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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走出去”,特别是在“一带一路”背景下走出去，需要防范哪些法律风险呢？

“走出去”面临的风险

对外的投资包括建设项目和收购项目，这是对外经贸合作的高级形式。但合作共赢取得成就的同时，境外的投资风险也在上升。鉴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实际情况，为保障投资合作顺利开展，我国企业“走出去”需要研究如何从社会安全、法律法规、投资项目和文化风土等方面防范风险。

社会安全风险。受当地冲突等影响，我国企业在高风险地区的投资易遭受挫折，在少数国家甚至发生过员工受恐怖威胁导致伤亡的事件，比如在阿富汗、巴基斯坦、赞比亚、苏丹等国已有先例。但高风险地区往往又具有较好的商机，因此我国企业必须要对当地的潜在风险做好足够的调查和分析。如果决定投资，就要与当地政府、非政府组织以及地方组织建立信用关系，在合同中得到对方的安全保护、保卫承诺。

东道国的政局稳定状况、经济运行状况，与我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以及汇率变化、通货膨胀等，都会对中国企业“走出去”产生深刻影响，企业应对此作出预判。

一带一路促使装备制造业对外投资增长翻番

但事实上，这些已超出了企业的可操控范围，因此我国政府应告知企业有关东道国的经济、政治、社会状况，指导和帮助企业与东道国相关机构办理事宜，并在企业遇到困难和问题时尽量予以疏通；同时，还要有突发事件预案，在发生问题时积极交涉或处置，以保障企业的合法权益和员工的人身安全。比如在战争爆发时从利比亚、叙利亚及时撤回避免损失等。

法律、法规和制度风险。某些跨国并购和投资项目可能会涉及到相关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尤其是涉及到该国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此时并购方、投资方往往会被严格审查。相关企业在做前期尽职调查时，一定要对法律规定、政策动态等情况进行深入地考察和梳理，按照商业行为准则做事；在与当地交往时，要防范不规范、不合法的行为。

美国专门设立了海外投资委员会，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对跨国投资进行审查，我国的华为、中兴、中海油、中化、三一重工等都曾被其拒之门外。去年，美的集团40亿欧元收购德国库卡也曾受到干预。

年1月美的收购德国机器人巨头KUKA

从前一阶段曝光的一些案例来看，有些失败的“走出去”投资，不仅造成了严重的损失，还伴生了违法违纪现象。总结来看，是因为内部缺乏严格规范的决策程序和制度安排，甚至草率从事,缺乏集体决策、有效监督；外部受到不法中间商的诱惑和欺骗；客观上也有求成心切、缺乏经验、决策失误的原因。因此，在规范决策程序的同时，企业也应加强财务审计和纪检监察，防范避免违法、违规、违纪现象的产生。

资金、技术和市场风险。由于目标企业、目标项目远在异国，在资产并购或项目投资时，企业尤其要做更多的工作。比如目标企业的所有者权益、债权债务，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以及社会责任履行情况；目标项目的资源、生态、市场、区位、交通、技术标准、社会环境等。基于不同的会计准则和货币兑换等因素，企业资产在进行评估或项目投资做收益评价时，可能会存在较大的偏差。因此，应当采取科学的评估方法和认定程序，尽可能减少风险。

在融资方面，目前我国企业跨国并购和项目投资主要是用自有资金和银行、银团贷款及私募基金等，较少使用在国际市场上发债、定向发股、换股等直接融资方式。虽然近几年融资手段有了发展，但我们还需要不断积累经验。单一的融资方式不仅会加重财务负担，还增加了信用、利率、汇率等财务风险。

在跨国投资中还要注意技术风险和市场风险，大到全球经济，小到某个行业都存在的周期性兴衰、荣枯规律，都要准确把握。企业选定的项目应当是自己的主业强项，应注意技术的先进性、适用性、可靠性，防止和避免采用不成熟或未经产业化的所谓“新”技术，尤其不要将实验或中试技术在项目中盲目“放大”，以避免技术风险。项目是否可行应进行充分的市场调查，落实产品的市场分布和容量潜力，对可能出现的各种贸易保护主义行径也应有所预防。

文化融合及机构整合风险。企业跨国并购交易完成后，需要对两套运行体系进行整合。新项目从工程建设到试车投产，也都要与当地相关机构、人员打交道。由于文化背景和心理状态不同，员工人事整合、文化融合相对困难。企业长期形成的理念、思维、方式和习惯，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存在较大差异。如果处理不当，往往会造成内部不协调、不和谐甚至人事纠纷和人才流失。

因此，企业并购和项目投用前后，应制定包括机构、人员、技术、装备等在内的完备的整合计划，既要有进步有改革，又不能操之过急。如吉利公司年3月收购沃尔沃时，欧洲和瑞典正处于金融危机的动荡之中，当时吉利公司提出不裁员、不关闭、不移走的“三不”许诺，稳定住了局面；应加强沟通交流，增强信任，构建新的企业文化，尽可能多雇用本地员工。华为公司前几年外籍员工总数就达到多人，占到员工总数的19.2%，公司还应对外籍员工开放管理岗位，注重实现管理团队多元化、员工本土化。

如何提高风险防范能力

建议国家层面制定“一带一路”投资战略规划和行动方案。

规划应包括发展定位、产业选择、合作方式等内容，进而制定主要行业和国别的专项规划，指导企业理性选择项目，重点是基础设施和产能合作，防止盲目和无序。建议政府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签署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对沿线不同经济组织的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科技实力、社会状况等做出综合评估，指导企业规避风险。

对外投资还应注意结合我们的国情，发挥优势、扬长避短，注意对外宣传不宜提“对外转移去产能”，以免引起误解。实际上，我国一些传统产业的对外合作，采用的是先进技术和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牌，绝不是落后产能或“二手设备”。制造业的对外投资要重视并购研发机构、设立研发中心，通过境外产品开发带动国内产品升级；通过对外投资合作获取国内紧缺的资源，如石油、铁矿、部分有色金属矿等。要强调带动当地经济、解决当地人员就业，要权衡选择重点战略合作领域，通过并购、参股、投资、工程服务、合作开发等方式达到双赢互利。

制定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并严格执行。尽快建立符合国际惯例的海外并购、投资项目的法律法规体系，对涉及的审批程序、外汇管制、资金信贷、保险支持、税费征收等制定出适用的操作方法，实现海外投资管理的法制化、规范化。借鉴国外经验，建立如金融协助、投资保险、信息服务、税收优惠等保护政策，建立中小企业海外投资的风险保障制度。最高法已公布了一系列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政策，外交部也加强了领事保护等。对上述法律法规，相关企业都应认真学习掌握，严格遵守、正确运用。

企业还应充分了解并遵守东道国当地的法律规定。目前中国企业对反垄断法、跨国并购审查法、证券交易法、公司法、社会保障法、破产法等法律法规都比较重视，但对知识产权、劳动法、合同管理、公司治理等法律问题就不够重视，这难免会引起纠纷。企业还应了解并尊重当地的社会文化、宗教信仰和风土人情，切实保护生态环境，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在瓜达尔港站岗的巴基斯坦士兵

据了解，国家电投、五矿、联想、中化、中石油、中石化、中节能、中铁建、中交建、有色矿业等企业，在东道国都比较注重当地的生态保护、主动融入当地社区建设。建议将这些经验总结提升、形成对企业在东道国履行社会责任创造良好合作环境的指导意见。

进一步加强防范风险的服务保障能力。企业面临的风险往往掺杂政治、社会因素，政府应为企业提供指导和支持。当发生经济纠纷时，尽可能通过商事调解、仲裁化解，必要时可以通过国际舆论、国家干预和斡旋等方式予以解决，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企业境外投资亟需得到金融支持。希望丝路基金、亚投行确定一批应予支持的重点行业、企业和合作项目。国内银行继续加强落实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布局设点。政府还应支持和培育专业服务中介机构，积极搭建促进企业“一带一路”走出去的公共服务平台，建立前期指导、协调服务、解决争端的服务机制。发挥外交机构作用，加强与国外商业机构、国际经济组织的合作。发挥商会、行业协会及各类研究机构的作用，建立信息网络体系，产业预警、动态监测，在各类危机发生前做到有警示、有预案，在发生后能够协助政府组织企业积极应对。利用互联网建立企业“走出去”的信息平台，目前国家级“走出去导航网”已经上线，用户可以从中查询到相关资料信息。

进一步落实支持政策，鼓励企业培养复合型国际人才。在实际的运作中，据企业反映，政府对大中型国有企业的干预较多，对民营企业、中小企业的扶持还不够，同时部分国有企业缺乏项目自主决策权和应变力，希望政府进一步放权，这也可以减少国外对国有企业“政府背景”的顾虑。民营企业海外业务成长迅速，但仍存在规模小、门槛高、审批慢等问题。应引导鼓励企业强强联合，发展以大型骨干企业为龙头，资本、生产、技术、贸易为一体的企业集团或联盟，带动中小企业“抱团出海”。组织成功案例的交流互学、总结推广。

中铁七局参与了塞拉利昂弗里敦市的泥石流救灾

无论是技术创新还是管理创新，关键是要建立一个国际化管理经验丰富、理念先进、了解东西方文化的管理团队和复合型人才队伍。但目前企业这方面的人才还比较匮乏，仅靠应届毕业生远远不能满足要求，还要从在职员工中选拔培养。建议选派具有一定基础和功底的优秀人员到国外大公司学习培训；成立专门的培训机构或与高校合作，定向培养专门人才和复合人才。

（本文作者为工信部前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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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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