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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的“他者化”：从全球和历史背景分析新冠疫情

作者：基姆·易·狄昂（KimYiDionne），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政治学副教授；福利亚·福利西提·土库曼（FulyaFelicityTürkmen）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政治学博士研究生。

摘要：随着新冠疫情在全球各地爆发，许多地区也出现了针对边缘群体的歧视和暴力行为。本文认为，在以种族不平等为特征的全球政治中，诸如新冠肺炎等大流行病加剧了被压迫群体的边缘化。本文通过梳理过往大流行病的相关研究，记录大流行病中发生的“他者化”（othering）和指责行为，并分析了这些行为给政治、政策和公共健康带来的影响。具体而言，本文的案例包括天花流行病、第三次鼠疫、-大流感以及发生更晚的大流行病，包括艾滋病、非典和埃博拉。本文还分析了新冠疫情爆发早期针对边缘化群体的歧视和暴力行为。本文发现，在流行病种“他者化”和指责行为都存在历史的延续，需要加强相关研究，以了解这种流行病政治的不断存在原因。

要词：他者化；污名化；大流行病；新冠疫情

文源：KimYiDionne,FulyaFelicityTürkmen“ThePoliticsofPandemicOthering:PuttingCOVID-19inGlobalandHistoricalContext”,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volume74,IssueS1,December,pp.E-E

收录：《大译编参》年第61期，总第61期，大外交智库外文编译评论组创办。

编译：闫艺林，大外交智库外文编译评论员助理研究员，现就读于北京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

审校：李九阳，大外交智库外文编译评论员助理研究员，现就读于大连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石博华，大外交智库外文编译评论员助理研究员，现就读于外交学院外交学与外事管理系；梅思源，大外交智库外文编译评论员助理研究员，现就读于湖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再审：张童沿，大外交智库外文编译评论员助理研究员，现就读于上海理工大学中英国际学院。

编译精选

新冠肺炎爆发后，某些国家的政客为了寻找疫情的“替罪羊”，将矛头指向了被边缘化的群体：他们称新冠病毒是“中国病毒”，不仅攻击中国人，还开始排斥包括亚裔在内的其他少数族群。在社会学中，这种仅针对少数族群采取某种特定行动的行为叫做“他者化”（othering）。被“他者化”的族群似乎犯了某种过错，而惩罚、疏远被“他者化”的人似乎能让一些神秘的疾病得到控制。此外，由于传染病通常会跨越国家边境，因此“他者化”的现象也会开始蔓延。

（一）大流行病中由来已久的“他者化”与责备行为

历史上，外来移民和社会边缘群体通常会在大流行病爆发时成为灾难的“替罪羊”。在十九世纪末期，美国曾爆发天花，当时的中国移民群体成了那场流行病的“背锅侠”。在19世纪70年代，加利福尼亚卫生部门在统计该州的疾病发病率和死亡率时发现，在旧金山等城市里有20%的死者死于传染病，有50%的死者是海外移民。在所有死者中，华裔占5-10%，而爱尔兰裔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更高。虽然当时的微生物研究报告表明旧金山里的唐人街并非流行病的发源地，但当时的旧金山人仍然称唐人街为“感染实验室”，认为中国人“没有原则、满嘴谎话、不讲诚信”。在加拿大的一次天花大流行中，中国移民也遭受了歧视和暴力行为。年，在加拿大卡尔加里的一个中国社区内，一伙人袭击了一家中国人经营的洗衣店铺，彼时只有四个加拿大人死于天花。

当然，“他者化”的现象不只出现在北美大陆。在至年的第三次鼠疫大流行中，世界各地都出现了将疫情同种族、移民、阶层划等号的情况，有的国家还采取了有种族偏见的防疫措施。南非的白种人认为鼠疫与种族和移民有关，布宜诺斯艾利斯和里约热内卢的精英阶层也持有同样的观点。有的政府甚至利用大流行病，迫使不受欢迎的群体搬离城市中心。在美国，唯独只有中国人和日本人在旧金山入境时需要被隔离，其他人只需接受检查即可。同时在中国，也有人指责美国人是流行病的罪魁祸首：时任美国驻广州领事就曾在电报中提到，他非常担心在华美国人的安全。

在-大流感中，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劳工和士兵离开法国，回到各自的家乡。但葡萄牙人进入西班牙境内后得到了不一样的待遇。西班牙政府会隔离西班牙人，并且对他们进行治疗；但葡萄牙人不会得到治疗，而且被勒令不得在西班牙境内停留。值得一提的是，加拿大的情况却有所不同：加拿大卫生当局认识到移民不是大流行病传染的唯一源头，因此并未对移民采取强制隔离等措施。

当前仍未解决的艾滋病也能说明“他者化”的问题。在艾滋病刚出现的时候，美国和英国当局认为这是一种少数人会患的疾病（主要是白种同性恋男子）。还有人认为艾滋病的源头来自海地，因此当时生活在北美的海地人也成了被指责的对象。南非政府曾于至年期间遣返约一万三千名马拉维旷工返回马拉维，但彼时只有名马拉维人的艾滋病病毒检测呈阳性。即便后来研究者和政府官员都知道艾滋病病毒只会通过血液传播，仍然有许多国家拒绝艾滋病病毒呈阳性者进入国门，哪怕是短暂的旅行签证也无法得到审批。

在3年于中国爆发的SARS非典疫情中，西方媒体将非典描述为可以跨越国境的致死疾病，认为非典的源头跟中国的农业生产方式有一定关系。非典病例出现在其他国家以后，人们会对有亚洲长相的人感到恐惧或怀疑，纽约和多伦多的唐人街空无一人，因为那里成了高风险感染地。在英国，一些媒体和反对移民的政客利用非典开展竞选活动，反对移民和难民。

在至年，西非国家几内亚、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均出现埃博拉疫情。一位利比里亚公民于年10月在美国得克萨斯州达拉斯市确诊感染埃博拉，因此许多人将埃博拉同非裔人群相联系，生活在达拉斯市的非裔族群更是受到了他人的歧视，甚至有些人认为他们就来自利比里亚。达拉斯市的非裔人在这场“他者化”的攻击下首当其冲，而生活在纽约、新泽西和德克萨斯市的非裔人口也受到了影响，比如一些非裔儿童在学校被霸凌。

（二）新冠疫情爆发初期的“他者化”与责备行为

在新冠肺炎爆发初期，由于特朗普政府意图引导公众舆论让中国“背黑锅”，当时出现了许多反对中国人、反对亚洲人的言论、歧视和暴力。例如，一些商家拒绝为亚裔美国人服务；一位来自香港的华裔女性表示在买东西的时候，会有人故意疏远她，她也听到了一些种族主义言论。有研究发现，大部分受到歧视的人都经历过言论攻击或故意的身体避让，而且歧视行为不只发生在公园、公共交通等场所，在办公室或交谈时也会出现。

在法国，亚裔群体被迫在推特上发布“我不是病毒”的话题标签反对当地的歧视行为；在意大利，当地仅有两个确诊病例的时候，中国人就已经感受到了明显的排外情绪：中国人的商店无人光临、中国人被禁止参加某些特定的商业活动或集会；在英国，一个新加坡交换生则在街头被打得头破血流……

即便是在亚洲，歧视中国人的现象也只增不减。在韩国，一些商家打出“拒绝中国人”的牌子；超过五十万韩国人在一份请愿上签名，呼吁总统禁止中国人入境。类似这样的现象也出现在其他亚洲国家。除了针对亚洲人的歧视和暴力行为，宗教身份也成了新冠疫情期间人们区分“他者”的一个标准。例如，印度政府指责一家穆斯林神学院传播病毒，后来针对穆斯林的暴力活动时有发生。

（三）大流行病的“他者化”与责备行为的恶果

大流行病的“他者化”最首要的社会政治恶果就是使不同群体之间的关系恶化、使不平等现象加剧。实际上，“找替罪羊”的行为不一定源于流行病数据显示的信息，例如美国爆发天花的案例中，即便当时爱尔兰裔人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更高，但当时的矛头仍指向华裔群体。可以说，流行病可以激化针对某一群体的排外情绪。此外，“他者化”也会在族裔社区内部制造分裂。例如在非典流行期间，定居时间较长的华裔居民会怀疑新来的中国移民有传播病毒的风险。

在政策方面，大流行病的“他者化”会导致边境管控、患者隔离的政策出现扭曲。隔离政策不只会参考医学建议，而且会受到社会、文化观念的影响。而且，即便疫情结束，隔离政策的影响力仍然有可能会持续存在。此外，大流行病“他者化”也会阻碍人们真正解决问题。以艾滋病为例，只有政府承认这种疾病并不只会感染某一特定人群，而是使得“普罗大众”都面临危险，媒体才会充分报道这一疾病。而在印度或南非，由于政府不清楚艾滋病与群体之间的关系，因此拖延了遏制HIV病毒蔓延的步伐。社会污名会扭曲公众对于“风险”的认识和估计，导致医疗资源分配不均。

此外，大流行病的“他者化”对政策的影响会超越医疗卫生领域，拓展到其他政策领域，移民政策就是其中之一。例如，南非曾经颁布过移民政策，驱逐国内的马拉维矿工，当时的理由是为了控制HIV病毒的传播，但实际上南非政府真正的目的是借抗击艾滋病之名为本国劳动力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因为当时南非的经济并不景气。至年的埃博拉疫情也使得美国共和党借此机会让更多人转而支持保守的移民政策。更有甚者，特朗普政府直接将新冠疫情列为加大移民限制的首要理由。

大流行病的“他者化”最重要的一个影响出现在公共卫生领域。人们为了避免被污名化、边缘化，会想方设法隐瞒自己出现症状的事实。在新冠肺炎爆发早期，亚裔美国人曾经讨论过是否应该佩戴口罩，因为戴口罩可能会使自己更加醒目，以至于招来不必要的麻烦，甚至带来肢体冲突。研究者发现，认为艾滋病来源于外国人会让本国人放松警惕，导致病毒进一步传播。在新冠疫情期间，有研究显示大部分人认为自己感染的风险并不高，因为与其他边缘群体相比，白种美国人采取自我保护措施的频率较低。此外，当某种新病毒产生后，疫情的走向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人们也会有极大的恐慌情绪，被边缘化、污名化的群体更有可能不信任、不配合政府的工作。

最后，给大流行病命名也会给公共卫生领域带来极大影响，这会直接影响媒体对疫情的报道，公民对疫情扩散的理解、对易感人群的认识。虽然年大流感并不是从西班牙爆发的，但在美国和欧洲，该流感一直被称作“西班牙流感”，实乃一种让公众将疾病同外国联系起来的话术策略。这种以其他国家命名流感的做法会推动人们对“他者”的恐慌和污名化，同时也会带来一种安全的假象，让人们误以为病毒只会感染遥远国度的“他者”。因此，在疫情爆发初期以地区命名，或把疫情与特殊身份群体联系在一起，是有极其强大的影响的。即便媒体后续强调注意自身防护，也难以扭转人们对疾病最初的印象。正因如此，世界卫生组织在年发布了一项声明，要求人们根据病原体而不是流行病最初爆发的位置命名疾病。

译者评述

本文从历史和全球的视角，纵向、横向分析了大流行病“他者化”的问题。“他者化”原本属于社会学范畴名词，通俗地来说是一种孤立某一特定人群的心理。但“他者化”本身会给社会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不仅在于被“他者化”的群体自身权益可能受到损害，也在于社会作为一个整体会受到影响——正如文中所提到的，面对大流行病，“他者化”会让人无法准确判断疫情发展的形势，疏于自我保护，最终影响整个社会的福祉。

然而，造成“他者化”的原因有很多。除了民众的心理因素以外，政治因素和媒体也在其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例如在此次新冠疫情中，特朗普称新冠病毒为“中国病毒”，实际上是期望转移民众注意力、掩盖抗疫不力的事实。在媒体方面，聚焦某一特定群体的感染状况会自然而然放大民众对该群体的恐慌情绪，进而使社会变的分裂。

问题互动

问题1、该如何解决“他者化”的问题？

问题2、为什么人们总是在大流行病中重蹈覆辙、不断出现“他者化”的问题？

如果您对大外交智库本期的“编译精选”、“译者评述”、“问题互动”有所思考或高见，请在文末留下墨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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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王潇洒审核/陈际界

再审/王盖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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