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中西部非洲频繁发生军事政变，非洲局部政治、安全动荡的特征进一步显现。

10月25日，苏丹发生政变，过渡政府总理哈姆杜克及多名内阁成员被逮捕。苏丹武装部队总司令、苏丹主权委员会主席阿卜杜勒法塔赫布尔汉宣布解散过渡政府，国家进入紧急状态。9月5日，几内亚发生政变。以几内亚特种部队中校马马迪敦布亚为首的政变军人扣押现任总统阿尔法孔戴，同时宣布解散政府、暂停宪法实施等措施。5月24日，马里武装部队发动政变，政变军人逮捕总统巴恩多、总理莫克塔瓦内和国防部长苏莱曼杜库雷。随后，政变上台的军政府领导人阿西米·戈伊塔上校成为马里过渡总统。另外，3月末，尼日尔发生未遂政变，其目的是破坏民主选举结果，否认穆罕默德·巴祖姆当选总统的合法地位。

新冠疫情同非洲固有的历史、宗教、地区和朝野矛盾叠加共振，造成政治动荡增多。

当地时间年11月11日，苏丹喀土穆，苏丹武装部队总司令布尔汉11日发布宪法法令，宣布成立过渡主权委员会，由其本人担任该委员会主席。人民视觉图非洲发生政变国家的“历史惯性”历史上看，中西部非洲是政变高发区。在摆脱殖民主义并争取独立的60年来，非洲国家发生了大量政变，根据记载，这几十年间非洲共发生了多起政变，其中半数可以称得上是“成功的政变”。仅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非洲大陆上就发生了多次政变，而一些失败的企图或阴谋则难以统计其数量。

政变主要集中在中西部非洲。从至年，苏丹发生过的政变或未遂政变高达17次，加纳、塞拉利昂各10次；尼日利亚、马里、布基纳法索、几内亚比绍各8次；乍得、尼日尔各7次。但新世纪以来，非洲整体政变数量显著下降。过去20年里，非洲的政变降低到了每年两次左右。今年以来发生的军事政变主要集中在历史上的高发区，凸显出上述国家政局动荡的历史延续性。非洲发生政变国家的“历史惯性”也为我们科学分析非洲整体政治安全局势和接下来政变可能的发展轨迹提供了参考。

发生政变国家的共同机理

上述国家军事政变的发生有其共同机理。一是国家面临持续的政治、经济困境。虽然军事政变有其偶然性，但依然可从经济社会基础中找到深层次原因。

疫情以来，非洲遭遇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危机，尤其是经济结构单一的几内亚、马里、苏丹等更是危机重重。疫情放大的全面危机本就使现任政府的“绩效合法性”损失殆尽。军人遂“顺势而为”，夺取政权。例如，年以来，苏丹一直处于脆弱的过渡阶段，高通货膨胀、经济困境和深刻的政治分歧导致局势进一步恶化，这埋下了政变的种子。

二是军队在上述国家中持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一些西非法语国家，军方已深度介入政治生活，特别是中高级军官已成为介入政治的“主力”。比如几内亚自年独立至今，该国军方深度介入政治、主导政局已成常态化。另外，相比于羸弱、低效的政府，军队本身具有较强的组织动员能力，能够对政府内部或社会其他任何群体发起挑战。因此，凭借其掌握国家暴力机器，能够迅速将现任政府赶下台。

三是军事组织的自主性或利益受损是政变的直接动因。军人为保护自己的利益，因而寻求掌握国家最高政权。关于马里政变，有分析指出，马里军方的上校们似乎对新政府公布的新组阁名单不满。因为尽管新政府宣布保留军方的关键职位，但撤销了前军政府两个人物的职务。几内亚触发兵变的直接导火线是政府因国库捉襟见肘而试图削减军警开支，并得到议会批准。

军事政变解决不了非洲的危机

在疫情肆虐和非洲政治经济危机加重的背景下，某些政变一定程度上能迎合部分群众的期待。但是，过了蜜月期以后，如何克服前任政府的不足，重新建立自己执政合法性的问题就突出的摆在政变者眼前。非洲的历史表明，政变领导人是无法在短期内解决前任留下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的。研究指出，非洲的政变通常以打击腐败、裙带关系、浪费公款、改革经济、人民福利和建立安全为借口。但是，政变在各个领域内都给非洲人民带来了毁灭性的影响。

其次，军事干政为以后的军事政变创造了先例，导致军人很难乖乖待在军营里。当一个国家有第一个政变时，这通常是更多政变的预兆。现在中西非国家接二连三出现军事政变与去年马里发动政变上台并获得非盟承认有一定联系。

最后，通过军事政变上台的军人一般会加大对军队和国防的开支，甚至将整个国家推向“军事化”歧途。更重要的是，相比于文官政府，军人政权自身治理国家经验缺乏，并不能为本国人民带来实际收益。

非盟、非洲次区域组织以及各大国需要真正从非洲需要出发，为非洲探索独立自主发展道路创造条件。针对非洲不断发生的军事政变，有西方媒体将此定义为西方民主的倒退。因此，极力主张国际组织和美西方加大对非洲政治的外部干预，避免非洲民主开“历史倒车”。这显然是开错了药方。美西方的持续干涉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非洲持续动荡的原因。冷战期间，美英法等极不光彩地对非洲国家的政变推波助澜甚至直接参与。在过去苏丹、马里、几内亚的政变中，美、法等长期以自己的“民主”、“人权”标准对上述国家进行干涉、改造，人为制造了持续的政治紧张和对立。政变频仍恰好说明非洲探索独立自主发展道路的迫切性，而非西方世界粗暴干涉的必要性。

1年以来，尽管非盟明确规定，不接受以违反宪法的方式上台的政府参与该联盟的活动。但由于缺乏必要手段，导致这一规定明显缺乏有力执行武器。接下来，国际社会应加大与非盟、非洲次区域组织和非洲国家的多维度合作，在尊重非洲各国主权的情况下，加大对非洲国家民主进程的“创造性介入”。另外，国际社会应支持非盟挖掘非洲各国本土的“民主资源”，丰富非洲国家的民主实践，弥补西式民主的不足。

（马汉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发展中国家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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