出警示：“我们人类必将与病菌继续共存下去。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全球性的流行病还将会不时地出现，如果我们可以不断反思过往的教训，在研究病菌的同时，不断改善导致瘟疫暴发的社会和环境条件，不再狂妄自大，也许我们在应对下一场全球性流行病时，能取得比现在更好的成绩。”

瘟疫影响文明兴衰，

人类却至今难以预测疫情危机

新京报：你在《大流感流行史：死亡、恐慌和歇斯底里（-）》和《人类大瘟疫》两本书中详细梳理了近两百年来的世界重大瘟疫，详解了人类与各种瘟疫的斗争过程。你如何看待瘟疫对人类历史的塑造作用？了解历史上的瘟疫，对我们应对当下及未来的疫情有何启示意义？

霍尼斯鲍姆：瘟疫——或者我们今天所说的流行病——一直被视为文明兴衰的关键因素。环境和医学史学者认为，是天花和其他旧世界的疾病，而不是马或者高级武器，使得埃尔南·科尔特斯击败阿兹特克人，黄热病使海地黑人革命者粉碎了拿破仑征服加勒比海的梦想。正如疾病可以影响战争和征服的结果一样，在和平时期，流行病也是一种社会“压力测试”，它会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经济互动和政治体制。例如，公元前五世纪袭击雅典的瘟疫，促成了世界上第一个伟大城邦的衰落。公元年，查士丁尼的瘟疫首次袭击拜占庭帝国，这场瘟疫加速了罗马的衰落，使欧洲陷入了黑暗时代。

在我看来，流行病影响历史的主要方式是通过对人口数量的影响。14世纪的黑死病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时欧洲的人口减少了三分之一到一半。人口急剧减少的结果，是增加了农业工作者的议价能力，他们能够通过谈判提高工资，并获得瘟疫受害者腾出的农田，从而破坏了将农民与大庄园挂钩的封建体系。

但是，我们要警惕夸大流行病对历史的影响。例如，年至年的大流感，估计在全世界造成了超过万人的死亡，但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它被称为“被遗忘的大流行病”，因为它对公众记忆和公共机构影响甚微，也很少有历史学家愿意去写它。

新冠病毒的死亡率与年大流感相似——尽管有大量人口感染，但病死率在1％-2%之间，感染死亡率为0.7%，是季节性流感的7倍。不过，新冠肺炎疫情像年大流感一样被遗忘的可能性很小，这不只是因为新冠病毒促成了大范围的封锁和社会隔离，这些措施的规模使以往大流行病期间的任何事件都相形见绌，也不只是由于全天候滚动新闻报道和社交媒体，我们能够实时跟踪大流行病的进展（这在年是不可能的），更重要的是因为疫情对经济造成巨大影响，一些经济学家预测世界将陷入年代以来最严重的萧条。

《人类大瘟疫：一个世纪以来的全球性流行病》（英）马克·霍尼斯鲍姆著，谷晓阳、李曈译，新思文化

中信出版社，年5月

新京报：自年的大流感暴发以来，微生物学、免疫学、疫苗学和预防医学都取得了显著进步，但人类为什么仍然不能提前预测致命传染病的暴发，总是被瘟疫打得措手不及？这是否暴露了科学认知的某些根本性缺陷？

霍尼斯鲍姆：我们很难准确预测哪些新出现的传染病会引发下一场大流行，主要原因是自然界中有如此多的候选病毒：据估计，有万种病毒具有流行或大流行的潜力。我们也知道自然界病毒的溢出事件一直在发生。值得庆幸的是，这些病毒大多是自我限制的，它们可能会引起一些人感染，但不会导致持续的人与人之间的传播。

通过冒险进入藏匿这些病毒的野生动物的栖息地，并采集血液和粪便样本，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其中哪种病毒造成大流行的可能性最大。这可以指导针对嵌合病毒和疫苗设计的实验室研究，如果其中一种病毒导致疫情暴发，我们也能够强有力地部署医疗对策。我们还可以利用信息技术，监测不寻常感染报告系统，在疫情变得太大之前就开始防范，这将有助于我们调动资源迅速控制疫情。

然而，如果研究一下过去年来流行病的历史，就会发现，除了艾滋病毒，没有人能够提前预测到其他病毒的扩展，因为我们没有逆转录病毒的概念，科学家总是被他们先前对病原体的“知识”蒙蔽双眼。

因此，在年，医学研究人员一直确信这种流感是一种细菌性疾病，而不是一种病毒性疾病，认为它主要对老年人构成威胁，直到当年10月，流感开始杀死大量年轻人。年发生了类似的事情，当时细菌学家确信南加州气候干燥、阳光充足，意味着那里没有暴发肺鼠疫的风险，（中国东北的肺鼠疫，被认为与当地寒冷潮湿的气候有关）但洛杉矶墨西哥区还是暴发了鼠疫。年，几内亚东南部传出埃博拉疫情报告，大多数专家认为疫情会自我限制，病毒在一个城市引发大规模疫情的可能性很小，更不用说同时在科纳克里、弗里敦和蒙罗维亚三个城市。

我的关键论点是，这种科学认知盲点是特定科学范式和实验室技术的产物。基本上，这是一个知识过多和知识不完全的问题——在认识论的术语中，后一类通常被称为“未知的知识”或“未知的未知”。

年暴发的大流感，是人类历史上致死人数最多的传染病之一。

古老的隔离法则与现代理念的冲突

新京报：世界卫生组织会定期在互联网上监测异常疾病暴发情况，各个国家也都建立了相对完备的公共卫生体系。但这些公共卫生机构有时会弄错状况，在不必要的时候按下预警按钮，又在真正大危机来临时低估其危险，为什么会这样？目前各国的公共卫生体系存在哪些问题？

霍尼斯鲍姆：自年SARS暴发以来，世界卫生组织面临的核心挑战，是在不损害国家主权的前提下，在新病原体引发区域性流行病和国际危机之前，发现并遏制这些新病原体的暴发。年，世界卫生组织修订了自年形成的《国际卫生条例》，鼓励成员国对其境内的疾病威胁管理负更大的责任，加强出入境口岸的监测和风险评估，加强他们的核心卫生能力。同时，该条例为协调和有效地应对超出国家核心能力的紧急疾病威胁提供了一个框架，世界卫生组织如果判定某些疾病具有重大的区域或全球传播风险，就可能宣布其为需要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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