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3日-4日，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提出了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中国和非洲的友谊由来已久，在常州，有这么一群年轻人，跨越万里之遥，探入到非洲这片大陆的深处。在他们看来，这块土地依旧神秘，但又如此亲切；虽然贫瘠，却也十分丰富。

也门撤侨，国旗是最好的通行证

得知自己即将被派往塞拉利昂从事外交工作的第一时间，潘一超上网查了下这个国家的信息——西非小国、人均寿命48岁、世界最不发达国家之一。在一系列与贫穷落后有关的形容词里，潘一超抓住了他最关心的——年1月，塞拉利昂内战结束。“不打仗就是好地方。”他在心里默念。

会有这种想法自然有原因。3个月前，潘一超刚刚从炮火连天的也门回到国内。

时间回到年10月，市国际投资促进中心的潘一超经商务部选调，到中国驻也门大使馆从事秘书工作。那年他31岁。

没想到，踏上也门土地的第三个月，这个拥有万人口却拥有万支枪的国家就爆发了内战。年4月，内战打得越来越凶，大使馆外的中央大街上尽是无人认领的尸体，趁着商业航班还在运营，使馆开始了撤侨工作。第一次从事外交工作的潘一超虽然内心忐忑，却主动请缨留守，承担起了撤离路线安排、沿途关卡通行、机场出境等工作。

因为当地人每天只工作两三个小时，为了抢时间，潘一超带着司机，在断断续续的枪炮中穿行，奔走在也门的政府部门间。防弹衣、防弹头盔是必不可少的装备，最重要的是车子上挂上中国国旗并写上“China”，“不管是政府军还是反对派，看到中国国旗都会礼让。”尽管有了国旗的保障，有一次，弹片还是“咻”一声穿碎车顶，距离他的头部不到20厘米。车外发生了炸弹袭击，当场死伤多人……

自由城里，中国人都是brother

年10月，经过整整23个小时的飞行，当双脚站在塞拉利昂首都弗里敦的土地上，这个城市的“原始”程度超出了潘一超的想象。

作为西非小国，塞拉利昂的面积只有7万平方公里，还不如重庆市大，人类发展指数连续4年排名居世界末位。于大部分国人而言，塞拉利昂是一个陌生的国度，但近年来，中国塞拉利昂的投资项目和援助项目日益增多。潘一超的工作内容涵盖经济外交、对外投资、对外援助等，除此之外，领事保护也是重要的一块。

尽管潘一超到达时，内战结束已有9年，但在弗里敦街头，大街上依然可以见到被战火摧残后的焦黑墙体和布满弹孔的窗子。这里没有一幢高楼，没有商场，也没有电影院，城区的主干道是一条硬梆梆的水泥路，乘车时“最好不要吃饱饭，否则会颠吐”。

在内战前，塞拉利昂曾有一个响当当的称号——“西非小巴黎”。从曾经的度假胜地倒退成如今的基础设施欠缺国，低收入和高消费是这里的一大特点，“人均GDP多美元，当地人每个月能赚美元就算高收入，可去一趟便利店可能要花美元，饼干、矿泉水、饮料的价格都是常州的三倍以上。”潘一超说。好在这些并不影响当地的自然风光和人们的热情，白沙滩、红树林，和如天堂般的小岛，并没有因战争而褪色。

整个国家只有8%的家庭有市政供电，中国驻塞拉利昂大使馆所在地也包含在没有电的92%中，使馆为了不影响正常的工作生活，用发电机发电。自来水管道因为年久失修，自来水是不存在的，从当地水厂买来的水中含有大量细菌，即使是漱口水也必须烧开了再使用。无处不在的蚊子则是疟疾的传播者，潘一超和同事们都被这个忽冷忽热的疾病折磨过，而回国2年多还未消除的蚊子包则成了塞拉利昂留给他的另一个“纪念品”。

因为离赤道只有8个纬度，即使紧挨着大西洋，也没能使塞拉利昂凉快多少，明明显示的是30摄氏度，却出汗如同蒸桑拿。气候成了他在塞拉利昂4年多时间里的噩梦——半年旱季滴雨不下，半年雨季24小时下雨，“雨势非常非常大，至今我在常州没见过那么大的雨，从办公室走到车子1分钟不到，打着伞也全部淋湿。”瓢泼大雨还伴随着雷电交加，给所有人的工作生活带来了不少困扰……

潘一超(左3)和同事在非洲工作照

埃博拉来袭，现实比电影更残酷

平静的生活在2年半后被打破了。

年2月，潘一超在报纸上看到了邻国几内亚出现埃博拉病例的报道，死亡率高达90%、最普遍的传播途径是接触传播……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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